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若喪家之犬的儒家憑什麼在西漢以後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漢武帝採納丞相衛綰的奏議，凡是學習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學說的人，不得被推選做官。這意味著，法家、縱橫家的思想被摒棄。

公元前134 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就在這一年，武帝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提拔了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准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因此，班固在《漢書·武帝紀》中這樣評價讚揚武帝：「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儒學轉變為經學，成為漢代政治統治理論，成為兩千多年中國古代社會的主導思想，董仲舒是位關鍵人物。

董仲舒（前179—前104 ）

董仲舒在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其核心思想「大一統」「天人感應」理論，為後世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統治的理論基礎。他的著作彙集於《春秋繁露》一書。

董仲舒的學說以詮釋《公羊春秋》為基礎，將先秦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雜糅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學理論的體系，使其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它對當時社會所面臨的一系列現實與歷史問題，都給予了比較系統的回應。

經學脫胎於儒學，與儒學就有了差異。經既然是常典，就不是一般人留下的東西。《博物志》說：「聖人製作曰經，賢者製作曰傳。」為什麼「聖人製作曰經」呢？「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在漢代，經專指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舊典，即《易》《書》《詩》《禮》《樂》《春秋》，一般稱作六經、六藝。漢初，每經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由於《樂》缺佚，無人傳授，故稱五經博士。

一般來講，漢代的經師大都一生專攻一經，即所謂白首窮經。這種執著的精神、樸拙的態度，也是後代把漢學稱作「樸學」的原因。

伏生授經圖

在西漢，經師一般不是來自貴胄之家，而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東漢，平民入仕的經師經過數代以後，已成為縉紳貴族，經學為這些累世把持一種經典的大家族壟斷。這些家族，不單在政治上把持權力，在經濟上成為豪門，而且還擁有社會道德思想上的話語權。在地方，他們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專制皇權。漢代民謠形象地記述了這種情況：「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在漢代，蛻變為經學的儒學對社會秩序與政治秩序的影響是深遠而廣泛的。特別是武帝「罷黜百家」以後，經學家通經致用的特長更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揚。

「天子」作為皇帝的專稱，就是這時經學家的一個創造。「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皇帝稱作天子，君權來自神授，皇權合理性這個問題就解決了。這是其他各家學派無法解決並刻意迴避的問題。

為了使這個神話臻於完美，漢代經學家還經過了二百年的努力，最後，經學家賈逵在《左傳》中找到堯的一個後代，名叫劉累，曾在夏代做過大臣，賈逵認為劉邦就是劉累的後人。這樣，劉邦就可以通過堯上溯到黃帝，具備了上帝的血統。劉邦以後，王莽、曹丕稱帝，也是把自己的血統追溯到舜，再上溯到黃帝，以證明自己做天子的合理性。

經學家正名定分，解決了皇權的合理性，主要目的是強化中央專制集權，這迎合了漢王朝的政治需求。

《十三經註疏》書影

「春秋大一統」理論便是漢代經學家的一個創建。闡發《春秋公羊傳》的經師從儒家經典《春秋》中推衍出「大一統」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視、尊重；「一統」的意思是天下諸侯皆統繫於天子。「六合同風，九州共貫」，這種以道統為核心的政治倫理，強化了中央專制集權的權威，對兩千多年來的中國及東亞社會的影響極巨且深。

「三綱五常」理論也是漢代經學家的一個重要創建。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雖然三綱五常連用始於宋代的朱熹，但是，對這些觀念的論述，漢儒已經十分明晰。三綱五常是以規範秩序為核心的社會倫理，兩千多年來，一直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文化心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王啟發

經學是用陰陽五行來論證綱常觀念的，用自然秩序來證明社會秩序的合理性，所以，「天不變道亦不變」。經學被後人稱作名教，也是因為過分強調這些道德概念，以名為教，固化等級觀念，規範社會秩序，調節人際關係。

經學家用陰陽五行理論改造先秦儒學，主要目的是通過比附的方法論證古代專制集權政體與等級制度的合理性。但是，經學家也巧妙地改造這些觀念，創造出「陰陽災異論」，藉以限制皇權，規範帝王行為。

漢代是個迷信的時代，在經學家看來，天與人是相通的，也就是存在「天人感應」，皇帝的行為符合天道，天會出現祥瑞予以褒揚，祥瑞一般指美麗罕見之物，如瑞星瑞雲、珍稀草木、麒麟鳳凰等等。皇帝做的事不符合天道，天就會降下災異，做出警示，災異就是自然災害和怪異的現象。武帝晚年，災異頻繁出現，社會動蕩，武帝下了一道自我反省罪過的詔書，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內容豐富、保存完整的「罪己詔」。

漢武帝《輪台罪己詔》

漢代經學家十分相信陰陽災異論。但是這種理論若要運用，還得審慎。西漢昭帝時，有個叫眭孟的人，是董仲舒的再傳弟子 , 擅長以災異為預言。昭帝元鳳三年（前 78 年），泰山有大石自立，石後有數千隻白色烏鴉，同時皇家園林也發生了枯柳復生、蟲蛀樹葉成文字的怪事。眭孟便以《春秋》之意推論，上書要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這套由災異推衍出禪讓的理論，企圖動搖皇權的根本，結果為眭孟惹來殺身之禍。

