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周金文看西周宗廟「圖室」與早期軍事地圖及方國疆域圖

從古文獻資料看，我國人物圖像繪製歷史可追溯到戰國時代，其前是否有，則無從考證。地圖繪製歷史，從文獻資料看，戰國時可能已有地圖的繪製和使用了；如果結合古文獻和出土考古資料，秦朝完全可以證明各個郡縣有比較詳細的地圖資料了。戰國之前是否有人像的繪製和地圖的繪製、使用，文獻與考古資料則屬闕如。

目前西周時期的金文資料已越來越多，通過這些西周金文資料，可以證明在西周時期已有先祖的畫像和東國疆域圖及劃分的方國疆域地圖了，而且可證明在商代晚期與西周初期已經有軍事地圖了。這可把我國的人像繪畫史和地圖繪製史向前推進數百年到一千年，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一、無叀鼎、善父山鼎周廟「圖室」考

我國古代貴族階層所建宗廟往往有先祖畫像以供祭祀，明清時代從達官貴人到皇室的宗廟中所見先祖畫像在今日還可看到不少，如故宮就有許多這種清人皇室先祖的畫像。

這種在宗廟中為先祖繪製圖像的禮俗能上溯到何時呢？從古文獻資料看，這種在宗廟中設立畫像的現象最早出現在《楚辭》中。《楚辭·招魂》云：「像設君室，靜閑安些。」南宋朱熹在《楚辭集注》中認為在君室設立畫像的現象是一種楚國習俗。他說：「像，蓋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也。」清初一代樸學大師顧炎武也根據這一資料，指出這種禮俗是從戰國時代開始的，他在《日知錄》卷14專列《像設》一節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考證。他說：

古之於喪也有重，於祔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屍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太公之廟，麻嬰為屍」，《孟子》亦曰「弟為屍」，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屍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屍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1]528

顧炎武以為戰國之前祭祀先祖只有扮作先祖之「屍」和宗廟神主、神桿(即「重」)，卻沒有先祖的神像，神像是從戰國時才興起的。《楚辭·招魂》相傳為戰國時宋玉所作，其文「像設君室，靜閑安些」明確地表明在招魂的祭祀之室中有神情幽靜安閑的神像。但古今學者看法不大一致，朱熹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地域之俗：「楚俗」；而顧炎武似乎不認為是一種特殊的「楚俗」，認為這是時代的變俗。今人姜亮夫則肯定了顧炎武的說法：「崑山顧亭林乃以為像者，戰國以後以屍禮廢而像事上，言之最為有理。」並進一步調和了朱熹之說：「則此『像設』直是楚人舊習。」[2]第3冊477

不過，古人也有不同意顧炎武之說的。清人左暄就說：「后稷廟所鑄金人，明堂四門墉所畫堯舜桀紂，周公抱成王以朝諸侯之圖，見於《家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見於《國語》；土偶人與桃梗相語之說，見於《國策》。是畫像、塑像、金像、木像，漢以前皆有之。」[1]529不過就清人左暄所引用的資料，不管《家語》還是《國語》和《國策》(即《戰國策》)，也都是戰國時代或戰國之後成書的，也不能超越顧炎武所說戰國之時「屍禮廢而像事興」的結論。

然而我們根據出土的西周時代金文資料，可知在周王朝宗廟裡為先祖繪製圖像的禮俗已經是常見的了。

金文中「圖室」見之於西周無叀鼎和善父山鼎。《殷周金文集成》(下簡稱《集成》)5·2814著錄無叀鼎(其異名有「無專鼎」，見《積古》4·28；鄦專鼎，見《從古》2·1；鄦惠鼎，見《周存》2·22；焦山鼎，見《奇觚》2·10)銘云：

