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大雨轉晴

一個寫進人類歷史的時刻到來

很少有像1997年7月1日晚那樣震撼人心，尤其對親歷者而言。

那一夜，升旗手朱濤正經歷他人生中最安靜、最緊張的12秒。時隔20年後，記者找到朱濤，尋找香港政權交接時，會場上出現短暫沉默的真實原因。

記者還找到第一名扛著八一軍旗出現在香港土地上的軍人、駐香港部隊首任宣傳處長……在過去的兩個月，記者赴北京、湖南益陽、廣州、深圳，尋找香港回歸親歷者，試圖還原20年前那個激動人心的回歸時刻，以及歷史時刻的台前幕後。

而對於600萬香港人而言，上班族步履急促，黃大仙廟香煙繚繞，賽馬場依然人聲鼎沸，他們普通而又不普通的一天，才剛剛開始……

1997年7月1日零點之後，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結束，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在會場上空高高飄揚。李振盛/攝

最後一個英屬香港人1997年6月30日23時56分在聯合醫院出世。4分鐘後，一個寫進人類歷史的時刻到來：沒有戰爭殺戮、沒有流血革命，香港政權的交接在降旗和升旗間和平地完成了。

胡訓軍迎著維多利亞港的海風，盯著獵獵作響的五星紅旗，「軍人在戰場上交鋒亮劍，打仗就是死、就是犧牲。」這位參加過戰爭的軍人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用握手進行防務交接，比刺刀見紅來得更震撼。」

那一刻到來時，數以萬計的街頭的士、遊艇汽笛在1997年7月1日零時零分，一齊鳴響10秒鐘；蘭桂坊一家取名「1997」的酒吧門前時鐘下，人群擠成石榴籽，此前這裡是聖誕節倒計時的主場；在港督府前執勤的警員迅速從衣兜里取出新警徽，用了5秒，將制帽上綴有英國女王皇冠的舊警徽換下，新警徽上標有紫荊花圖案和中文「香港警察」。

那晚在會展中心新翼當值的2000多名警察，都完成了這個動作。在入口執勤的阮鴻翔，40多歲，摘下帽子，用手指著被汗水浸濕的頭髮，一字一頓地對內地記者說，「我的頭髮與你的一樣，都是黑頭髮。」

在四川的鄧小平舊居里，雕塑前貼了喜字。人們將房間重新打掃了一遍，門窗全部打開，打開所有電燈，兩台彩色電視機同時播放著交接儀式的現場實況。一位四川老人伸著手指朝電視機走去，「小平，你再多活四五個月，不就能看到這一天了嗎。」年過九旬、住在香港新界的蔡松英在同一時刻發出同樣的感慨，「就差那麼一點兒時間，他竟不能來。」

1997年6月30日，香港即將回歸祖國之際，新疆個體戶張明在天安門廣場告慰小平同志。李潔軍/攝

儲藏室里的默契

6月的最後一個下午，陰雨。港督府里最後的靜謐時光留給了末任港督彭定康一家。

他靜靜地坐在工作了5年的辦公室里，當英國國歌《天佑女王》的音樂響起，彭定康走出港督府，沒有打傘。港督有離任時坐車在花園前繞3圈的傳統，希望以後可以故地重遊，但彭定康只繞了兩圈，就駛出了大門。

兩年後，他在自己的書里寫道：「我知道殖民地總督就像蘇門答臘的犀牛、佛羅里達的海牛一樣，都是瀕臨絕種的動物，但是，唯其瀕臨絕種，更要干出一番不同凡響的事來，我所要在香港做的就是保證帝國最光榮的撤退，並獲得最耀眼的收視率。」

英國要光榮和體面，中方要主權和莊嚴。香港島半山山麓一棟黃白相間的意式小樓里，雙方談判的氣氛膠著又緊張。

這棟建築被用作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辦公處。回歸前半個月，香港天氣陰沉悶熱，空調開足馬力，讓談判代表陳佐洱的肩周炎又犯了。

這是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一司司長陳佐洱自北京赴香港的第1194天，上千個日夜只圍繞一個主題——香港順利回歸。

