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怪人」林損是胡適解聘的嗎

【編者按】民國時期，胡適與林損之間有過一樁頗為有名的公案，孰是孰非，不少學人撰文爭辯。2017年最新一期《甌風》刊載方韶毅先生《林損胡適交惡考》（現題為編者所擬）。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此文。

今天我們談論起林損，總無關他的學術，只留使酒罵座的狂名。周作人更是把他與辜鴻銘、黃侃、劉師培並列為北大怪人。這多少有些令人遺憾。

「關於林教授，社會自有公論。我不因你謾罵，致更史實」

林損的狂與怪，典型的一次表現是發生在一九三四年四月的辭職風波，至今仍有人津津樂道，是為著名的北大舊事。

這樁公案有人認為是胡適公報私仇所致，有人以為是林損咎由自取。先是張中行在《負暄瑣話》里的《胡博士》一文中寫道：「說起北大舊事，胡博士的所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學院院長，並進一步兼任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立意整頓的時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鐸解聘了。林先生是反對白話，反對新式標點，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權，整頓，開刀祭旗的人是反對自己最厲害的，這不免使人聯想到公報私仇。如果真是這樣，林先生的所失是雞肋（林先生不服，曾發表公開信，其中有「教授雞肋」的話），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程巢父對此卻另有看法，專門寫了《張中行誤度胡適之——關於林損對胡適怨懟的辨證》來反駁，認為張先生對胡適的理解並不深，通過從《林先生公葬墓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知堂回想錄》《天風閣學詞日記》《吳宓日記》等處尋來的材料進行一番論證，得出結論：「（一）林損在人性上有弱點；（二）林損在被解聘前，耽酒，學問上無所進展，殊少創新；（三）解聘林損，與胡適無關。」

過了幾年，李振聲在《書城》發表《且說林損怨懟胡適這樁陳年公案》一文，依據程文採信的證據，得出相反的論斷：當時胡適與蔣夢麟、傅斯年是一個戰壕的戰友，「中興北大」的旗幟舉得高高的，「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林公鐸的被解聘，胡適必有脫不了的干係」。劉永翔《胡適與林損間的一段公案》也持相同意見：「蔣夢麟、胡適二人所為則難免黨同伐異之譏，遠遠背離了蔡元培先生『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了，而這一治校方針從此再也沒有恢復！」

新得黃惲《燕居古道》，內有《林損辭職的真正原因》一文，亦關於該話題，但矛頭直指蔣夢麟：「高仁山與李大釗一起為張作霖殺害數年以後，蔣夢麟迎娶了高仁山的遺孀陶曾谷，這在舊派舊思想的林損看來，很是不能忍受，朋友妻尚不能戲，更不用說是朋友的遺孀了。……在林損眼中，蔣陶婚姻很不道德，因此書獃氣發作，在北大校園裡又開罵了。這次罵的不是胡適，卻是代理校長的蔣夢麟，據說詩作得『極為刻骨』，把蔣氏罵得極為不堪，甚至辱及私德。這樣一來，林損就生生把一把保護傘給罵走了，不要說胡適想拿他開刀久矣，現在蔣夢麟也想拔了眼中刺，去之而後快了。於是一年一送的聘書就沒有了，林損這一次，因為得罪代理校長，連馬裕藻也救不了他了。我想，事關蔣夢麟的聲譽，即便是蔡元培也不可能再幫林損的了。」