隹(唯)九月既望甲戌，王各(格)周廟，灰於圖室。……

《集成》5·2825著錄善父山鼎銘文云：

隹卅(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才(在)周，各(格)圖室。

從無叀鼎和善父山鼎銘文可知，「圖室」是在「周廟」之中。無叀鼎銘文「周廟」後一字，古代或讀作「烝」，清人吳東發讀作「燔」，後阮元[3]卷4、徐同柏[4]卷2等從之讀「燔於圖室」。「灰」字郭沫若先生曾釋為「述」，讀為「遂於圖室」[5]下冊151，但郭氏對其隸定讀法未作解釋。但從字形看，此字上為「又」下為「火」，張亞初釋作「灰」字，筆者以為是對的(見附圖1)；但他又讀「灰」為「賄」[6]51，筆者以為不妥。「灰」古韻曉母微部，而「賄」古韻曉母之部，二字韻部相去較遠。筆者以為此「灰」字應讀作「餽」或「饋」，「餽」或「饋」皆為群母微部，與「灰」字韻部相同，聲母亦相近，可以通假。《說文》食部：「餽，吳人謂祭曰餽。」《戰國策·中山策》「飲食餔餽」，高誘註：「吳謂食為餽，祭鬼亦為餽」。

圖1 無叀鼎「灰於圖室」

但清代和海外學者討論過這一問題。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4認為「圖室」是藏有周代「河圖」的明堂太廟，他說「圖室」「即明堂太廟也」，「知周之河圖藏於祖廟必有其室矣！……知『圖室』又為周明堂之異名矣」[3]卷4。後來徐同柏在《從古堂款識學》卷2《周無專鼎》中說：「圖室即太室，謂之圖者，圖象也，象與貌同意。」[4]卷2民國年間問世的鄭業教《獨笑齋金石文考》卷3根據《淮南子·主術訓》中「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皆著於明堂」的說法，證無叀鼎中的「圖室」為周明堂有「圖畫之室」，駁斥了阮元所謂的「河圖」之說[8]卷2《無叀鼎》。日本學者白川靜在《金文通釋》卷3上《無叀鼎》的考釋中即引用阮元《積古》的說法，也引用了徐同柏《從古》的說法，最後糅合其說謂：「圖室是廟中的室名，是有球圖或者先王圖像的地方」[9]卷3下《無叀鼎》。

筆者認為阮元的說法是不妥的，「圖室」為明堂太廟雖無確證但問題不大，但周代的「河圖」設在「太廟」就證據不足了。而徐同柏與鄭業教的說法是很有道理的，這是因為從「圖室」二字看，無待他證，而從這一名詞本身就已明白其義：「圖室」就是有圖之室，而這裡的「圖」也就是「圖像」、「圖畫」，而無叀鼎「灰於圖室」之前有「王各(格)周廟」，可見有圖像之室在周廟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先祖「圖室」在西周金文中出現的地點都是在「周」或「周廟」：無叀鼎銘說「王各(格)周廟」，善父山鼎銘說「王在周」。善父山鼎銘雖未明言「周廟」，但以西周金文的通例看，肯定也是在周廟之中。而且在西周金文中，涉及「周」的名詞有三個：一是「周」，二是「宗周」，三是「成周」。「成周」在洛邑是無疑問的，這不僅有古文獻《書序》的證明，而且也有出土金文的明證。至於「周」與「宗周」如何區別？學術界說法不一。不過筆者以為，首先，這二者應是指過去古文獻所說的「岐周」及鎬京，岐周是指岐山縣扶風縣一段的「周」，在鎬京的「宗周」則在今天西安市的長安區一帶。陳夢家[7]366－374、尹盛平[10]曾根據西周金文中同一器不同地名的相互排斥關係，指出「周」、「宗周」、「成周」之間的相互排斥關係，是對的。而「周」這一地名從古文獻以及出土金文則可以判斷其所在的地望。史牆盤銘云：「(越)武王既殷，微史刺(烈)且(祖)廼(乃)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宇)，於周卑(裨)處。」此文肯定了微史列祖從周武王開始就被分封在「周」居住，而史牆家族銅器群窖藏也正好出土在扶風縣庄白村[11]1－7；93－108，這也正好說明「周」就是今天的周原所在地。其後大多數學者贊同此說。另外，西周金文中「康宮」諸廟前多附有「周康宮某廟」字，筆者認為這些「周」廟其實可以從金文資料中找到大致的地望。西周晚期克鍾、克鎛銘文云：「隹(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康剌(厲)宮。王乎(呼)士曶召克，王親令克：遹(越)涇東至於京(師)，易(賜)克佃(田)車馬乘。」[4]第1卷204號，209號這裡「涇」即今天的「涇河」，在「周康剌(厲)宮」周王命令克越過涇河到達京師——「京師」應即《詩經·大雅·公劉》中的「京師」，地望在今旬邑縣一帶，這樣就絕對排除了「周康剌(厲)宮」在豐鎬一帶的可能性，因為豐鎬在渭河的南面，旬邑縣也在豐鎬的北部，根本不需要向東越過涇水到達旬邑一帶的「京師」。故「周」及宗廟「康剌(厲)宮」只能在周原的「周」了。