為文件條約里的一個詞、談判桌上的一句話都要與英方「鏖戰」數輪。到了這一天，陳佐洱負責主談的14項議題已陸續達成協議，中方代表處喜氣洋溢。在這個當口，來自北京的一個重要電話突至，陳佐洱預感「這將是我跑完香港回歸大業最後一程接力棒中最難過的一道坎兒」。

電話里，北京要求剛剛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決不能一分鐘不設防，駐香港部隊先頭部隊必須攜帶武器於7月1日零時以前進入香港。重點是零時以前。

香港回歸的世紀談判 資料圖片

北京給出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假如駐香港部隊零時進港，從北到南抵達全部營地需要2～3個小時，形成一段防務真空，而那段時間裡，中英兩國領袖正在全世界的矚目下進行香港政權交接的盛典，數千名前來見證的各國政要和各界名流也都雲集於此，需要保證他們的安全。

儘管中方多次斡旋，英方代表包雅倫仍然表示「遺憾」。一輪輪談判在互表「遺憾」中結束。時間已經不允許再原地踏步了，中方決定更改戰術，率先「發炮」：如果沒有中方合作，英國「體面撤退」所做的努力將前功盡棄。比如搭載皇室的游輪和兵艦不得不按中國的指示，把所有艦面武器套上炮衣、槍衣，才能駛離中國香港水域。

包雅倫生氣的時候，臉會漲得通紅，他沉吟了一會兒，沒有給出直接回應。一個下午又過去了，會議在走廊朦朧的燈光下不歡而散。陳佐洱和包雅倫走在代表團的最後，走到樓梯口時，互相對視了一眼，同時收住腳步。

「我們兩個再談談吧？」包雅倫輕聲問道。

陳佐洱點點頭，走進一間空著的小房間。這是一個堆放雜物的儲藏室，三四平方米，有一張條凳。他倆把門虛掩，同坐條凳上。沒有燈光、沒有譯員，誰也看不清誰的臉。

「中方還能做出哪些鬆動？」包雅倫直截了當地問，陳佐洱給出底線內的讓步，包雅倫吐了一口氣，拖長聲調「嗯哼」了一聲。陳佐洱心想，這事有戲了。

第二天的談判果然異常順利，陳佐洱忍著肩周炎的疼痛，建議先頭部隊在威爾士親王軍營進行防務交接，有迎有送，雙方都有面子。英方也不再堅持先頭部隊的數量應與英軍的250人相若。北京給的底線是500人，陳佐洱爭取到509人，因為9是數字中最大的，也是中國的一個吉利數字，有一個成語，叫九九歸一。

「你們可以下崗，我們上崗，

祝你們一路平安」

湖南人譚善愛用「霸蠻」形容自己的性格。在老家，人們用「彎一步」表示遇見厲害人物要躲一步走，而譚善愛的外號是「彎三步」。他作為509人中的一員，在6月30日晚上9時進入香港。

他後來被人稱為「最霸氣軍人」。在威爾士親王軍營那個備受關注的夜晚，譚善愛中校瞪著大眼睛，對英方衛隊長埃利斯說：「我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接管軍營，你們可以下崗，我們上崗，祝你們一路平安。」

此後這句話被多種場合反覆提及，成為歷史的一個註腳。譚善愛和埃利斯握手的照片也被收進博物館。3年後，譚善愛有一次在武漢乘計程車，司機興奮地認出他的臉，堅決不肯收錢。

那晚的所有細節，在譚善愛的腦中都如刀刻般清晰。「毫無疑問，那是我人生中最光榮的10分鐘。」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當譚善愛和埃利斯分別從兩個房間走出來時，閃光燈就沒有停止過。他那時才意識到，「嚯，這麼多人。」但腦海里已經沒有空間放下緊張，全是流程、流程、流程。

「在那種時刻，好像失去了作為『人』的感知，所有神經都不在周遭的環境上，完全被神聖感籠罩著。」

胡訓軍當晚也在防務交接的現場，為媒體「打前站」。晚上9時，記者就開始排隊了，蜿蜒兩三百米的隊伍。那晚儀式結束時，有的人鞋跑掉了，有的拿個席子在大廳地板上坐一晚。黑燈瞎火，誰也看不見誰，「人都在亢奮狀態」。那時網路和手機都不普及，傳圖片需要洗出膠片，文字則傳真回內地。