潘猛補則從朱希祖書信里找到胡適「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證據。一九二〇年，北大一位叫孔家彰的學生，因為升學的問題對林損有意見，便寫信給胡適反映，胡適把信轉給負責此事的朱希祖處理。朱希祖為了說服林損，又把信轉給林損看，雖然把具名的末頁藏了起來，但林損還是查出告狀的學生是誰，並鬧到胡適那裡，胡適羽翼未豐只好忍氣吞聲。所以，朱希祖給胡適寫信，表示歉意：「今天接得你的信，知道林公鐸先生因為孔家彰事鬧得不休。這事多是我粗心不好，不該把孔生給你的信給林先生看。但是我的初心並不是把這封信給林先生看了，與孔生及先生為難。我因為學生中對於國文教員寫匿名信的很多，凡我可以與教員說得通的，我同他面說，不把信給他看；說不通的，只好把匿名信給他看，使他警悟。孔生給你的信，我僅把一二兩頁給林先生看，末頁具名的不給他看。不料信中有升班的事，我起初只看罵人的地方，並不看到這件事。這是我粗心不好。林先生卻因這件事查出孔家彰的名姓來，又誤以為此事是先生辦的，或因此遷怒先生。萬望先生海涵大量，勿介意為幸。至於孔生升班的事，卻是一件公事，我也不能勸林先生不說。……如其該升，也不能聽林先生與他為難；如不該升，也不能禁止林先生與他為難。因為林先生課程上與他有關係，不比旁人。況林先生處我已勸他勿為己甚，且對他說此事與適之先生無關。不料他愈鬧愈甚，簡直使我難堪，使我蒙『撩人是非』之嫌，友誼上說不過去，我也不願再與他交涉。這事我對先生開罪之處，或有見諒之一日。對孔生我只好獨負其責。先生對於孔生已遂他英語升班之願，也不算對不住。至於其餘升班的事，其中必有誤會之處，也只好不管他了。」 潘猛補認為胡適與林損早結下樑子，一旦「手握尚方寶劍，必開殺戒，將林損這刺頭剔除」，所以，「不必為胡適避諱而強為辨證」。

早在四十年代初胡門弟子胡不歸發表《胡適之先生傳》後，就引發過一番爭論。胡不歸認為林損在辭職事件中大失學者風度，當時輿論界對林損大起反感，而胡適的氣量很大，「一笑置之」。故林損門人薛凝嵩頗為不滿，兩度致函胡不歸質問。薛凝嵩信中說，當時天津《大公報》、北平《晨報》均刊消息，林損請辭職後，國文系學生聞訊表示挽留，何來「大起反感」。「林公鐸、胡適二先生，道雖不同，其致力與中國之學則一，其致力於中國文學之主張見仁見智，各有千秋。夫學術見解，與政治主張迥不相侔，絕非標榜本戶、推助波瀾所能得逞。」「夫古今學術之爭，不能破則不能力。孟軻斥楊墨為禽獸，莊周指仲尼為盜丘，如此謾罵，豈不十百倍於林教授之胡先生兩函。」對於薛凝嵩的指摘，胡不歸復函諷刺薛「如林教授化身一般」，「關於林教授，社會自有公論。我不因你謾罵，致更史實」。報人趙超構則評論胡不歸這種「捧生人、貶死人」的做法 「不見得怎樣合乎學者風度」。

林損

「人生各有適，吾道竟何之」

林損辭職事件整整八十年過去了，「社會自有公論」的現實是胡適如日中天，而林損徒有狂名，只是人們談論胡適的配角。落入胡不歸之口，實乃有失公允。考量林損與胡適的關係，有必要還原當事人的說法。

林損曾兩度進出北京大學。第一次是從一九一四春年至一九二六年冬，達十二年之久。先任法預科講師，後升任教授，因軍閥混戰，北大經常發不出薪水，要養活一大家子的林損迫於生計，遂去東北大學執教。一九二九年秋再度進入北大，任國文系教授。胡適雖然比林損遲幾年到北大，一九二六年離開後，也於一九三一年重返北大，這樣一對「冤家」又聚在一起了。

林損與胡適的矛盾是公開的。張中行在《紅樓點滴》中回憶林損把對胡適怨氣發泄在課堂上。「一次，忘記是講什麼課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紅著面孔走上講台。張口第一句就責罵胡適怎麼不通，因為讀不懂古文，所以主張用新式標點。例舉標點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側打一個杠子（案即專名號），『這成什麼話！』接著說，有一次他看到胡適寫的什麼，裡面寫到他，旁邊也有個杠子，把他氣壞了；往下看，有胡適自己的名字，旁邊也有個杠子，他的氣才消了些。」

還有個學生嚴薇青在《北大憶舊》中專門寫了林損和胡適他們的事。「林之解聘，可能是和他課堂上公開辱罵蔣夢麟、胡適和傅斯年有關。這三人中，對校長蔣夢麟只是附帶及之，主要是罵胡和傅；但他罵的並非學術上的問題，只不過是一些生活細節。如林自己所說：有一次教授聚餐，他向胡適敬酒，胡謝絕不喝，並出示手上的戒指，說這是胡夫人讓他戒酒的信物。林當即說：『胡夫人讓你戒酒，你就不喝，如果令堂讓你戒酒，你又該怎樣呢？』弄得胡適十分狼狽。」如對傅斯年，則當面告訴他，「你考北大的入學考卷，還是我看的呢！」嚴薇青回憶林損在上課經常以文言代口語，第一次上課就對學生講明：「考試時你們必須要用文言文答卷，白話文我一概不看。」