周王宗廟裡建有專門的「圖室」，這是專門為先祖繪製圖像的宮室。儘管我們還不知道這種圖像是用什麼材料繪製出的，但是可以十分明確地把宗廟有先祖圖像的歷史推到西周時代，已經建有專門用作祭祀的「圖室」。這也說明我國繪製人像的歷史至少可追溯到距今3000年左右。這也說明清初顧炎武等學者的說法是錯誤的，這就把宗廟有先祖神像的歷史向前推了七八百年，其歷史意義是重大的。

至於其他木質或青銅質的先祖神像，有可能則到達商代晚期。從考古資料來看，為先祖製作木質或青銅質的先祖神像用作祭祀的對象，可追溯到商代晚期的四川三星堆文化遺址時期。而早在紅山文化晚期女神廟中所出土的女神頭像來看，其淵源更早。不過女神神像是先祖神還是一般的神祇就不得而知。按情理推測，如果是先祖類的女神神像，在製作時勢必要追求先祖女神的形似；而若是一般女神神像，就不會去追求形似了。

二、西周金文中所記的地圖資料

《周禮·地官·司徒》說周代設大司徒一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但從西周時金文看，雖有「司徒」、「冢司徒」(曶壺《集成》9728)，是否「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卻無從證明。不過《周禮》一書一般認為是戰國時成書的，大概戰國時已有這種「建邦之土地之圖」了。據《史記·刺客列傳》記載，戰國末期燕國太子派荊軻去刺殺秦王嬴政，先以樊於期頭及燕國地圖獻之，「秦王發圖」，乃至「圖窮匕首見」，可見戰國末已有地圖的繪製與使用了。

到秦代各個郡縣封國則確有這樣的「建邦之土地之圖」，《史記》《漢書》上有明確的記述。《史記·蕭相國世家》云：「沛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從「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一語來看，蕭何所得秦「圖書」有圖有書，是指秦國的地圖、書籍。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通過地下考古資料得知，我國最早的實物地圖，先有上世紀70年代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漢初帛書地圖有三幅，有長沙國南部地形圖一幅，有兵防駐軍圖一幅，另一幅是繪有城垣和房屋的城邑圖[13]。其後80年代在甘肅放馬灘遺址出土了7幅秦代行政區劃的木版地圖[14]。這是迄今為止我國所見最早的實物地圖。也可為蕭何所收秦朝「律令圖書」的有力物證。

但是通過西周金文資料，我們可了解早在西周時，就已經有了用於戰爭的軍事地圖、疆域地圖與封國地圖。

(一)俎侯簋銘文與商末、周初的軍事地圖及西周疆域圖

1.俎侯簋「圖」字的考訂及其性質的確定

西周早期有俎侯簋，銘文中既有武王成王時期的軍事地圖，也有其時的「東國疆域圖」。俎侯簋1954年出土於江蘇丹徒煙墩山西周墓葬中[15]，現藏國家博物館，《殷周金文集成》第8冊4320號有著錄。其銘文云：