衛隊長張洪濤緊張極了，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怕隊員受外界干擾，聽不到指令。」

胡訓軍說，「一切結束後，才覺得空氣黏黏的，周圍吵吵的，恢復成生活中的『人』。」

當時，軍人譚善愛把它理解為一個不允許犯錯的任務。「我們不是扛著壓縮餅乾來的，要有泰山壓頂的氣勢。」

譚善愛和英方衛隊長埃利斯，兩人本來不懂對方語言，於是約定說完最後一句話時音調提高一點，知會對方。走路時要同時邁步，他們約定抬一下腳跟示意彼此。

「50多年裡，生活中那麼多場景，只有這個場景在我腦海里清醒得很。整個畫面太清晰了，甚至地上標記站位的黑點我都忘不了。越來越多回憶的時候，才意識到原來這個事情那麼重要。」50多歲的譚善愛說。

他口中的話曾經換過三個版本，「你們可以走了」「你們走吧」都顯得生硬。他天天嘴裡念叨，一個人對著牆練，對著窗戶練，領導一見到他就一句話，「來，譚善愛，說。」

20年後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譚善愛仍然能重現這句話，連音調、語氣和停頓都無絲毫差別。

那會兒，他一回家就讓妻子扮演英軍，每天睡覺前練幾遍，鄰居有次好奇地問他們，「是在拍電影嗎？」

當日曆翻到1997年6月30日這天時，譚善愛叮囑在老家的爸爸晚上要看電視直播，他當時坐在駐香港部隊的第一輛車上，電視直播他的車輪軋過深圳和香港的地界。他拿起衛星電話打給爸爸，信號問題把聲音拉長了，爸爸問他，「你是喝了酒嗎？」

那天夜裡，鎮上工作的小學同學在電視里看到了譚善愛，立馬騎著自行車趕回老家告訴譚的家人。

譚善愛如今已經轉業，成為深圳寶安巡警大隊的一員，很多同事並不知道他的這段重要往事。「希望別人記住1997年7月1日，不強調個體，記住這個日子就可以了。」

20年前，當五星紅旗第一次在香港軍營升起，譚善愛感到的是「任務完成，擊個掌吧」的那種輕鬆。「當時沒有拔高，祖國的主權啊、香港的回歸啊。我們只是具體的執行者，承擔這個任務，並做得圓滿。當然也包括，熬了3年多，和平進駐的喜悅。」

埃利斯中校是最後離開軍營大門的英國軍人，那是1997年6月30日23時59分50秒。埃利斯直接走向停泊在50米外的軍艦「漆咸號」，船已經發動。那日維港有風，船隨著風開走了。「漆咸號」以西不遠的上環水坑口，正是1841年英國殖民遠征軍最初在香港登陸的地方。

真空12秒

兩公里以外的會展中心新翼，迎來了它出席貴賓最多的一次聚會。

23時42分，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鄧小平夫人卓琳、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等已全部就座，會場內響起禮號聲，中英雙方儀仗隊以相同的威嚴和不同的軍姿走進會場。

時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安文彬在台下緊緊攥著一塊手錶，他唯一重要和緊迫的任務是確保五星紅旗在零時零分零秒於香港上空升起。

為此，他特地從美國買了一塊相當精準的手錶，與倫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對好時間。

他曾為了一秒鐘與英方正式談判10次。英國答應在23時59分59秒降下國旗。然而中方的指揮抬起指揮棒，管樂手開始吸氣，到吹出第一個音符，需要兩秒鐘。僅僅是一秒，安文彬和他的同事費盡口舌和智慧，終於得到英方同意。

中英雙方綵排時，英國廣播公司的播音員拿著查爾斯王子的講稿，按照他平時的演講速度念了一遍，準確計算用時。

儀仗隊舉槍禮之後，查爾斯王子發言。安文彬最害怕的事情出現了：查爾斯王子的講話超時了23秒。多年之後，人們從查爾斯王子的日記中窺見他那天「激動」和「哀傷」的心情。

安文彬不得不緊急啟動預案。此後，中方在各個流程上加快速度，試圖搶回丟失的時間。兩國儀仗隊進入會場，清脆的步操聲劃破查爾斯王子發言後會場曾經有過的一剎那靜默，三名號角手站在高位吹響號角。

