雲也退：美國漢學家狄百瑞逝世，我們該記住他對中國價值的挖掘

文 | 雲也退

1988年5月，威廉·特奧多爾·德·巴瑞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做了一個報告，他說到近幾年去中國大陸訪學：「我最經常被問及的問題是，『儒學在今天的意義何在？』」

提問者基本都是年輕人，想像一下他們的樣子，再想想當時的「文化熱」：西學書籍一擁而入，弗洛伊德、薩特、海德格爾、尼采，存在主義、精神分析、未來學、系統論、「熵」理論等等正大行其道，《讀書》、「走向未來」叢書之類的人文書刊被「飢餓消費」，而那些關心儒家思想的人，則得以接觸到港台一批新儒家的作品。現在遇到這麼一個六七十歲的洋人，還如此精通中國老祖宗的東西，他們豈止好奇，應該說，是很驚奇了。

德·巴瑞當然很感慨。他自己最早接觸中國文化，是在1949年的燕京大學。那年他三十歲，拿了富布賴特基金會的資助，到中國訪學一年。在燕大任教的國學家，錢穆錢賓四先生，給他取了個中文名字「狄培理」。他特別喜歡，後來就用這個名字行走漢學界，發表作品，只是1980年香港一家出版社出他的書時，誤將其名字植成「狄百瑞」，正好大陸文化開放，就此在國內學界叫開。對此，狄老是滿耿耿於懷的。

燕京大學乃司徒雷登於1919年創辦，在民國時期的中國教會學校里，燕大是最有名望的一所。1940年代後期，燕大有著全中國西化程度最高的一批學生和教師，學英語之風大熾，但是，他們跟不學英語的那些師生一樣，都是熱切的愛國者，他們相信跨文化的學習能加強他們對中國文化和自己的認識，並且，尤為重要的是，促進他們所傾心的自由主義文化在中國傳播。正是有感於此，又受錢穆等大師的引導，狄百瑞從另一端出發，以學習中文來了解他本人所棲身的英語文化。

跨文化學習能讓一個人謙卑，視野開闊而敞亮：正如學英語的中國人能更好地認識中國，學中文的美國人，發現自己所屬的文化也換了新顏。狄百瑞在一篇文章里說：「我們與其他人聯絡、交流……突然間，我們一直沉浸其中、被其環繞的那些東西（即指西方文化）的意義破門而入。」

他們的願景都是自由主義——一個理想中的版本。但現實複雜得多。如漢學家本傑明·史華慈所說：「『自由主義』一詞是個泥坑，讓人不情不願地走進去」，興沖沖把這個西方種子拿到中國來，讓它落地，就發現東方的水土不像想像的那麼友好。按說，中國人學不來西方的東西，那是他們的事，但狄百瑞卻生出了別的想法：最好能在中國最悠久的文化里找出與自由主義相通的地方。

於是他去鑽研儒學，研究「儒家人文主義」。他後來說，從一個純化論的自由主義視角來看，中國的人文主義是「異質的，無法適用的」，與「我們預設的西方模板里一般的自由主義特徵」並不相符。中西兩邊，在狄百瑞這裡自始至終是平等的。當中國人遇到本土化困境的時候，狄百瑞看到的不單是中國人的「不行」，他還返身去思考自由主義之被西方「預設」的本質——也就是說，思考它的局限。

對於一個跨文化——具體一點說，從一種居於優位的文化跨入所謂「低檔」文化——的學者來說，這真可謂「德藝雙馨」了。

儘管困難重重，狄百瑞卻相信儒家人文主義和西方的「自由主義教育」，兩者可以結合起來，達成一種「長時段的道德理想教育」，一種「不摻雜著自以為是的互相妥協」。他認為，「自由」一詞在中國歷史的語境里代表著「改良」，用以反對在位的當權者，後者「剝奪了人們滿足合法願望、實現合法抱負的機遇」。這一觀點，當年燕大的中方領導人以及國學家們也是認同的，他們堅信儒學裡面有好的、有益的東西可以保存，堅信中國傳統價值觀的語言，可以表述出人文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與精神。

