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曉：香港電影沒有沉沒，只有安好

不久前的一個下午，與一位香港影評人聊天，他忽然講到一個悲觀的話題，當下香港電影導演的老化以及青黃不接相當嚴重。

我有些不能認同，「不會呀，你看徐克、星爺、林超賢、劉偉強、彭浩翔他們都還很活躍啊！」

「可是你算下他們的年紀……」我這才意識到，什麼叫白駒過隙啊，20年就那一晃眼。

01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我剛剛畢業才一年，正雄心壯志地在南方都市報做著我的娛樂記者夢。

天天看著TVB劇學粵語，就為了等待一個機會，可以去香港娛樂圈朝聖，林青霞、周潤發、鍾楚紅、王菲、劉德華、譚校長……簡直數不勝數。

對於我們70後的影迷們來說，香港電影有無數的經典畫面。

《英雄本色》里小馬哥戴著墨鏡叼著煙......

《甜蜜蜜》里黎明騎著自行車後面載著張曼玉……

那一幅幅經典畫面讓我們對於香港電影充滿了探索的好奇。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曾有「東方好萊塢」的美譽。高度類型化、商業化、工業化的發展模式，相比內地以及亞洲市場可謂獨樹一幟。

可是進入90年代，香港電影市場和行業的繁榮開始減退，在金融危機與行業內部問題的雙重困境下，電影從業人員從80年代的2萬餘人下降到2003年的5000人以下。

那時候的香港電影圈流行著「七日鮮」的說法，就是指一部電影從籌備到上映最快七天就可以完成。這在今天看來似乎只夠生產一部網路大電影。這種快速的反應和大規模的商業化複製，曾經造就了香港電影的輝煌，但也為它日後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1997年，當年的香港電影票房仍然一片紅火，佳片輩出，但香港影人所感受到的卻是雙重危機，一是面對好萊塢電影工業化完成後對香港電影的挑戰，需要在技術層面全面突破；另一方面來自於香港回歸後如何與內地文化融合的焦慮。

在這種焦慮感中，我們看到1999年，杜琪峰率銀河團隊投入中國星，與徐克等導演合組了一百年電影公司，開始了銀河映像作者電影、商業電影的雙足路線。從早期極具個人風格的優質電影到後期極其成功的商業運作轉型，2002年公司在香港上市，這或許是給香港影人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希望。

杜導就像他電影中的主人公一樣，他用商業喜劇片里的笑聲去試圖打破以往警匪片中主人公所傳遞給觀眾的孤獨與漂泊感。回歸之後的銀河映像，不再孤獨，也不再漂泊。

2002年的那個夏天，我也終於等到了採訪他的機會。經過很長時間的預約，杜導的秘書終於幫我確認了，印象很深的是，他當時跟我提了個要求：「可能你得用粵語採訪才行啊，我們導演完全不能講國語的呢。」

採訪時，在我嗑巴地用粵語提出了第一個問題後，杜導侃侃而談，我一邊錄音一邊記錄，但畢竟因為語言的問題，我對他表達的意思只能大致理解。這種語言的隔閡讓我提完幾個問題後索性直接用回了普通話。就這樣，一個講國語，一個講粵語，在很不和諧的語言氛圍中結束了專訪。

秘書送我出門時小聲地說，「杜導可是第一次接受內地記者的採訪哦。」是嘛？

十多年後再接受採訪，杜導國語提高了

那次去香港，我順便把當時數得上名來的杜琪峰、林嶺東、陳木勝、陳可辛、陳果等導演全部採訪了個遍，這就是後來推出的「香港電影中堅導演」系列。

02

我在任電影記者期間，見證了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的聯姻過程。2003年，香港與內地簽訂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合約，也就是俗稱的CEPA條約。

按照相關規定，香港電影不再受到當時內地每年20部進口分賬大片的配額限制，出品方的分賬比例也由之前的15%提高到35%左右，這極大地刺激了香港電影行業的創作積極性。

當年從中影離職出來幫港片做發行的於冬也是看準了政策的時機，扶植了一大批希望北上的導演，在早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博納公司也是從發行起家一步步走上了電影的上游產業。

2008年，CEPA補充協議進一步規定，香港與內地合作拍攝的電影真正擺脫了身份的困擾，完全享有了國產片待遇。

也就在這時，從香港電影黃金年代走來的人們似乎表現出了一種隱憂，我們曾經熱愛的純粹的香港電影是否再已見不到了？從數據上看，確實如此。

因為相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上百部最多曾達到400部的年產量來說，2002年之後的純粹香港血脈的電影年產量逐年下降，2010年不足50部，跌至近三十年來的谷底。與「黃金時代」的香港電影票房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無論是從電影的數量還是電影的票房來看，香港電影似乎大勢已去。