23時56分，3名英軍和3名手持中國國旗的解放軍進場步上禮台。空手的英軍向英方主禮人敬禮，27歲的升旗手朱濤則向中方主禮人呈示中國國旗。然後，3名香港皇家警察與3名手持特區區旗的特區警察亦步上禮台，兩者本屬同一部隊，只是制帽上的帽徽已經不同。

一番「搶奪」之後，時間被拉回原有軌道，甚至多出一秒。越來越靠近時針、分針、秒針匯合的時刻，中外嘉賓全體起立，目光集中於豎立在主席台前左右兩邊的旗杆上，英國降旗儀式開始。

升旗手朱濤站在一側，忽然意識到英國國歌節奏快了，這個在綵排中已經爛熟於心的節奏像被按了快進鍵。英國國歌奏完，全場一片靜默。本來，如果時間把握精準的話，中國國歌能在零時準時響起，與英方無縫銜接，但意外頻發，英國國歌提前結束了。

朱濤的汗馬上下來了，後來有人告訴他，他攥著繩子等待升旗的手一直在抖。

那是朱濤人生中至今為止，最安靜、最緊張的12秒。除了心跳，沒有人發出聲音。

秒針一步步逼近零鍾，中方指揮在等待指令。朱濤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全場真空，鴉雀無聲。我們站在位置上，所有人都盯著我們，不能往下看，軍樂團指揮在我右前方。」他所處的位置並不能看見鐘錶，完全不知道現場發生了什麼，「怎麼突然聽不見聲音了？是不是耳朵出問題了？」連查爾斯王子都忍不住張望。

上場之前，朱濤緊張到流鼻血，儀式開始前兩小時才止住。隊長對他說，「流什麼都得上啊」。他鼻子塞著紙，搬個椅子對著牆角一遍一遍地聽國歌。壓力大到「看誰都煩」。

這個1.92米的大個子為了國歌奏響的46秒，練了超過5000遍。當時一位領導說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歷史，怎麼也得練5000遍吧，他只當是個誇張的說法，沒想到最終自己練了不止5000遍。

排練過程中，隊長將會展中心的照片帶回內地軍營，按照1∶1的比例造出了「半個」儀式現場，「英軍那一半就不管了」。

國旗旗杆是8.28米，特區旗杆是7.28米，這兩個高度是根據會場高度和觀眾的視覺舒適度嚴格計算出的。

朱濤記得上到主席台後要走9步立定，整個升旗過程要拉8把，反覆的排練已經讓他形成肌肉記憶。他若晚一秒，國旗的高度就差12.3公分。

「那12秒，我心裡也沒底，但國歌一響，感覺就找回來了。」他蓄了12秒的力，終於使上勁。

升旗的過程不能抬頭，一直到退場，他也無法抬頭看一眼旗子到底升沒升到頭。退場路過隊長身邊時，他小聲問了一句，「隊長，上去了沒有？」隊長沒理他。後來他才知道，隊長也緊張得無暇望一眼旗子。直到回到休息室，電視里反覆播放升旗的鏡頭，零時4分，江澤民主席宣布，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朱濤的一顆心才落下。

回到賓館，大家都很興奮，有夜宵吃，有說有笑。朱濤沒興奮起來，「可能心理負擔過重，剛解脫，興奮點達不到。」他凌晨一點鐘多回去睡覺，睡了很久，睡得很踏實。

香港一夜

那一晚，會場之外，煙花的煙霧留在雨點與香港高樓大廈間。

香港導演陳可辛那天早上在美國，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一直在講香港，講倒計時。「我們這些人對回歸有很大的矛盾，既有對以前的留戀，也有對前面的期待。心情很複雜，不知道想見證還是不想見證。」上午10點鐘，他與友人一起吃早餐，心血來潮地問對方：「如果我趕一點鐘最後一班回香港的飛機，是否來得及。」

他馬上回家拿護照，在機場買了機票。晚上8點多鐘落地，這個拍過很多場煙花戲的導演，第一次在飛機上看到慶祝的煙花，滿街都是人。「那個情緒特別複雜，很難講得清楚。」2004年，內地和香港開始合拍電影，陳可辛是香港導演北上的第一人。

