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蘭國都與古代羅布泊的歷史地位

樓蘭古城由於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它的諸多歷史地理問題，包括它的歷史地位和興衰變遷，一直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國內外學者論述頗多。近年來，新疆考古界對樓蘭古城為中心的羅布泊西北側地區諸多地點的考古發掘和研究，特別是侯燦先生和孟凡人先生在有關樓蘭研究方面有較多著述，提出許多極有價值的見解和論述，對樓蘭的歷史地理研究有很大的推動。然而，有關樓蘭城的歷史地位和樓蘭國的都城在何處以及樓蘭城出現的時代等問題，可以說至今仍未得到解決。筆者認為，這些問題是樓蘭研究的基本問題，有必要進行深入討論。本文試就這幾個問題略述管見，以期有助於樓蘭研究的深入。

一、羅布泊西北側地區是樓蘭國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關於樓蘭與鄯善的都城，關於樓蘭城是否曾作過樓蘭國的都城，前人多有論述。近年來，侯燦先生根據他在樓蘭的考古研究並綜合前人的考古成果，在《樓蘭城的發展及其衰廢》一文中，對樓蘭城出現時代和歷史地位又進行了較深入的論述。他認為，樓蘭城所在地區人類活動歷史悠久，可以上朔至西漢，樓蘭城曾是樓蘭國的王城。「通過對以上遺物的比較分析，我可以得出一個認識：樓蘭自新石器時代聚落興起以來，以石器與金屬工具混用時期及以後，這裡一直有著人類在積極活動，這個城市也一直在發展著、使用著；從出土遺物表明，時間愈晚，中原文化特點愈多，器物品種愈多，這種考古學上現象的出現，當然不是偶然的。只要我們結合我國古代史籍的記載來考察，便不難得到釋疑。《漢書·西域傳》記載：「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泥城」。又載：「元鳳四年（前77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在引述《漢書·西域傳》這一段話後，緊接著，作者寫道：「更名後的鄯善應予南遷，樓蘭王城遂成為漢代的屯墾戍守重地」（《高昌樓蘭研究論集》230頁）顯然，侯燦先生在這裡已明確指出樓蘭城在西漢元鳳四年以前就已存在。

而孟凡人先生近年來在他的《樓蘭新史》中提出樓蘭城是在兩漢之際才出現的，樓蘭城不是樓蘭國的都城等一系列新觀點：「據《史記》和《漢書》記載，西漢元鳳四年（前77年）以前，『樓蘭』系指樓蘭國。這個時期，羅布泊一帶僅僅是樓蘭國的東北邊境地區，是樓蘭國的組成部分之一。元鳳四年傅介子刺殺樓蘭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後，西漢佔據了羅布泊和孔雀河下游的北岸地區，並在伊循屯田……。」（《樓蘭新史》17頁）；「樓蘭城的知名度很高，在人們的印象中樓蘭城與樓蘭國是緊密相連的，好象樓蘭城在漢通西域之前就已存在了。一些研究者正是按照這個想法來闡述有關問題的。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

樓蘭城在西漢時期尚未出現，「它的崛起是在兩漢之際」（《樓蘭新史》36頁）；「樓蘭古城不是樓蘭國和鄯善國的都城」；「近百年來，各種國都說對樓蘭古城的性質給予了不同的解釋。過時陳說姑且不論，現在最流行的大致有兩說。一種意見認為，樓蘭古城即＠泥城是樓蘭國也是鄯善國的都城……。另一種意見認為，樓蘭古城是樓蘭國都，元鳳四年更名鄯善後，國都便遷到了今若羌附近的＠泥城……此說與前說的主要區別，是以元鳳四年為界分割了樓蘭古城與樓蘭國和鄯善國的關係。但是他們並未說明元鳳四年之後至東漢時期，以及魏晉前涼設西域長史時期樓蘭城和樓蘭地區與鄯善國的關係。我們的看法與上述意見截然不同，認為樓蘭古城出現於兩漢之際，魏晉前涼時期樓蘭城是西域長史治所，樓蘭城從未作過樓蘭國或鄯善國的都城」（該書163-212頁）