又據《林氏宗譜》所載《林公鐸先生行述》，一九一九年九月，蔣夢麟代長北大，在今雨軒宴請林損，胡適、馬敘倫、黃節、倫明、朱希祖、吳梅、張爾田、陳懷、林辛等均在座。有胡適粉絲拿《嘗試集》給林損看，他翻遍全書，扔書在地，說：「此狗屁不通。」胡適尷尬問：「適固不通，請指其短。」林損把全書從頭背到尾，一一指出哪字不當哪句不通。「胡適為之赧然」。

《每周評論》一九三四年第一四八期有《林損作聯嘲胡適》一則：聞胡適演講蔑視儒家，林損嘲為「狗之屁」，聯嵌「適之」：「人生各有適，吾道竟何之。」橫批「胡為乎」。胡適聽說後，不甘示弱：「他自發於餘竅耳，於我何損。」

胡適

胡適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刊行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倡導「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林損撰萬言《漢學存廢問題》予以反駁。據陳謐《林損傳》，該文「力辟其不可行凡二十五事，識者韙之。玄同及適亦不敢謂非，號為『骨董』，蓋言其說之可貴也」。在此背景下，林損還寫了《天下文字必歸六書論》《轉注從戴說》《注音字母為滅學之原》等文，惜均已佚。

林損對白話文的態度，在一九一三年撰寫的《說報》一文中可見一斑：「所謂文之工者，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者咸備，即爾雅淵懿之文也。」「爾雅淵懿，則入人必深；粗獷鄙倍，則入人必淺。」「文與語分，此文章之所以離群而立也。」他舉《列子》中「使龍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和《荀子》中「如以狐父之戈觸牛矢」兩句為例，如翻譯成白話即「若公孫龍所發之屁，魏牟亦將食之」「硬棒觸糞」，則「鄙倍極矣」「粗狂至矣」。但大勢所趨，後來林損對白話文的態度也有所改觀，他的學生徐英《林公鐸先生學記》稱《中國文學講授發端》涉及文言與白話的關係，「白話之提倡與否，今所不論也，然要不能屏之於文之外，則似無可疑者」。

林損寫過一首白話詩，這大概是鮮為人知的。題為《苦—樂—美—丑》，發表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雜誌第四卷第四號：「樂他們不過，同他們比苦！/美他們不過，同他們比丑！/『窮愁之言易為工』，畢竟苦者還不苦！/『糟糠之妻不下堂』，畢竟美者不如丑！」周作人說這首詩傳遞出來的思想對魯迅塑造阿Q產生了影響。但顯然林損是意氣用事，只想說明我不是不會做，而是不屑做而已，他「送給劉半農、胡適之看，他們便登上了」，胡適他們是想讀者看林損的笑話。林損有一首《初試白話》，應是寫此白話詩後所感：「相鼠有皮人有禮，當筵避席汝何心。愛才吾亦兼憐物，千笑初聞第一音。」

《林損集》收錄了一篇《論演講會作用》，系林損一九二一年左右在北大的演講紀錄稿，是目前能找到的唯一白話文演講稿，裡面談到胡適及《嘗試集》：「軍人拿人家的生命來嘗試，所以叫萬惡的軍人。胡適居然要拿人的心靈來嘗試。莊子有句話說：『哀莫大於心死。』胡適要把人心死盡，豈止萬惡教員而已！譬如打銅的匠人，打銅把銅質耗廢完，卻剩點銅渣充數，這就不能打銅。……大家想一想，我們的命難雖不值錢，難道比銅渣、玻璃管都不值嗎？為什麼應該受他們這樣的斷送呢？但是胡適本只是一個人的胡說八道，本沒有人聽他，教育部裡頭不應該毫無主見的聽他胡鬧。」