1940年代後期燕大，給狄百瑞的印象是，雖然五四以後，儒家被魯迅等人掀翻在地，視為現代化的包袱和障礙，也是中國愚昧落後的主要罪魁，但燕京大學保存著對國學的「文化自信」，認為儒學內生著積極因素，能夠跟西方的現代化相容並促進它、滋養它。

而到了八十年代，他感覺不到這種自信了，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孔老二」又被掘墳式地狠批了一次。雖然「四人幫」遭打倒，文革被否定，但儒家的聲譽可是救不回來了，儒家等同於「封建」，封建永遠是壞的，相反，科學總是好的。打個比方，儒家就好像是一個遭了污名詆毀的人，雖然詆毀者的行為被揭發，甚至公開道歉，受害者卻再也無法恢復在旁人眼裡的清白之身。

「禮失而求諸野」——新儒家在這時進大陸，起到了挽救對傳統價值的「信仰危機」的作用。李光耀的新加坡那時正在興旺，靠的正是傳統的儒學價值和社會法則，李光耀很擔心西方的世俗自由主義會毀壞它，但是年輕一代新加坡人卻很反感李家的統治，他們覺得儒學的復興是在為政治壓迫開路。在韓國，情況也類似。台灣是保留儒學傳統較好的地方。至於日本，儒學表面上還是主流意識形態，但狄百瑞引用了當時引起廣泛關注的一本著作《認真看待日本》，說，如果用傳統的方式去看，日本人很少談論那些特別儒學的東西。

狄百瑞活了九十八歲，他的學術工作，前期一直是把儒家的東西引介給西方人，編定了一批「東方正典」，後來他發現，中國大陸的人自己都對儒家及其遺產沒信心了，跟燕京大學那個時候完全不同了。

同時，儒學分散出了多個版本，擴散到東亞、東南亞、南亞，與其他民族的政治和學術實踐結合起來。於是他又把自己的研究方向擴延到亞洲其他地方的「儒家文化圈」，一家一家去調查清楚……一個大家族敗了，瓦解了，家當滿地扔，被左鄰右舍各取所需，撿回家去用，狄百瑞的工作，往簡單里說，就相當於查清這些失散了的家當，登個記造個冊。

狄百瑞的著作

儒家留下一筆棘手的遺產。不過每一個歷史悠長的文明古國，在進入現代的時候都會拿著這份遺產為難，極端點的便摔之棄之，一言以毀之。因此，還真得是狄百瑞這種空降過來的外人，能拿文獻當純粹的思想文本，從裡面挖出有價值的東西，只是，這種學術工作在擁有第一手中國經驗的人讀來，少不了誤讀、浮皮潦草和一廂情願的地方。

他還把亞洲經典文獻引入到研究生課程里。1964年，他在一篇文章里發出警告：「非西方研究」「將讓困擾我們的一切孤立主義或褊狹長久存在下去，之所以產生孤立主義或褊狹意識，是因為我們以為其他文明的意義首先存在於其與歐洲和北美文明的不一樣上面。」這是徹底的持平，完全認肯了「其他文明」獨立於西方文明存在的價值。

他的另一個觀點也是永遠開明而正確的：但凡經典，都包含了「偉大的文明對話」，因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必須在變化的語境下去讀。因而，狄百瑞不認為從儒家典籍里尋找現代價值是「一廂情願」。他說，研究文獻，目的是促進現代人的「智識生長」，為此，我們讀文獻，自然應該因應當下的語境去找出所需要的東西，自然應該去判斷，文獻中的哪些東西最長久地有益於「好生活」。

（本文原標題：《狄百瑞，德藝雙馨的跨文化精神》）

【作者簡介】

雲也退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獨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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