那天，香港一家中國傳統的精品店擠滿外國人。他們搶購銀筷子、鄧小平同款的手錶、印有中國國旗的棒球帽和紫色絲綢拖鞋等。一位女士在太陽下山前，也沒有找到一件合身的猩紅色外套，她絕望地哭了：「我必須穿點夠『中國味』的東西！」

交接來臨前的日子，美國《旗幟周刊》的記者寫道，香港看上去像一個跨世紀的狂歡場，摩天大樓拼成的天際線裝飾著紅色、黃色和綠色的燈，公共廣場裝飾著火烈鳥、五彩龍和紅燈籠。數百輛的士的電台天線上已經飄動著新區旗。

親歷回歸現場的記者林良旗的回憶不盡相同，他看到的「香港是很平靜的，不像我們想像得那麼熱烈。香港不像內地好像有那麼強烈的色彩，它那裡是海的色彩，藍藍的、靜靜的。」讓他印象最深的恰恰是海外的華人。

香港回歸的時刻，是倫敦時間6月30日下午4時，在英國外交部的招待會上，大屏幕播放著BBC（英國廣播公司）的現場直播。當看到英國國旗慢慢降下和中國國旗冉冉升起的情景，大廳一片肅靜，在場的英國人個個表情嚴肅，默不作聲。

82歲的彭威夏拉著腿腳不太靈便的老伴花了2個小時才到達倫敦東區的體育館。他家住在倫敦西南，平時很少來東區，但今天不同，華人聚集在一塊大屏幕前看交接儀式的實況轉播，「我是無論如何也要來的」。

在英國教了大半輩子中文和歷史，「這是我一生中最激動的時候。」他說。

「風吹國旗展開的一剎那，我想的是我不是記者，我就是中國人，在場所有的中國人可能就是一個想法，我什麼也不是，我就是中國人。你不是官人、不是商人、不是記者，在這一刻，每一個黃皮膚的人都想著我是中國人，這種自豪感很強烈。」林良旗回憶道。

那晚，香港增加後備電力供應容量。地鐵通宵服務，九龍巴士的主要幹線通宵運營，30條線路巴士延時服務。傳媒在回歸期間不允許員工休假，聘用了很多臨時工，攝影師、剪片師身價突然暴漲。柯達（遠東）有限公司發言人表示，5月份數碼相機銷量比上年同期激增5倍。

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抱著最後一次降下來的港英旗幟乘港督專車離別港督府。李振盛/攝

儀式結束後，查爾斯王子和彭定康乘坐不列顛尼亞號游輪離開香港。這艘皇家游輪即將退役，它的餐具印有王室徽號，古董電話和倫敦白金漢宮所用的極為相似。

那日下午，喝了茶後，查爾斯王子出發到體育館，在雨中參加豪華鋪張的告別儀式。毛毛細雨徐徐落下，所有東西都濕透了。他坐在講台上，腳下的紅地毯變成濕淋淋一團糟，吱吱作響。當他走到演講桌前的一刻，暴雨隨即猛降。查爾斯王子看著手上濕淋淋、黏作一團的數頁講稿，嘗試辨認文中的內容。「我生平從未試過在『水中』發表演說，這是首次。事實上，沒有人聽到我說了些什麼，因為大雨打在雨傘上的聲音太吵了。」

英軍陸續登上離開的船隻，因為下雨，很多衣服沒幹，士兵們拎著衣架正往船上走。彭定康的三個女兒痛哭起來，她們在香港完成了各自的青春期，感知了神秘東方的亞熱帶風光和抒情風格。

「砰」地一聲關上的艙門，把他們和香港的夜色隔開。一位美國記者寫道：英國查爾斯王儲乘坐的游輪駛離香港，紅旗取代了藍旗，當大英帝國的太陽最終沉落時，天上下雨了。

新一天開始

7月1日，中國集郵總公司北京一家營業部開門2個小時，就售出了3000多套《香港回歸祖國》紀念郵票。下午3時，北京飯店迎來了香港回歸後第一批來京旅遊的香港客人。

午夜時分，內地運載鮮貨禽蛋產品的「三趟快車」已經抵達港九貨場。凌晨4時，第一班雙層有軌電車開始在港島稠密的樓群中穿行。這種帶有古舊色彩的電車在這裡幾乎行駛了一個世紀。