筆者同意侯燦先生的觀點，即認為樓蘭城在西漢元鳳四年以前就已存在，儘管他沒有明確指出樓蘭城最早出現的時代以及沒有闡述從聚落到城的發展和轉變過程，因為聚落與城存在著本質的差別，筆者不同意孟凡人先生關於樓蘭城是在兩漢之際才出現的以及羅布泊地區是樓蘭國東北邊境的觀點。

首先，筆者認為，羅布泊地區是古代樓蘭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樓蘭國從它在歷史文獻中最早出現之時起，就一直處於重要地位。它的重要地位與它的政治中心於羅布泊西北側這一重要地理位置有密切關係。

樓蘭國地位的重要，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就見於《史記·匈奴傳》的記載。西漢孝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匈奴單于致漢朝信中稱：「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

張騫通西域後，樓蘭國地當漢朝通西域的孔道。《史記·大宛列傳》記載：「自博望侯開外國道……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其明年（據《史記·匈奴列傳》，此年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擄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這一段記載，明顯表明樓蘭比姑師對漢使所造成的麻煩更頻繁，更嚴重，所以漢朝派兵先攻打樓蘭，虜樓蘭王。這就表明，樓蘭比姑師更當孔道，這個孔道就是由「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然後經羅布泊北側再沿庫魯克塔格山脈南側的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下遊河道向西的這條通道。只有樓蘭國的政治中心位於這條通道上，樓蘭國才能比姑師對漢朝使者造成更嚴重和更頻繁的麻煩，以及漢朝才能派兵先去攻打樓蘭並虜其王。如果樓蘭的政治中心位於阿爾金山北側的今若羌，樓蘭不會對漢使造成頻繁和嚴重的麻煩，漢朝也不會把樓蘭作為首攻的目標。

《史記·大宛列傳》又記載，漢武帝派使者去大宛「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遭拒絕，「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此即前引文中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趙破奴以輕騎七百餘攻樓蘭並虜其王），以定侯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此段記載又重複記述了漢朝以七百輕騎進攻樓蘭，則是更加突出了此次進攻樓蘭的目的，即為貳師將軍李廣利進攻大宛掃清道路。這是因為樓蘭正是處在李廣利進軍所必經的道路上。李廣利此次進軍的路線，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漢書·西域傳》中記載為輪台），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攻破大宛之後，「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從李廣利行軍經過侖頭（輪台）到征伐大宛後漢朝自敦煌至鹽水設置亭障以及在侖頭進行屯田，表明自敦煌經羅布泊北側再沿著庫魯克塔格山脈南側的古代的塔里木河—孔雀河下遊河道，是貳師將軍的行軍路線，也是漢代通西域的主要交通路線。如果這時羅布泊地區只是樓蘭國的東北邊境，那麼，樓蘭國對漢代的這條交通路線不至於會造成嚴重的威脅，漢朝也沒有必要在李廣利進攻大宛之前先要進攻樓蘭，虜其王。

上述《史記·大宛列傳》中所記載的趙破奴率輕騎七百人虜樓蘭王破姑師一事。在《漢書·西域傳》中也有記載，但孟凡人先生在引《漢書·西域傳》中的這一段記載後，為了自圓他的關於樓蘭在西漢時期不存在的說法，認為漢朝軍隊是到LK去捕抓樓蘭王的（他認為Lk是伊循）：「按西漢之世樓蘭城尚不存在，當時樓蘭國距今羅布泊最近的重要城鎮是在樓蘭古城之南的伊循。姑師在今吐魯番，焉耆在匈奴勢力範圍之內。這種態勢與『漢列亭障至玉門』結合起來判斷，破奴的行動路線應是從玉門關出發，走『樓蘭道』（孟凡人先生所說的『樓蘭道』是指經玉門關再經羅布泊北側向西的通道）至今羅布泊北岸南下虜樓蘭王，然後回師向北越山擊姑師，再從西域北道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樓蘭新史》50頁）孟說顯然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既然孟凡人先生認為樓蘭的政治中心不在羅布泊地區，而在今若羌附近，那麼樓蘭國王為什麼要到LK處讓漢朝軍隊去捕抓呢？對此，孟凡人先生又作如下解釋：「漢代史料表明，漢始通西域之時，樓蘭國在『樓蘭道』之南有城邑。