在林損未刊手稿中，有「辯奸論，誅胡適也。言行矛盾，好名無恥，攬權嘗試，淫樂思亂，騎牆詐欺」等句，未寫具體內容。北大學生鄭汝翰因病去世，林損作《鄭汝翰哀詞》，斥胡適之言行有損學生之純潔：「鄭生肄版太學，號位高朗純潔。然胡適之流，挾其淫妖狡險之才，倡浮薄無根之學，為異族走馬，揭旗幟以擁皋比，陷溺人心，不知所底。使鄭生尚在，其能不受磨涅與否，未可量也。」

他在與表侄陳謐的信中，分析形勢，同樣表達了對新文化的抵觸以及胡適的反感：「今日之患，不在末壞，而在本衰，學者無以自立，務求勝任，碎義難逃，嘩世取寵，非徒文學之一世也。逐新者妄，守舊者愚，其大本大法皆失之矣。唯願精造自得，資深逢原，暫居闇然，不患不日章耳。乾坤之速，不能無變，文學之變，由來亦久，氣化推移之中，必有芻狗筌蹄之設，昔之八股，獨盛五百年，及今一蹶，遽為灰燼；白話雖行，不待五百年也。……蔡元培本一浮華小人，寄跡他國，情均聾瞽，納采游士，以推行其競名死利之為，非知學者。胡適雞狗蟲豸，更無所置之。設速朽之業，以邀不朽之名，自古斷無此理，昔嘗戲駁其說，凡數百條，批隙導窾，頗雲砉然，既而秘之，誠不忍割雞以牛刀也。」胡適曾作《不朽——我的宗教》。

此外，長兄林辛先他幾年被排斥出北大、《北大月刊》不予刊登他的一篇《醉石先生事略》，林損都以為是「媚夢麟者」所為。林損平素器重的同鄉學生梅思平卒業時居然在試卷上作白話文詆毀，故意與他作對，使他怒不可遏，認為「必受胡適教唆」。這些都逐步加深了林損對北大掌權者尤其是蔣夢麟、胡適的厭惡。

一般以為林損固步自封，他與胡適交惡是白話和文言之爭，進一步是進步與保守之爭，但事實上林損對科學精神一直保持著敬畏。他自小對數學很有興趣，嘗言「通人碩士，恥事筆硯之間，咸以輸入文明振興科學為己任，算學亦六科之一也」，對科學亦嚮往，到了三十年代，還寫詩闡述科學真理不可拋棄：「尺棰日取不竭，厥理真實非誣。原子電子立喻，科學豈可舍諸。」 並且，他早年參與編輯《黃報》，與黃興、宋教仁、姚桐豫等共同「馳驅革命」。

《林損集》的編者陳鎮波認為，林損與胡適的分歧主要在學術、政見方面，集中表現在《惜士》一文中：「夫所謂中國可暫亡五十年者，此何言也？謂中國無文化者，此何心也？謂宜棄國粹而一歸於歐化者，此何理也？排除老成而抵斥異己者，此何行也？拜夷酋而隨戎師，此豈出於五藏哉？恐亦非夫已氏之性然矣。一墮荊棘，逆施倒行，皇帝之臣歟？浪士之徒歟？父母之不孝子歟？執政之一顧問歟？狗非犬類，而犬可以為羊。呼嘯朋儔，皆如斯類。而刑戮不加，權威不損，極無道之為，取富厚之實，乘國家之危，作樂志之機，乾坤為之震蕩，正人為之傷氣。」胡適曾在《我們可能等候五十年》一文中，認為「我們的最後勝利是毫無可疑的……在一個國家千萬年的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了什麼？」並說過，中國的文化傳統都是「無濟於事的銀樣的蠟槍頭」，主張「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杜威來訪，胡適作歡迎詞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因此，林損說：「為異族牛馬走，則顛覆國本之罪也，此而不誅，則不足以為兆民之表率矣。」「今外侮之來抑甚矣！無倀何虎，倀之毒甚於虎也。殺人之身者何如死人之心，二死人之心者，則皆此倀之所為也。」 但林損接受《申報》記者採訪，只承認學說上與胡適不同，並無政見上差異。「本人系教授，教授教書，各有各之學說，合則留，不合則去。」

