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禁煙為何失敗？

據《中國吸煙史話》，一般認為，煙草的栽培與吸煙習慣起源於美洲，明萬曆年間傳入我國。[1]

由於價格不高、吸食方便，煙草迅速普及，「雖三尺童子，莫不食煙，風俗頓改」。這種「改」也影響了土地的種植比例，康熙年間，煙草種植佔耕地「十之五」，到了乾隆年間，「煙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且煙草種植的成本高於其他種植物，「一畝煙葉之糞，可以糞水田六畝」，「煙葉一畝之人工，可抵水田六畝，旱田四畝也。」[2]

上述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引致清朝皇帝下髮禁煙令。清太宗皇太極以煙草「為非土產，耗財貨」而「下令大禁」，具體方式包括「不準種煙，不準從朝鮮進口煙葉，不準吸煙，不準製造販賣吸煙用具等」；康熙、雍正時期也下令禁煙，尤其是康熙長期反對，且身體力行但效果一直不好。

禁煙效果之所以不好，當然有許多原因，則其要者，概有如下原因者：

一、上樑不正

雍正、康熙用鼻煙，雍正是清代所有帝國中最喜好鼻煙者，故僅禁旱煙；順治之所以不禁煙，是因為多爾袞掌權，後者本身就吸煙。乾隆吸旱煙（後戒掉）；道光吸旱煙；光緒喜好鼻煙，也吸水煙；慈禧太后吸旱煙、水煙和鼻煙。同期的太平天國要求「凡吃黃煙者，初犯責打一百。枷一個禮拜；再犯責打一千，枷三個禮拜；三犯斬首不留」，哪知洪秀全本人、大頭目及其宮中之人都吸煙，[3]其禁煙效果可想而知。

因此，不論制定什麼樣的法律和政策，最高掌權者做不到的事，要求下層去做，不論是道德上抑或情理方面都說不過去，發布的禁煙令當然不具備正當性，更何談權威性。最終淪為口號治國或標語治國。

二、過於看重法律的強制力

在古代，皇帝（朝廷）下發的命令是法律的組成部分，不能以為有了強制力（武力、軍隊），自然能夠令行禁止。法是理與力的結合，[4]缺乏其他因素的支撐，這些強制力僅是數字而已。

三、強大的習慣

到了清代，煙草的種植與吸食已成民俗一部分，如飲食男女般成為生活不可缺少之物。此時，若強製取締，又沒有相應的替代手段（比如不種植煙草的經濟補償、思想的疏導等等），法律勢必難以發揮相應作用。

這也說明，當法律對某種行為無法起到應有功能時，應轉換思維方式，調整法律發揮的方向，應考慮由「堵」到「疏」，比如對煙草「寓禁於徵」的政策。馬建忠和袁世凱都是該主張的力推者。1915年，該主張在北洋政府形成現實，煙草也逐步實行專賣制度。[5]

四、清朝後期鴉片的出現

道光、嘉靖年間鴉片的大肆橫行尚難禁止，使得此前對煙草的政策不了了之。

[1]袁庭棟：《中國吸煙詩話》，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9、39頁。

[2]第50-59頁。

[3]第99-105頁，145-153頁。

[4]孫國華、黃金華：《論法是「理」與「力」的結合》，載《法學》1996年第1期，轉引自孫國華：《法的真諦——孫國華精選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162頁。

[5]第64-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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