《漢書·西域傳》說『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這裡所說的漢使是指來往於『樓蘭道』上的使者，因此他們耳聞目睹的城邑必距『樓蘭道』較近。同傳又記載『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樓蘭國都在今若羌，破奴只率七百輕騎，若從『樓蘭道』長驅四、五百里深入樓蘭國腹地，到國都虜樓蘭王是很冒險的。這樣做既無成功把握，難以迅速解決戰鬥，又與破奴急於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的使命不相容。所以虜樓蘭王之地必距『樓蘭道』較近，據前引史料當時樓蘭王可能因指揮與漢朝的鬥爭正在樓蘭地區活動。而樓蘭王所居之地就應是在該地區的主要據點，漢使報告的城邑或即指這個據點來說的。由於西漢之世樓蘭城尚未出現，『樓蘭道』附近亦無其它城邑，因此樓蘭王所居的據點，則應是在『樓蘭道』之南不太遠的一座城邑。漢代史料表明，伊循城的位置靠近『樓蘭道』。《漢書·鄯善傳》記載，傅介子刺殺樓蘭王后立尉屠耆為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據此可知伊循城附近土地肥美，故必靠近河道，水源充足，樓蘭王欲依伊循屯田威重，王都必距伊循城不太遙遠。而漢同意在伊循屯田，也說明伊循距漢『樓蘭道』上大本營居盧倉不會很遠……根據前述分析，我們認為，LK古城基本符合伊循城應具備的條件……」（《樓蘭新史》108-110頁）

筆者認為，孟凡人先生所認為的趙破奴率七百輕騎是到LK捕抓樓蘭王，樓蘭王是在LK指揮與漢朝軍隊戰鬥這一見解，是不能成立的。樓蘭國是個小國，兵力很少，只能遮殺人數很少的漢朝的使者，搶劫一點財物，如此而已。如果說樓蘭國都位於今若羌，那麼樓蘭國王要跑到如孟凡人先生所說的「樓蘭國東北邊境」的羅布泊地區去指揮與漢朝大軍作戰，這是不可能的，樓蘭王再愚蠢，也不會幹這種以卵擊石的蠢事。我們只有用羅布泊地區是樓蘭國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趙破奴虜樓蘭王這一事件才能解釋得通。

《漢書·西域傳》中還有許多處的記載表明羅布泊地區的重要，並非如孟凡人先生所說的是樓蘭的東北邊境：「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將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這一記載也表明，匈奴對樓蘭非常重視。匈奴之所以重視樓蘭，是由於樓蘭所處位置非常重要。而只有樓蘭的政治中心位於羅布泊西北側，它的地位才會顯得重要，如果樓蘭的政治中心不在這裡，而在今若羌，那麼，匈奴對樓蘭就可能不會如此重視。另外，這一記載中的「便道引兵捕樓蘭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便道」，表明樓蘭國王所居住的政治中心位於漢朝大軍所經過的通道不遠。筆者認為，此「便道」一詞為樓蘭王國政治中心位於羅布泊西北側地區提供最有力的證據。而LK不能看作是位於「便道」上。LK距LA的直線距離尚有50公里，而LA距漢朝由玉門關經羅布泊北側向西的這條通道可能還有約10公里。LK距漢朝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如此之遠，把LK看作是位於「便道」上，似乎不太合理。樓蘭國的都城若在若羌，其國王也不會兩次到LK讓漢朝軍隊去抓捕。再者，「便道引兵擒樓蘭王」是漢武帝的命令，漢武帝又怎麼會知道樓蘭王此時恰好從其都城來到LK，讓漢朝軍隊從便道去能擒到樓蘭王呢？當然，如果樓蘭國的都城位於若羌，其國王也沒有來到LK，那麼到若羌去捕抓樓蘭王，更不是「便道」。這些疑點都說明，漢朝軍隊兩次都不是在LK捕樓蘭王的，更不會到今若羌去捕抓樓蘭王，而只能是樓蘭國的都城位於距漢朝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很近的羅布泊西北側地區，才能說是「便道擒樓蘭王」。