儘管經學脫胎於儒學，但其文化淵源是多重的。這似乎暗合了《周易·繫辭》「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所講的道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

應該說，經學有容乃大、中庸平和的思想體系，符合漢代新秩序與舊制度混合的社會現實。儒學在漢代之所以得到獨尊地位，一方面在於它關注現實，解決現實問題，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在於它善於從其他學派汲取營養，而不是抱殘守缺。

經學從道家學說中化用了「道」的概念，混合了天道與人道，混合了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混合了天道觀與先王觀，「道」被社會化和實用化，從理論走向實踐。這樣，「無為」就變成了「無不為」，「與民休息」也就變成了「積極進取」。

經學還借用了法家的國家學說，彌補了自身對君主權威與國家制度認知的缺失，模糊了國家與社會、國家制度與社會秩序之間的界限，在強調國家制度管理的同時，也注重社會秩序建設，給冰冷的制度罩上了一層柔軟的面紗，給嚴苛的行政融入了點人間的脈脈溫情。正因如此，我們也會說，漢代的政治思想，是「內法外儒」或「內儒外法」，不管如何，其目的不過都是為了達到「內聖外王」之道罷了。

經學從墨家學說中汲取了「天志、天德、天意」等思想，天被人格化，其學說也被神聖化。而經學從墨家吸取的「小康與大同」的理論，更是用來作為對現實社會的解釋和對理想社會的設定，直到現在，這樣的理論還是那樣的深入人心。

經學從陰陽五行學說中得到更多營養，經學家大多擅長說陰陽，解五行，這使得傳統儒學變成「天人之學」，強化了學說的道德權威。但是，以陰陽五行解釋經義，也給經學庸俗化打開了方便之門。

戴進賢冠文官儒生，四川彭縣出土東漢畫像磚

兩漢以降，先秦諸子多湮滅不彰，經學獨貴，究其原因，並不僅僅在於經學善於吸收各個學派的營養，還因為各學派自身也有缺憾。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道家太「糊塗」。道家的理論，得其真諦的人成了隱士，得其形式的人成了道士。道家一派的余脈後來演化為宗教，都是因為「道」這個基本概念被固化了，不會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其實，作為道家學說的「道」原本十分高明，後來被道士改造為具有人格的宗教元神，道家的始宗也就變成教主，學術蛻變為宗教。

法家太「明白」。法家的理論，得其真諦的人成了循吏，得其形式的人成了酷吏。法家學說融入經學後，學說流傳衰絕。真正的原因在於法家知今不知古，知新不知舊，知近不知遠，知君不知民，知法律不知教化，知國家不知社會，知制度不知秩序，結果反為聰明所誤。

墨家過於平民化。墨家的理論，得其真諦的人，如東漢的王充、桓譚之流，成為社會批判的先驅；得其形式的人，如西漢郭解、劇孟等人，成為快意恩仇的俠客。

陰陽家過於神秘化。陰陽家的理論，得其真諦的人成為智者（科學家），得其形式的人成為方士。這個學說神秘難驗，雖然能長期流傳於民間，但始終不能登大雅之堂。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史記·太史公自序》記錄了他對諸子學說的評價。他曾批評儒家「博而寡要」。也許司馬談錯了，他指出的儒家缺點，恰恰是其優點。儒家的「博」，可以讓它像海綿一樣，廣泛吸取各家之長；「寡要」，即缺乏重點，這樣儒家便不會固步自封、抱殘守缺，而能與時俱進、發揚光大。

司馬談（？-前110） ，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為漢初五大夫，建元、元封年間任太史令。有廣博的學問修養，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又曾為文「論六家之要旨」，批評了儒、墨、名、法和陰陽五家，因為深受當時流行的黃老思想的影響，所以完全肯定地讚揚了道家。

正因如此，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社會，經學的影響是其他學說無法比擬的。如先秦儒學演化為經學一樣，經學自身也不斷演化。這種演化根據不同時間、不同地域甚至不同民族、不同國別而進行，與時俱新，各有側重。或強調「禮樂」，或強調「仁義」，或強調「忠勇」，或強調「誠信」，或強調「理」，或強調「心」，或「移孝為忠」，或「以名為教」。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孫曉

有一種觀點，認為經學化的儒學是一種宗教，所以把儒學稱為儒教。我們不這樣看，我們習慣把它視作一種學術，一種學說。經學沒有來世觀念，而其他宗教均把來世作為最終慰藉。經學沒有繁雜的科儀，而科儀是宗教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是，經學有強烈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關注現實，經世致用，這是任何一種有別於宗教的學術學說的基本特徵。

取得獨尊地位的經學，雖然有神聖化、庸俗化的傾向，與專制皇權沆瀣一氣，狐假虎威；有「誅心」一樣的道德強制，也有為一己之私，不遺餘力排斥其他流派的舉措，但是它強烈的現實關懷，經世致用的特徵，自我批判的精神，又足以彰顯其作為學術流派的本質。

今天，我們在文廟裡祭拜孔子，我們的感覺與在其他宗教場所並不相同。我們面前的這尊泥像，很親近，很熟悉，如同家人，我們如同在與他進行一場文化的對話……

無論如何，這位先師，與其他哲人一樣，仍在滋潤著我們的文化，啟迪著我們的智慧，規範著我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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