隹(唯)四月辰才(在)丁未，(王)眚(省)武王、成王伐商圖，(誕)眚(省)東國圖。

俎侯簋多數學者讀為「宜侯簋」，有的學者從金文中的「俎」和「宜」有形體上的區別，認為像三年壺銘中的「彘俎」之「俎」才是「俎」[16]77－81。筆者認為此說完全拘泥於形體也不見得就很妥當。《說文》說：「且，薦也。」清王筠《說文釋例》說：「且，蓋古俎字。……經典分用。」林義光《文源》「且」字云：「即俎字古文……從二肉在俎上，肉不當在足間，則二橫者俎上之橫，非足間之橫也。」筆者認為，從古音來看，古文字中「且」及從「且」得聲的字「祖」、「組」、「柤」等皆與「俎」字古音相同或相近，而與「宜」字古音較遠。「且」古音在精母魚部，「俎」聲母為照二韻在魚部，「祖」亦照二魚部，「祖」字亦精母魚部；「宜」古音在疑母歌部。這些都說明「且」與「俎」形義皆近，「且」像正面無足之「俎」，而「俎」像側面有足之「俎」。筆者贊成唐蘭先生晚年的讀法。唐先生早期也把此器讀為「宜侯簋」[17]，但他晚年把此器定名為「俎侯簋」，並以三條理由加註說明[18]153，155。唐先生舉證說四祀其卣、令簋中的「尊」以及秦公鍾、秦公簋及秦子戈均於銘末有「」字，就是《詩·褰裳》「狂童之狂也且」、《椒聊》的」椒聊且」、《巧言》的「曰父母且」等句子中的「且」。我認為他的說法是對的，「侯簋」應讀為「俎侯簋」。

俎侯簋銘「(王)眚(省)武王、成王伐商圖」、「(誕)眚(省)東國圖」中的「伐商圖」和「東國圖」，自此器發表之後，最初學者並不把銘文中的「圖」當地圖看待。此器1954年在江蘇丹徒煙墩山出土，1955年簡報發表[15]，隨後有不少學者作了釋讀。唐蘭說「『省』字是動詞，『圖』字是圖象」[17]。郭沫若也說「兩圖字當即圖繪之圖，古代廟堂中每有壁畫，此所畫內容為武王成王二代伐商並巡省東國時事。」[19]《考古編》第6卷，103陳夢家說「兩圖字應讀作邊鄙之鄙……銘記成王伐商鄙，則成王之叛，成王東踐奄之事，乃是事實。此商鄙當指商奄或商丘之鄙.因伐商奄或商丘至鄙，遂省於東國之鄙一(筆者按：「一」疑當作「亦」)即宜」[7]15。陳直引其兄陳邦福之語亦云「第二行云：『武王成王伐商圖』，考《史記·周本紀》武王云：『我南望三途，北望岳鄙』，然則此器『商圖』即『商鄙』之借字」[20]214。陳夢家、陳邦福的說法是不對的，西周金文中實際上是有「鄙」字的，其字作「啚」，見之於沫司徒逘簋，而俎侯簋銘「圖」字作「圖」，外為「」，顯然不能讀為「鄙」。

唐蘭先生早期把「伐商圖」和「東國圖」中的「圖」解釋為「圖象」，似乎還不認為此字是地圖之「圖」；但他晚年在作《兩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時已經明確指出這兩個「圖」是地圖：「這大概是武王和成王初年兩次伐商的軍事地圖。……從此銘看，周初就已經有這一類地圖。看來，奴隸制國家進行戰爭時就有這類地圖，應遠在周代以前」；並指出這兩句「是先查看伐商圖，乃查看四國地圖」；還為「(誕)眚(省)四(筆者按：「四」當為「東」字)國圖」加註說「此當是疆域圖」[18]154－155。唐蘭晚年指出俎侯簋銘「(王)眚(省)武王、成王伐商圖」、「(誕)眚(省)東國圖」分別是「武王和成王初年兩次伐商的軍事地圖」和「疆域圖」，是正確的。不過，唐先生把原發掘報告及各家釋讀為「東國圖」改釋為「四國圖」是不對的。他解釋其改釋的原因說：「此器發現在丹徒，則俎地即在此，在長江以南，應稱南國而不是東國。……疑當是「三」字。……即四方的疆域。」[18]154－155但此字雖模糊，但其字中間似「田」字形狀，大概應是「東」而絕不是「四」字。

李學勤先生說：「『東國』，周朝的東土。『圖』，指地圖。『武王、成王伐商圖』是軍事地圖，『東國圖』是行政地圖，正像現存長沙馬王堆帛書地圖，有《駐軍圖》，又有《長沙國南部圖》。武王、成王伐商都是用兵東國，所以簋銘中周王在看了伐商圖後，連類而及，又觀看了東國圖。」[21]257