《漢書·西域傳》：「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這一段記載明顯表明樓蘭國的都城位於羅布泊地區。所謂送迎漢使，當是指樓蘭國王或樓蘭國上層官員所為，而不可能是普通百姓所為，因為這種迎送活動應當具備政治的或外交的意義，所以必定是政府的或官員的行為，而不是普通百姓的行為。如果說樓蘭國的都城不在羅布泊的西北部距離漢朝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很近，而是在今若羌，而羅布泊地區如孟凡人先生所說是樓蘭國的東北邊境地區，那麼，樓蘭國的國王和上層官員怎麼能去送迎漢朝的使者呢？只有樓蘭的政治中心距漢朝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很近，才能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如果羅布泊地區只是樓蘭的東北邊境地區，這裡的樓蘭居民數量無疑會很少，他們又怎麼能「常主發導，負水擔糧」呢？還有，《漢書·西域傳》中說樓蘭「當白龍堆」，應當是指其都城距白龍堆很近。如果樓蘭的都城位於今若羌，距白龍堆則很遠（白龍堆位於羅布泊的東北側），與《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則大相徑庭。

《漢書·傅介子傳》記載：「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這樣，就有傅介子刺殺樓蘭王，立新國王尉屠耆，改國名為鄯善。此事在元鳳四年。這一段記載對於確定樓蘭國的政治中心位於羅布泊西北側地區提供寶貴信息。首先，這一段記載表明，匈奴的使者到龜茲等塔里木盆地北側諸國的行蹤，樓蘭國王很清楚，這就表明，樓蘭國的政治中心應當位於匈奴使者所經過的道路上，而只有其政治中心位於羅布泊西北側地區，才是位於匈奴使者行進的路線上，這條路線即由吐魯番盆地經羅布泊西北側地區再沿庫魯克塔格山脈南側的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下遊河道向西到龜茲，才是順理成章。如果樓蘭國的都城位於今若羌，匈奴使者要到龜茲等塔里木盆地北側諸國，是不會經過今若羌，那麼，樓蘭國王怎麼會知道匈奴使者的行蹤呢？這一段記載還表明，樓蘭的都城和龜茲，都距漢使通西域的同一條通道附近，這樣，樓蘭才是距漢朝最近，只有如此，霍光才讓傅介子先「驗之於樓蘭」，如果樓蘭國的都城位於今若羌，不是距漢朝使者去龜茲等國的通道附近，那麼傅介子怎麼會去先「驗之於樓蘭」呢？

以上據歷史文獻記載所進行的分析，使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樓蘭國的政治中心必定位於羅布泊的西北側。只有如此，才可以解釋樓蘭地當漢通西域的孔道，才可以解釋匈奴使者去塔里木盆地北側諸國，要經過樓蘭，樓蘭國王才能知道匈奴使者的行蹤。

二、樓蘭國與樓蘭城名稱的關係與樓蘭國都城位置

前面闡述了古代羅布泊西北部地區是樓蘭國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但樓蘭國的都城究竟在這一地區的具體的什麼位置呢？筆者認為，樓蘭國的都城就是位於LA，斯坦因以代號LA表示的樓蘭城遺址。只有這樣，才可以解釋樓蘭名稱的來歷。