終於，當胡適著手改革時，許之衡選擇默默離去，而林損一如既然，公開叫板。他分別給蔣夢麟、胡適寫了信。致蔣夢麟云：「自公來長斯校，為日久矣。學生交相責難，瘖不敢聲；而校政隱加操切，以無恥之心，而行機變之巧，損甚傷之！忝從執御，詭遇未能。請從此別，祝汝萬春！」致胡適云：「損與足下，猶石勒之於李陽也。鐵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於文字者微矣。頃聞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塵，損寧計議於區區乎？比觀佛書，頗識因果，佛具九惱，損盡罹之。教授雞肋，棄之何惜！敬避賢路，以質高明。」又在系裡貼了布告：「損自即日自動停職，凡選課者務祈繼續自修，毋曠時日，以副平素區區之望，是所至禱。」留下別學生詩：「終讓魏欺佛，難求鐵鑄心。沉憂多異夢，結習發狂吟。敦勉披襟受，余情抵海深。吁嗟人跡下，非獸復非禽。」

林損在北大，「學生中喜新文學者排之，喜舊文學者擁之」。他攜眷南歸，有人歡喜有人憂。一位叫趙鈁的學生獻詩惜別：「每笑白室睹緇帷，深惜先生抱道歸。避世無煩關尹問，憂時終致魯人譏。甘陵往事分南北，儒墨於今有是非。回首舊京三月暮，不堪桃李門芳菲。」更有舊時學生和在校生來信慰問，李如漢在信中說：「胡適者，亦復說之成理，言之動人，不為之惑者既寡，而能指其瑕疵者更不易得，況能面責以詞乎？斯人之易文言為白話，慮文言無以見勝於人，僅欲自掩其丑耳，而其流毒於天下，小人得志，往往如是，可勝嘆乎!」

風波頓起，流言飛揚。林損給黃侃寫信，通報情況，並附以致蔣、胡函：「奉閱致穎民書，有『林君辭職，不勝惋惜，隋侯之珠，何致彈雀』等語，高誼深情，銘之五內，然蔣夢麟、胡適之為雀鼠，非私害也。食苗食麥，太倉其空，若不加以彈擊，所學何為？一擊不中，倏然遠逝，損今為空空兒矣。報載種種，類不以情。至於『君子不非大夫』，『絕交不出惡聲』諸流言，希以經術裁之，聊存正氣於南國，非欲爭於北鄙也。」

幾位知情教授在日記中留下了對林損辭職的記錄，亦各有看法。劉半農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日記：「下午到一院上課，忽於壁間見林公鐸揭一帖，自言已停職，學生不必上課云云。殊不可解。電詢幼漁，乃知夢麟囑鄭介石示言公鐸，下學年不復續聘，你先為之備，公鐸遂一怒而出此也。以私交言，公鐸是余來平後最老同事之一，今如此去職，心實不安，然公鐸恃才傲物，十數年來不求長進，專以發瘋罵世為業，上堂教書，直是信口胡說，咎由自取，不能盡責夢麟也。」 鄧之誠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日記：「北大蔣、胡數易馬幼漁及黃、林諸人。公鐸遂先起辭職，與書痛詆蔣、胡，騰諸報章，看來此事必有大波瀾也。前三年，蔣之逐朱逖先，意即在孤馬之勢，特馬不知耳，然尚能免撐三年之久，馬亦倔強哉。」

林損離開北大，黃侃介紹他到中央大學任教。遇朱希祖、吳梅等老友。朱希祖感曰：「憶民國六年夏秋之際，蔡孑民掌校，余等在教員休息室戲談：余與陳獨秀為老兔，胡適之、劉叔雅、林公鐸、劉半農為小兔，蓋余與獨秀皆大胡等十二歲，均卯年生也。今獨秀被捕下獄，半農新逝，叔雅出至清華大學，余出至中山及中央大學；公鐸又被排斥至中央大學。獨適之則握北京大學文科全權矣。故人星散，故與公鐸遇，不無感慨系之。」