2002年電影《無間道》在香港收穫了5500萬港幣的票房，卻沒有在內地上映。

偉仔和Andy在天台的戲堪稱經典

而同一年一部以香港演員梁朝偉張曼玉作為主演的電影《英雄》卻成為了內地的票房冠軍，並最終在全球獲得1.77億美元的票房。進入正快速發展的內地電影市場成為了困境中香港電影為數不多的選擇。

香港雖然沒有綿長歷史所造就的傳統積累，但卻是個重效率、重結果、重功用的社會，它所形成的奮鬥、拼搏、勤奮、務實的城市精神也體現在這些電影人身上。眼見著純粹的香港本土片越來越難立項，從資本回報的角度來說，失去了東南亞市場後的香港電影早已末路黃花了。

看清時局後的香港導演們終於從不願離開轉為了對內地市場的主動進軍。

03

香港導演紛紛北望神州，並非全部試探成功。「武俠老怪」徐克剛進入內地時，觀眾責怪他再也沒有「黃飛鴻」系列中的俠之精神；「商業大鱷」王晶、劉鎮偉等紛紛北上，靠著炒冷飯一次次地透支著自己的信譽，幾乎成了爛片的代名詞。

連陳果這樣一直堅持著現實主義創作路線的藝術導演，去年推出新作《謀殺似水年華》，再取恐怖懸疑題材，依然遇到口碑與票房的雙雙滑鐵盧，他面對這個以商業為主導的電影市場有些無奈。

「我真不知道將來會不會很固執地只做商業電影，或者回不去我以前的電影了。

這都沒有衝突，我喜歡什麼就做什麼。

但是不要放棄我，不要對我失望，我還是要回去拍我喜歡的電影。」

一時間，北上的導演們都失去了原有的重心。

當然，也有陳可辛這樣轉型相當成功的，以及後來逐漸受到認可的徐克、林超賢。他們很務實，拋卻了耀眼的光環，來到內地取經學習，在一次次失敗中爬起來，頑強地繼續前行。

我認識陳可辛導演十多年，去過他的工作室幾次，他很熱情也很健談。從小培養出來的國際視野使得他本身對於外來文化有相當高的適應度，通曉幾國語言，非常儒雅。作品文藝得來也商業得起，可他進入內地也經歷了一個摸索的歷程。

憑藉當年的歌舞片《如果愛》，算是成功進入內地後，又先後拍攝了《投名狀》、《武俠》、《中國合伙人》，並不是每一部都有掌聲。

2014年拍攝《親愛的》，是一部講述打拐過程中法律、倫理與人性相糾葛的影片。雖然在內地人看來同樣存在一些認識問題的角度差異，但最終這部小眾文藝題材電影卻在內地收穫了3.44億票房，斬獲各種獎項。

不少人在電影院看《親愛的》哭了出來

我們也是相隔多年後在影片專訪時重逢，加了微信。他一點沒變，還是那麼健談，對電影的熱情依舊。他告訴我說，他現在會經常來北京，不僅在培養新導演，還開始著手投資網劇。

《七月與安生》的導演曾國祥就是他手把手帶出來的。我了解到香港導演一直有以老帶新的傳統，現在幾乎每位名導都有自己的弟子。所以從這點來說，我們似乎也不用過於擔憂香港電影導演會青黃不接了呢。

香港回歸20年，前十年我們看到的似乎是從黃金時代走下坡的香港電影，可是從近十年來看，走入谷底的香港電影如鳳凰涅磐般又在內地重生了。

陳可辛，徐克、劉偉強、林超賢、陳嘉上……如今的他們幾乎都變成了半個內地人，從以前不會講國語變成了用國語交流。我們每年看到的排前十的優秀國產電影里，有一半是香港導演的作品吧。

他們從香港來，但他們的標籤早已不局限於香港。

今天，恰逢許鞍華導演的《明月幾時有》上映，看上去是一個不太有票房的故事，也沒有鮮肉的加盟。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裡，我們看到市場上既有不隨波逐流的導演如許鞍華這種，仍然堅持強烈的個人特色，可欽可敬。同時我們也能看到林超賢、陳可辛這些充分融入內地文化的導演，已然吃透觀眾胃口，煥發新生。

成長於香港的作家陳冠中曾經這樣詮釋過「香港文化」——來自中國內地不同省份的人以及少部分外國客，聚集在一個荒島之上，以「香港人」的名義生存下去，多種文化相互融合、長期碰撞，最終形成了作為「香港人」特有的文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港味兒」。

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已然遠去，但它卻是一段不可忘卻的記憶，永久地留在腦海里。今天的香港影人們最終搭上了北望的列車，從小習慣了多種文化融合的他們亦煥發了新生。

1997-2017，整整20年，香港電影或許是在走一條V字路，並沒有沉沒，只有安好。

歡迎勾搭我們：娛樂EMBA公眾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