但孟凡人先生認為，樓蘭城是在兩漢之際才出現的，按照孟凡人先生的說法，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是從元鳳四年樓蘭國改名為鄯善，這期間相隔約有近百年的時間，或者大致相當於三代人的時間。相隔如此之長的時間，一般來說，老的樓蘭國的名稱，在普通人的記憶中，可能早已淡化或淡忘了。因此，若樓蘭城是在兩漢之際才出現，要用將近一百年前被廢棄的名稱來命名這個城市，似乎是不符合情理的。對此，孟凡人先生提出如下解釋：「從『樓蘭』作為國名和城名在相隔很久兩度出現來看，『樓蘭』既不是樓蘭國也不是樓蘭城的專用名稱。『樓蘭』之稱很可能是源於一個比樓蘭國和樓蘭城出現時間更早、影響更大、生命力更強，並能左右國名和城名的自然界的自在之物。基於這種考慮，我們認為，馮承鈞的意見是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公元八、九世紀生活在米蘭一帶的吐蕃人，將大鄯善城稱為Nob-Chen，小鄯善城稱為Nob-Chung，顯然是城本湖名Nob。由此可見，『樓蘭』一稱很可能亦本自湖名。按牢蘭海最早見於《水經注》，但是《水經注》卷二確用《漢書·樓蘭傳》原文來解釋牢蘭海。這個現象表明，《水經注》的作者認為牢蘭海一稱在漢始通西域時就已存在了。由於牢蘭海是鄯善境內最大的集水中心，其南北兩岸自古以來又是重要的交通門戶，因而牢蘭海在古代鄯善人的心目中必然佔有很高的地位。眾所周知，古今中外不乏以名川，或以重要名勝等為國或城命名者。具體到樓蘭國，牢蘭海在晚更新世和全新世以前即已形成。顯然應該海名在前，國名在後，這是歷史造成的事實。所以我們認為，樓蘭國乃是本於牢蘭海這個湖名。同理，當位於牢蘭海旁的樓蘭城興起之後，城本湖名亦順理成章。在史籍中『樓蘭』一稱先以國名，後以城名兩次出現，道理恐怕正在於此」（《樓蘭新史》22頁）

孟凡人先生的解釋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細琢磨，就會發現若干疑點。

首先，如果樓蘭城是在兩漢之際出現的，那麼，該城是誰建的？是漢朝政府建的嗎？筆者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兩漢之際，中原地區戰亂，中原王朝是顧不上在此建一座城市的。那麼，是鄯善國建的嗎？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按照孟凡人先生的說法，羅布泊地區是樓蘭的東北邊境地區，那麼也應是後來鄯善的東北邊境地區。鄯善國為什麼要在此東北邊境地區建一座城市呢？鄯善國願意在此建一座城市為漢朝派往西域的使者「負水擔糧」嗎？其建城的動機是什麼呢？看起來，兩漢之際鄯善人在羅布泊西北地區建樓蘭城也是不大可能的。

再進一步來說，筆者認為孟凡人先生所說的，樓蘭城是在兩漢之際才出現的，其命名是「城本湖名」這一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如孟凡人先生所說，「由於牢蘭海是鄯善境內最大的集水中心，其南北兩岸自古以來又是重要的交通門戶，因而牢蘭海在古代鄯善人心目中必然佔有很高的地位……當位於牢蘭海旁的樓蘭城興起之後，城本湖名亦順理成章」，那麼，如孟凡人先生所說的，早就存在的「位於樓蘭國東北邊境的重鎮」的LK古城，與樓蘭城相比，位於羅布泊更近，而且是正對著羅布泊的中部，既然「城本湖名」，那麼，LK城更有理由用「樓蘭」來命名。「樓蘭」一名何必要留給在兩漢之際才出現的這座城市來命名呢？

筆者認為，「樓蘭」一名若如孟凡人先生所說的是古代羅布泊的湖名。也就是說，樓蘭城的名稱如果是用湖名來命名的，那麼後來在李柏文書中又稱樓蘭城(LA)為「海頭」，顯然是沒有必要的，而且，湖名與「海頭」也是不同義的，也是很矛盾的，也就是說，既然有一個「樓蘭」這個湖名來稱呼這座城市，那麼，為什麼又稱其為「海頭」呢？對一個城市不可能同時用兩個互相矛盾的名稱來稱呼。據此，我們認為，樓蘭一名最早很可能不是湖名，而是先有國名和城名，然後才有「牢蘭海」一名。在古代漢文史籍中，最早的羅布泊的名稱，在「山海經」中記載為「＠澤」，在《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為「鹽澤」，在《漢書·西域傳》中記載為「蒲昌海」，都不見用「樓蘭」稱呼古羅布泊，因此，筆者認為，「牢蘭海」一名，應當晚於樓蘭國和樓蘭城名稱的出現時間。