筆者認為李學勤之說和唐蘭後期之說是對的。周康王時期的俎侯簋銘所涉及的「武王、成王伐商圖」和「東國圖」，應是周武王時期的伐商圖、成王時的伐商圖以及周初的東方疆域圖。但為什麼周康王在改封虞侯為俎侯前，要看「武王、成王伐商圖」和「東國圖」呢？以往諸位學者都沒有探討這一問題，更沒有分析這兩種地圖的關係。但我們若要了解當時分封與地圖的關係以及地圖的重要作用，這些情況又是必須討論分析的。

2.周康王改封俎侯與察看武王、成王伐商圖及東國圖的關係

俎侯簋的時代是周康王之時，所述是吳國早期改封封地的歷史，此說初發軔於唐蘭先生[18]，現今已取得大多數學者的承認。周康王在改封前看了三幅地圖：武王伐商圖、成王伐商圖及周初東國圖，為何周康王要看了這三幅地圖才進行改封？筆者認為這是有意而為之，並不是先看了伐商圖，順便又看了東國圖。

筆者認為，俎侯簋中周王察看武王、成王伐商圖是從周初軍事戰略大局方面的需要謀點布局，確定改封虞侯的戰略位置為「俎」；而察看周初「東國圖」，則是根據東國疆域圖來確定其具體的地點及其疆域的。

武王伐商圖是指周武王牧野大戰之前的軍事進軍圖。據《尚書·牧誓》《逸周書·克殷》《世俘》《周語·周語下》及《史記·周本紀》等篇，周武王至河南孟津，與諸侯盟軍舉行誓師大會，然後北渡黃河到達牧野，與商紂王所帥大軍相遇，舉行了牧野大戰，商軍大敗；接著平定商都，隨之又南伐到嵩山周圍對商國進行了征伐。這些戰爭所涉及的地點在今河南省的北部及中部一帶。

周成王時的伐商圖，則應是成王、周公討伐武庚管蔡的戰爭，緊接著還對商人的與國商奄蒲姑的討伐征戰。從戰爭所進行的地區來看，則不僅涉及現今河南的北部、中部，而且商奄、蒲姑所在地，大概在今天曲阜市及臨淄市區。因為周武王滅商後，封國並不是很多，大多數封國是在成王、周公討伐武庚管蔡及商奄蒲姑戰爭之後進行的。所以《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說：「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因此東方魯國、齊國、燕國、衛國等諸侯國家的分封都是周成王時期伐武庚管蔡及東夷之後才分封的。

而俎侯簋銘文中周康王改封虞侯為俎侯，實際上還是繼續實現成王周公時分封諸侯以便控制殷商及其與國的目的。要了解這次分封的戰略意義，還需要考察這次把虞侯改封在「俎」的地望問題。上世紀50年代唐蘭首先正確指出俎侯簋的時代是周康王，事件是涉及吳國早期歷史的改封問題[17]。但他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都認定所改封的地方「宜」(俎)也就是該器出土之地丹徒[18]154，筆者認為這是不對的。也正如唐蘭先生自己所說，「此器發現在丹徒，則俎地即在此，在長江以南，應稱南國而不是東國」，以至於他把大多數學者也包括他自己早期所釋讀的「東國圖」改釋為「四國圖」[18]154。實際上考古器物出土地並不等於一定就和該器所說分封地完全對應，因為器物在以後的歷史中也往往會隨著主人或其後裔遷徙，完全把二者等同就頗有刻舟求劍之感。

筆者曾著文指出俎侯簋銘中所改封的「俎」地，應即春秋時期吳國曾兩次和中原諸侯會盟的「柤」，此地即今江蘇邳縣北部的加口，亦即《水經·沭水注》所說柤水與沂水相會處之北的柤口城，其地今與山東南疆域甚近。此地見之於《春秋經》襄公十年和哀公六年，根據《左傳》等書的記載來看，此地一直到春秋晚期還是屬於吳國所有，所以這兩次以吳國為盟主的會盟在柤地舉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22]。