「此等敗類竟允許其在北大如此久，亦吾等一切人之恥也」

但胡適對此並未作多解釋，複信林損：「今天讀手示，有『尊拳毒手，其寓於文字者微矣』之論，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哪一篇文字。我在這十幾年之中，寫了一兩百萬字的雜作，從來沒有一個半個字『寓』及先生。胡適之向來不會在文字里寓意罵人。如有罵人的工夫，我自會公開的罵，決不用『寓』也。『頃聞足下又有所媒孽』，這話我也不懂。我對人對事，若有所主張，無不可對人說，何必要作『媒孽』工夫？來函又有「避賢路」之語，敬聞命矣。」引來林損又一通罵：「字諭胡適，汝本亂賊，人盡可誅，律無專條，遂爾兔脫。然為杜威作夷奴，為溥儀作奴才，縱有他技，亦無足觀，況無之乎？嘗試懷疑諸邪說，只遺臭耳。盍張爾弓，遺我一矢。」胡適接信後再無聲響，此事才漸漸平息下去。只是到了晚年，他對胡頌平兩次提及林損，一次說陳介石、林損「舅甥兩人沒有什麼東西，值不得一擊的」，再一次是相反的意思：「公鐸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罵人、不用功，怎麼會給人競爭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黃季剛他們天分高，他們是很用功的啊。公鐸當我面時，對我很好，說：『適之，我總不罵你的。』」

胡適的日記、書信除一九三四年五月卅日日記涉及「商定北大文學院舊教員續聘人數」外，隻字未提林損的事。倒是傅斯年不想隱瞞什麼，他於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修書胡適：「在上海見北大國文系事之記載為之興奮，今日看到林損小丑之文，為之憤怒，恨不得立刻返北平參加惡戰，事以如此，想孟麐先生不得不快刀斬亂麻矣。此等敗類竟允許其在北大如此久，亦吾等一切人之恥也。今日上孟麐先生一書，痛言此事。此輩之最可惡者，非林而實馬，彼乃借新舊不同之論以欺人，試問林、馬諸醜於舊有何貢獻？此小人戀棧之惡計，下流撒謊之恥態耳。越想越氣，皆希努力到底。」五月八日致函蔣夢麟：「國文系事根本解決，至慰。惟手示未提及馬幼漁，深為憂慮不釋。據報上所載情形論，罪魁馬幼漁也。數年來國文系之不進步，及為北大進步之障礙者，又馬幼漁也。林妄人耳，其言誠不足深論，馬乃以新舊為號，顛倒是非，若不一齊掃除，後來必為患害。此在先生之當機立斷，似不宜留一禍根，且為秉公之處置作一曲也。馬醜惡貫滿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無事。如有事，斯年自任與之惡鬥之工作。似乎一年乾薪，名譽教授，皆不必適與此人，未知先生高明以為何如？」

對於馬幼漁等浙江人把持北大之情形，楊樹達日記亦有所涉，如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四日，「飲席遇楊丙辰，談北大學生近日開會，以朱希祖、馬裕藻兩主任把持北大，不圖進步，請當局予以警告云云」；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日，參加單不庵追悼會，想起單曾對他言：「欲北大辦好，非盡去浙人不可。」「不庵固浙籍，蓋憤朱、馬輩之把持也。故余挽之雲，『眾人皆醉，靈均獨醒』，指此事也。」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訪陳援庵，「談及北平教育界情形，援庵深以浙派盤據把持不重視學術為恨。於此知天下自有真是非，宵小之徒不能掩盡天下人耳目也」。在胡適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日記中也可看到類似態度：「六點半赴北大教授俱樂部第一次聚餐，飯後有長時間的討論。馬敘倫發言最多，多沒有意思，也全沒有煽動力量。此人破壞了教育界多少年，尚不知愧悔，妄想打劫，可憐！」

行文至此，林損辭職風波的來龍去脈大致可以清楚了。當初胡仁源招林損等來北大，是排斥桐城派的勢力，蔡元培繼任，「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在胡適、蔣夢麟、傅斯年們看來，朱希祖、馬幼漁、林損等「浙人」個個是絆腳石。雖然林損曾對《申報》記者說：「其實本人與適之非同道久矣。此次辭職，完全鬧脾氣。」林損的性格固然是造成與胡適矛盾的不可忽視的因素，馬敘倫歸結為「有氣節，猶是永嘉學派遺風也，既不肯屈己附人，而尤疾視權勢」，但箇中奧妙怎是「鬧脾氣」了得。借用陳平原的話：「北大校園裡的改朝換代，如何牽涉政治潮流、學術思想、教育體制，以及同門同鄉等具體的人事關係，遠非『新舊』二字所能涵蓋。」

（此文斷斷續續寫成，中間穿插寫了謝磊明一稿，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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