《漢書·西域傳》記載，西漢時期，塔里木盆地的諸多「城國」中，國名與國王所居住的都城名稱一致的有許多，如：且未國，王治且未城；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彌國，王治＠彌城；皮山國，王治皮山城；烏＠國，王治烏＠城；莎車國，王治莎車城；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尉頭國，王治尉頭谷」等。這一記載為我們判斷樓蘭城是在元鳳四年樓蘭國改名為鄯善國之前就已存在的又一個根據。這些城名與國名一致的都城，雖然國名後來不存在了，但城名仍有許多保存下來。然而，這些保留和原先國名一致的城名，沒有一個是在國名廢棄後經很長時間又用原先的國名來命名城名的，都是出現的時間很早，我們可以把這一情況視為普遍規律。因此，若如孟凡人先生所認為那樣，樓蘭城是在樓蘭國改名後又經很長時間才出現的，而且又用原先的樓蘭國命名，顯然是和《漢書·西域傳》記載的具有普遍的規律性的情況相違背。

除了上述理由，在LA遺址以及附近地區發現的大量石器時代的遺物，也表明LA遺址不是在兩漢之際才出現的，而是在西漢以前很早就出現，表明該遺址有悠久歷史。這些石器時代的遺物有：斯坦因採集的大量石器，近10多年來新疆考古所（包括侯燦先生）在此又採集到大量石器。特別值得提一下的是，1979年12月筆者和新疆考古所的諸多同仁一起考察樓蘭古城，同去的艾爾肯同志在LA古城遺址附近撿到一個很精製的白玉磨製的石斧。此石斧的精製，表明它不是作為工具使用，而是作為早期樓蘭國的祭祀或慶典使用的器物。這也為LA曾是樓蘭國的政治中心提供了證據。

三、樓蘭城產生與存在的地理基礎

筆者認為，樓蘭城的歷史應當很早。這與其所在的地理環境與地理位置有密切關係。

羅布泊西北側地區由於其相對較優越的地理環境和地理位置，一直是樓蘭國的政治中心。

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在羅布泊的西側形成面積廣闊的三角洲，並分出許多岔流。今天從衛星圖片上仍可以清楚看到在乾枯的羅布泊西北側，孔雀河干河道的尾部，有若干條古河道分布，即是古代羅布泊西北側的這個小三角洲上的諸多岔流。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尾端小三角洲的形成。由於塔里木河含沙量很高，而且水量變化也大，夏季水量暴漲，含沙量又高，就在尾部分成若干岔流。形成小三角洲，就象黃河和長江的三角洲。古代羅布泊西北部的這個小三角洲，相對於乾旱的塔里木盆地來說，這裡由於塔里木河一孔雀河帶來豐沛的水資源，經由諸多岔流注入羅布泊中。沿著這些岔流的兩側，便有可能生長著茂密的胡楊樹、紅柳、蘆葦以及各種草本植物。據侯燦先生的報導，在樓蘭古城遺址南面的古河道兩側，分布著大面積的枯死胡楊林。這個小三角洲為從事農業和畜牧業生產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另外，位於羅布泊西側的塔里木河下游，還有一個大三角洲。它的北側達庫魯克塔格山脈的南緣，它的南側達阿爾金山北側山前沖積扇的前緣，今若羌的北面。這個大沖積扇也是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頻繁改道和泛濫形成的。今天在衛星圖像上也可看到許多古河道。《漢書·西域傳》記載，「鄯善國……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葭葦即蘆葦，包括高蘆葦和矮蘆葦，胡桐即胡楊樹，為高喬木，生長於河流兩側。形成「荒漠河岸林」，檉柳即為紅柳，為灌木，適應性很強，能生長於鹽鹼化程度很高與地下水位很深的地方。《漢書·西域傳》所記載的這一情況，應當是羅布泊西側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大三角洲地區的景觀。《漢書·西域傳》將古代的羅布泊稱為蒲昌海，就可能是因它的周圍生長很多蘆葦而得名。據斯坦因在《亞洲腹地》一書中的敘述，在羅布泊西側地區，有枯死的蘆葦根分布的地方很多。這些都是有力的證據，表明《漢書·西域傳》所記載的「鄯善……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就是羅布泊西側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三角洲地區的自然景觀。現代塔里木河下游地區也分布著大片有胡楊、紅柳、蘆葦等植物構成的天然植被。而在阿爾金山北側的若羌地區，沒有如塔里木河和孔雀河這樣的大河，從阿爾金山流出來的若羌河，是一條比塔里木河小得多的河流，在它的兩側不可能形成大面積的「葭葦、胡桐、檉柳、白草」的天然植被。而《漢書·西域傳》所記述的鄯善國「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也應當是描寫羅布泊西側的塔里木河—孔雀河三角洲地區人民的情況。因為位於阿爾金山北側若羌地區綠洲的面積很小，沒有足夠的空間供人們「隨畜牧逐水草」。因此，可以認為，在樓蘭國時期，羅布泊西側的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大三角洲地區地位非常重要，是樓蘭國居民和經濟的主要分布區。甚至到鄯善國時期，羅布泊西側的塔里木河—孔雀河大三角洲也是其重要的居住區和經濟區。因此，古代羅布泊地區地位很重要，有其一定的地理基礎。