了解了俎侯簋銘文中周王改封虞侯在「俎」，其地在西周春秋時「柤」地，也就明白了周康王在改封之前「眚(省)武王、成王伐商圖，(誕)眚(省)東國圖」的戰略意義：因為俎地是在成王周公伐東夷商奄蒲姑的「東國」之中，距在今曲阜一帶的商奄不遠，把虞侯改封在俎，對鎮撫商奄蒲姑這些商人與國是有戰略作用的。

3.武王、成王伐商圖與東國圖的年代

前面已經說過，「武王伐商圖」、「成王伐商圖」都是軍事作戰圖，「東國圖」應是周代東方疆域圖。確定了俎侯簋的時代在周康王時代，那麼這些地圖的年代也就可以考訂了。

軍事作戰圖一般都是在戰爭之前設計製作的為未來戰爭服務的地圖，作用相當重要。那麼，「武王伐商圖」是為周武王牧野伐商的戰爭服務的，其製作的時間應在牧野大戰之前，也可能是在準備了相當時間之後才繪製出來的。以此看來，「武王伐商圖」就不是周初的作品了，而應是商代末年的作品了。

至於「成王伐商圖」的時間，首先要考慮成王、周公東征的年代。《逸周書·作雒》有比較明確的周成王伐商的時間記載。《作雒》篇云：「武王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鎬，殪予(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九(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征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七邑。」管蔡、武庚與東夷東徐、奄、熊盈的叛亂，是在周武王死去不久，即周成王元年；成王元年夏葬武王后，就開始謀劃東征；成王二年興師征殷伐東夷。以此看來，「成王伐商圖」應是在周成王元年或二年繪製的，是為周成王二年「臨衛征殷」以及征東夷熊盈族做的戰前準備。

戰國時期的文獻中談到軍隊中有專職官員掌管軍事地圖，這種軍事地圖是行兵作戰首先要觀看的。《周禮·夏官·司馬》述「司險」一職說：「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又述「職方氏」一職云：「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司險」與「職方氏」皆屬《夏官·司馬》所屬之官，故所執掌「九州之圖」與「天下之圖」應皆與軍事戰爭有關。成書於戰國時的《管子·地圖》篇還說：「凡主兵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管子·七法·選陣》：「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尹知章注云：「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周禮》《管子》雖出於戰國學者之手，但所說古人重視地圖在行軍戰爭中的重要性卻由來已久。從俎侯簋銘文所記「武王、成王伐商圖」來看，在殷末周初這種專門用于軍事戰爭的兵家地圖就出現了。

俎侯簋銘中周康王所察看的「東國圖」，我們還不好肯定一個相當具體的時間，但可以初步判斷它應是在周成王、周公伐商伐東夷之後形成的政治疆域格局基礎上繪製的。也正是在《逸周書·作雒》所述征殷征東夷「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七邑」之後，中原及東夷亟須穩定，於是成王周公封康叔於衛，封呂尚於齊，封伯禽於魯。但東方地域廣大，殷商自武丁到帝辛在這裡經營多年，親殷的盟國、與國在此政治勢力很大，一有風吹草動便蠢蠢欲動。所以周康王時代察看「東國圖」，在此選擇「俎(柤)」地封給虞侯，正是從戰略全局考慮而作出的政治抉擇。

(二)散氏盤銘與西周方國疆域圖

散氏盤雖出土較早，據清人阮元說清乾隆初年出土於陝西鳳翔府[3]卷8。散氏盤又名為「人盤」或「盤」，劉心源(1902年)稱之為「人盤」[23]卷8，吳大澂(1896年)稱「散盤」[24]卷16、卷4。其後陳夢家(1956年)[7]345、郭沫若(1958年)[5]圖錄127等學者稱之為「人盤」，孫詒讓(1903年)[25]45、王國維(1921年)[26]第3冊886、於省吾(1932年)[27]212、羅振玉(1937年)[28]第3冊1742、楊樹達(1941年)[29]17、日本學者白川靜(1969年)[9]卷3上191、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1994年《集成》)[12]第16冊182等多數學者稱之為「散氏盤」。這一盤銘記述在「王」的主持下，調整王屬臣與散氏土地的事件。據青銅器為一般是受益人作器制銘以紀念的情況看，此器應命名為「散氏盤」。