6時不到，在灣仔汕頭街賣報的李老伯將當天的報紙擺放整齊。600多萬人的香港擁有上百種報刊，是世界上報刊密度最高的城市。

8時，中環、灣仔商業區，上班族步履急促，但茶樓里的老人們依然慢悠悠地「飲茶」吃點心。

黃大仙廟香煙繚繞，賽馬場依然人聲鼎沸，超級市場仍以各種花招吸引著主婦和菲佣。

那一天的香港，用一位香港政壇老將的話說，「就像卡薩布蘭卡里的里克咖啡館，各色人等輪番亮相」。

香港各大飯店推出「1997回歸宴」；200對新人選擇在這一天舉行婚禮；來自山西農村的鑼鼓隊與劉德華同台表演；鄧亞萍要在97形狀的球台上使出絕技。

香港回歸之日，一對英國和中國的男女青年喜結良緣。李振盛/攝

這一天，也是駐香港部隊大部隊進駐的第一天。徐志輝扛著第一面出現在香港的八一軍旗，開過地界，從北到南，停在赤柱軍營。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當時在車上站了兩個多小時，一動不動。

前一晚，士兵們沒有睡好覺。一大早，他們一手舉著紅色的小鏡子，一手刮鬍子。

「以前對香港的印象就是《古惑仔》，很亂。」徐志輝說，他們怕有人搗亂，盾牌、防暴器材、警棍、頭盔全帶在車上。

結果迎接他們的是鮮花。「好多鮮花往車上扔，很大的雨。有人穿著雨衣，有人打傘，有個看上去70多歲的老人站在路邊一直擺手。」

香港居民也對軍營充滿了好奇。一到軍營開放日，2個小時，幾萬張參觀票迅速搶光。香港人看到床上的「豆腐塊」都很驚訝，忙問「這個是怎麼做的，藝術品嗎？」

「打前站」的胡訓軍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那個年代，他眼裡典型的香港人形象是這樣的：戴著墨鏡，穿著花襯衣，扎一條領帶，白西裝金鏈子，黃金大戒指，頭髮一染，拎個密碼箱，一看就知道『大款』來了。「我們這邊穿著不合身的西裝，灰藍色襯衫，顏色稍微多了一點，但花襯衫接受起來也有難度。」

他當時覺得香港什麼都貴，地特別值錢，「跟現在北京的房子一樣」。吃一頓河粉要40港幣，而他一個月的工資才三五百元，吃5港幣一個的肯德基雞腿是最廉價的生活方式。

當年，譚善愛發現香港人沒有空手在街上走的，於是外出上街，也學他們拎個袋子，哪怕是空的。內地來的則喜歡在香港仰著頭數樓。

徐志輝在2015年再去香港時，第一站就是回赤柱軍營看看。如今這位湖南省益陽市氣象局的工作人員，最愛看的網站是鳳凰網。

胡訓軍家裡的博古架上，一直擺著一個鑲了很多水鑽的鼎，那是香港回歸的紀念品。因為時間久遠，很多水鑽脫落了。

1997年，一台VCD能換一平方米上海房子；桑塔納2000小轎車正風靡；阿迪達斯和愛馬仕首次進入中國，政府文件指出，商品短缺時代基本結束，中國消費者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展現驚人的力量。

那一年發生了很多大事。喬布斯重回蘋果公司；一群科學家在蘇格蘭宣布世界第一隻克隆羊多利已經出生；艾敬在《我的1997》喋喋重複著：「香港，香港，怎樣那麼香。」

那一天，世界上最忙碌的香港啟德機場依然繁忙。平均不到兩分鐘就起降一架飛機。一艘名為「汾河」的兩萬噸巨輪駛離葵涌的八號貨櫃碼頭，前往中東。

7月3日上午10時，聯交所大樓內一聲鈴響，歇息了5天的香港股市開市。幾分鐘後，電子顯示屏上出現了特區成立後香港的第一個恒生指數，15345.99，開盤跳升149.2點。

香港影院里，王家衛的電影《春光乍泄》正在上映。那一年年末，內地賀歲電影鼻祖《甲方乙方》在北京亮相，裡面一句經典台詞後來被無數次借用、修改和詮釋——1997年過去了，我很懷念它。

參考資料：

陳佐洱《交接香港親歷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

紀錄片《香港回歸全紀錄》

值班編輯：飯小姐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