而位於羅布泊西北側的小三角洲，則是大三角洲中自然條件更為優越的地區，因為在羅布泊西側塔里木河—孔雀河大三角洲地區的諸多古河道，只有沿庫魯克塔格山脈南側流動的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下遊河道的尾部才有小三角洲，而其它的古河道的尾部則沒有小三角洲。這個小三角洲的存在，表明沿庫魯克塔格山脈南側的這條河道是諸多下遊河道中水量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河道，是古代大三角洲地區的主要河道，而其它的古河道則是相對水量較小，延續時間較短的河道。

前已指出，在這條主河道尾部，羅布泊西北部的小三角洲上，同時存在著若干條岔流，並不是只有一條幹流注入羅布泊中。並不是如孟凡人先生所說的那樣，位於樓蘭附近的河道是兩漢之際由於古代塔里木河—孔雀河河道的尾部由北向南遷移才開始形成的，在LA遺址出土的文書中，記載有「北河」（「溉北河田一頃」）。既然有北河，就應當有南河等與之相對應，表明直到樓蘭城存在的晚期，在樓蘭城的南面和北面，分別有北河和南河等多條河道。今天的實地調查，也表明在樓蘭古城的南北兩側，各有一條古河道，而且，這兩條河道在樓蘭古城的東部相會合。這樣，樓蘭城是位於一個由兩條河道所包圍而成的島狀地域之上，這樣一個島狀地域，是建城的理想之地，吐魯番的交河故城即是位於一個有兩條河流包圍而成的島狀地域之上，在一個自然條件相對較優越的羅布泊西北側的小三角洲上的由兩條河流形成的島狀地域，就是樓蘭城興起的地理基礎。

由於羅布泊西北側地區的小三角洲自然條件相對較優越，這裡從很早的古代，就是塔里木盆地人類的重要居住地區。據王炳華先生對孔雀河下游古墓溝遺址的研究，這裡至少在3800年前就開始有了人類居住的歷史，那時的人們在這裡從事農業、畜牧業和狩獵與漁捕，表明那時這裡有可以從事農業種植的土地和水資源，有面積廣大的天然植被可供放牧，畜牧業是古墓溝人主要謀生手段。在這裡的面積廣大的天然植被中，棲息著眾多的野生動物供人們獵捕，同時又有面積廣大的水體，包括眾多的河網和大面積的湖泊，可供漁捕。這裡的優越環境，為古代居住在這裡的人們提供了多種謀生的條件。從A·斯坦因、黃文弼、F·貝格曼、陳宗器，直到近10多年來新疆考古所的研究人員（包括由侯燦先生任隊長的考察）在羅布泊西北側的小三角洲地區，包括在LA遺址和在庫魯克塔格山脈南麓的孔雀河北側諸多地方，發現的大量石器，為這個小三角洲地區人類生存的悠久歷史提供證據。