散氏盤銘最後提到了在土地劃定、收受之後並以地圖的形式進行交付的情況：「厥受圖王於豆新宮東庭，厥左執(要)，史正中(仲)農」。在解釋分析後兩句的古今學人中，當以孫詒讓與郭沫若較為允當。孫詒讓在《古籀餘論》卷3《散氏盤》中分析此句說：「言畺界既定，乃為圖之畺域，防其侵軼散竟(境)也。」末尾句中「厥左執(要)」也是孫氏所釋，並說「從糸，疑當為要之變體。……疑為要約同義。故亦從糸，皆繁縟文也」；又說「蓋疆界既正，王因命史正散與兩邑獄訟之成要，以為治中，以備考校。此盤文即成要及中之略也。」於省吾與孫氏看法相同。郭沫若曾針對人盤(即散氏盤)銘中「厥受圖王於豆新宮東庭」中「圖」字說：

圖字復從從啚，此象圖畫質四周，從啚者言於圖中畫列邊鄙也。由此字可證古有地圖，《散氏盤》於畫訂田界以後末綴以「氒受(授)圖王於豆新宮東庭」，字作，正其文其事之證。[19]《考古編》第1冊403－404

後來在1958年修訂而成的《兩周金文辭圖錄大系考釋》進一步又說：

言經界既定，誓要既立，乃授其疆(疆)里之圖於王。授圖之地乃在『豆新宮東廷』。豆者之屬邑，上舉之有司中有豆人，可證。[5]131

但今人也有不同意把散氏盤銘中的「圖」釋為契約式的地圖的。陳夢家說：「『厥為圖』之為字，舊釋如此，不確。圖乃丹圖，乃是約劑。《周禮·司約》『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注云：『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此為地約，《周禮·司約》『治地之約次之』注云：『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應執即要約之要。』」[7]348－349按：陳夢家此說是不妥的。其一，「丹圖」為何義？東漢鄭玄注《周禮·司約》已曰「未聞」，以這種東漢學者已經不清楚的概念套用在散氏盤銘一個詞「圖」上顯然不妥。其二，即使《周禮·司約》說得是對的，但《司約》明確說「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散氏盤是「宗彝」類，顯然是「大約劑」，不是「小約劑」，自然不會是「丹圖」一類。因此，陳氏之說是難以成立的。

當代更多的學者肯定了散氏盤銘中的「圖」屬於疆界圖的性質。日本學者白川靜說：「這裡的『厥』指的是『散』，『圖』指的是標有上文二地的地圖。『圖這個字表明了『啚』的疆界，應該就是地圖。它與契約文書、盟誓一起，標明耕地土田的地圖也被附在上面。』」[9]卷3上203李學勤也說：「地界度量勘定以後，要記錄下來，裘衛的幾件器稱之為『書其鄉(向)』，即寫下疆界的方向。在比較複雜的情況，如散氏盤，土地還有圖，散氏就在豆這個地方的新宮東廷由王那裡接受了這種地圖。」[21]359

上述白川靜、李學勤等學者所說散氏盤銘中的「圖」為人付田、散氏受田之後所作的疆界圖，是對的。在散氏盤銘中，參加付田的人有司共有15人，散氏有司包括司徒、司馬、司空、宰、散人小子等人員共10人。交付完成後，人君主(「王」)先讓自己的有司鮮、且、易、旅代表王向散氏立誓；接著又讓自己的有司西宮褱、武父代表自己向散氏立誓。這正好印證了此盤銘頭一句：「用散邑，廼即散用田。」此句中「」舊釋為「」，而讀為「撲伐」之「撲」，是不對的。郭沫若從日本學者小川琢治之說釋「」，讀為「業」，認為此「謂因人營業於散邑，故用田以報散氏……事乃和平交易，非戰爭賠償也」[9]130。郭氏之說是對的，也正好與散氏盤銘的內容相印證。