羅布泊地區早在漢代以前，就是黃河流域與塔里木盆地交往的通道。《山海經》中的《西次三經》：「不周之山……東望＠澤，河水所潛也」。酈道元的《水經注》卷一《河水》中，認為「＠澤」就是《漢書·西域傳》中的蒲昌海，鹽澤，又稱牢蘭海。《山海經》的成書時代，據我國學界前輩顧頡剛和譚其驤先生認為，是戰國時期的作品。但也有人認為其成書時代要早得多。即使是成書於戰國時期，它也說明，那時羅布泊地區就已經是黃河流域與塔里木盆地交往的通道。而且，那時人們已經形成了黃河的重源潛流的概念。所謂重源潛流，是指古代人們認為塔里木河是黃河的源流，對塔里木河流入羅布泊後，羅布泊之水不見增加，以為是經過地下潛流而又流出為黃河。當然，今天看來，重源潛流的概念是錯誤的。但是，在古代的戰國時期，中華民族的祖先能把塔里木河與黃河聯繫起來，並形成重源潛流的概念，這是很不簡單的。本文不擬對我國古代這一很有意思的地理概念作更多的分析，在這裡只是想指出，這樣的概念的形成，只有在人們頻繁交往的基礎上才能形成。也就是說，在戰國時期，羅布泊地區就已是黃河流域與塔里木盆地之間頻繁來往的通道。而羅布泊地區的相對較優越的自然環境，人類的悠久的居住歷史和作為漢代以前黃河流域與塔里木盆地頻繁交往的通道，就是羅布泊地區早在西漢以前就成為樓蘭國政治中心和主要居住地區的原因。

古代羅布泊地區不僅是黃河流域與塔里木盆地之間交往的通道，也是青藏高原與北方蒙古高原之間南北交往的通道。《漢書·趙充國傳》記載趙充國關於匈奴與居住在青海高原上的羌人之間聯繫的闡述：「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古代羅布泊處在東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交通的樞紐位置，從樓蘭地區的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所得出的結果也可以得到說明。正是由於自然環境的相對優越和地位的重要，是匈奴人對樓蘭一直很重視的原因。也是羅布泊地區早在西漢元鳳四年以前就是樓蘭國的政治中心和最重要的居住地區的地理基礎。

關於樓蘭城出現的時間，《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了「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這是司馬遷根據張騫第一次西域之行所報告的有關西域情況而作的記載。這就表明，在張騫通西域之前，樓蘭國就已有城郭了。在張騫通西域之前，樓蘭國的城就不止一個。但位於羅布泊西北側小三角洲，是樓蘭國的主要居住地區，是樓蘭國的政治中心所在，它的都城應當在這裡。這就是樓蘭城。塔里木盆地的諸「城國」的城，是當地人民很早就已建築而成的，是當地人民自己創造。我們現在只能說在西漢之前很早，羅布泊西北側地區就已出現城。但最早的城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由於缺少依據，現在還不能妄加推測。這是一個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以上的闡述表明，早在元鳳四年以前，羅布泊地區就已是樓蘭國的政治中心，樓蘭城就已存在。樓蘭城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在孝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之前就已存在，也即是說，在兩漢之際之前的兩百多年，樓蘭城就已存在。這是一個有充分根據的推斷。至於樓蘭城更早出現的時間，由於現在尚無依據，不能進行推斷。因此，有關羅布泊地區的歷史地位和樓蘭城出現的時間，不是如孟凡人先生所認為的那樣，羅布泊地區在西漢時期是樓蘭國的東北邊境地區，樓蘭城也不是在兩漢之際才出現。

《漢書·西域傳》記載的「鄯善國，王治＠泥城」，應當是在元鳳四年傅介子刺殺樓蘭王，立尉屠耆為王並改國名為鄯善後的都城，則是位於今若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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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人：《樓蘭新史》，中國光明日報出版社紐西蘭霍蘭德出版有限公司聯合出版，1990年。

侯燦：《樓蘭遺址考察簡報》，載《歷史地理》創刊號，1981年。

林梅村：《樓蘭尼雅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1985年。

王炳華：《孔雀河古墓溝發掘及其初步研究》，載《新疆社會科學》，1983年第一期，又收入作者的《絲綢之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83—201頁。

王炳華：《古墓溝人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幾個問題》，載《絲綢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202—209頁。

袁珂校註：《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0頁；又，袁珂校譯，《山海經校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9頁。

顧頡剛：禹貢注釋，載於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科學出版社，1959年，1-54頁。譚其驤：《山海經簡介》，《中國大百科全碎·地理學卷》，370-371頁，又收入作者《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370～372頁。譚其驤：《論〈五藏山經〉的地域範圍》，《中國科技史探索》（國際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又收入作者《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373-473頁。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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