在西周金文中，土地賜封與交換轉讓內容的銘文不少，有俎侯簋、克盉、臣諫簋、旂觥、康簋、遣尊、敔簋、賢簋、衛盉、五祀衛鼎、九年衛鼎、師永盂、格伯簋、大簋、散氏盤等。在這些金文中，所說地點、疆界四至最詳細的莫過於散氏盤銘。散氏盤銘前半段十分詳細地交代了散邑封疆的四至。釋文如下：

用散邑，廼即散用田。履[30]自涉以南，至於大沽(湖)，一封；以涉，二封，至於邊柳。復涉，陟雩、、邍、以西，封於敝城，楮木；封於芻，封於芻道。內陟芻，登於廠湶，封，柝；陵剛(崗)，柝。封於單道，封於原道，封於周道。以東封於棹東疆(疆)，右還，封於眉道；以南封於述道，左至於井邑，封；道以東一封；還，以西一封；陟剛(崗)三封；降，以南封於同道；陟州剛(崗)，登，柝；降，棫；二封。

散氏盤銘不僅以「封」來確定地點，而且還用「道」、散氏盤銘談到「一封」、「二封」甚至「三封」的方位和地點。散氏盤銘云：「履自涉以南，至於大沽(湖)，一封；以涉，二封，至於邊柳。」又云：「履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於井邑，封；道以東一封；還，以西一封；陟剛(崗)三封；降，以南封於同道；陟州剛(崗)，登，柝；降，棫；二封。」這些封疆是有一些特殊標誌的，這些標誌有五種類型：樹木、河湖、道路、山原崗阜、城邑。

1.以「樹木」為標誌。有「邊柳」、「楮木」、「柝」、「棹」、「棫」等。

2.以「河湖」為標誌。有「」、「大沽(湖)」、「廠湶」等。

3.以「道路」為標誌。有「芻道」、「單道」、「原道」、「周道」、「道」、「桹木道」、「同道」等。

4.以「山原阜崗」為標誌。有「陵剛(崗)」、「州剛(崗)」、「剛(崗)」等。

5.以「城邑方國」為標誌，有「雩」、「」、「邍」、「」、「敝城」、「」、「原」、「周」、「眉」、「同」等。

散氏盤銘中用樹木、河湖、道路、山原崗阜、城邑、封散邑東南西北的「四至」十分清楚，各種標誌歷歷在目。散氏盤銘把與散之間交付土地疆界的情況，敘述得相當細緻。如果是當時人，一看便知其具體的方向、位置。就是今日也可以根據這些具體的文字表述畫出「散邑封疆圖」來。今天也的確有學者就根據散氏盤銘畫出了地圖[31]。

如果所俎侯簋所記是目前所知文字記述中最早的兩幅商末周初軍事地圖和西周初年東國疆域圖，而散氏盤則是為文字記述中界劃「四至」標誌最為詳盡的一幅方國封疆圖。

注釋：

《積古》指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從古》指清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周存》指清鄒安《周金文存》，《奇觚》指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

《書序·洛誥》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書序·多士》亦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可見《書序》中明確認為在周成王時期周公、召公所建洛邑就是「成周」。

《殷周金文集成》6014號：「隹(唯)王初宅於成周，復爯(稱)武王豊(禮)，福自天，才(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才(在)爾考公氏，克(佐)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隹(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其宅茲中國，自茲()民。烏(嗚)乎(呼)，爾有唯(雖)小子亡(無)戠(識)，(視)於公氏，有勳於天，徹令(命)，苟(敬)直(享)哉！』」

史牆盤銘文解釋者甚多，此參考唐蘭、於豪亮先生釋讀並作的新釋讀。見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50頁。於豪亮《牆盤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7輯，1982年。

《殷周金文集成》第7冊4059號。銘文云：「王來伐商邑，(誕)令康侯啚(鄙)於衛。沫司土(徒)逘(暨)啚(鄙)。」

武庚仍居原殷商故地；管叔所封管地，今之鄭州市一帶；蔡叔所封蔡地，大概在今之鄭州市北部一帶。

於省吾說：「言疆界既定，乃為之圖，防其侵軼也。」見《雙劍誃吉金文選》，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2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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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西安)2012年第1期 第31-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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