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的地理環境四通八達，水陸交通方便

　晉王趙光義對趙匡胤說「在德不在險」，此事在宋史並沒有記載，而記載在宋人王禹偁的《建隆遺事》一書中，被《續資治通鑒》等書採用。有人認為《建隆遺事》不可信，趙光義並沒有說過「在德不在險」。然而不管趙光義有沒有說過這句話，北宋沒有遷都卻是事實。而且北宋不遷都確如趙匡胤所言隱伏著極大的危機，北宋在趙匡胤逝世後逐步走向衰弱最後被金所滅與開封的地理位置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開封自古為四戰之地，周圍又沒有山嶺險阻，建都於此，遇強兵入侵時如何防守就成為嚴重的問題。張儀說：「魏之地勢，固戰場也。」開封的地理環境四通八達，水陸交通方便，在宋代作為經濟中心一點問題都沒有，但作為政治軍事中心條件尚不完全具備。

　　另外，開封太靠近黃河，在軍事上也是個致命的弊端。戰國時秦國曾四次攻打魏國的都城大梁，公元前225年，秦軍決黃河水灌大梁，結果城壞魏亡。

　　相對而言，洛陽的地理位置比開封險要得多。洛陽不僅位居「天下之中」，而且四周群山環繞，背負邙山，面臨洛水。東有成皋，西有崤函，北通幽燕，南對伊闕。「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秦以後宋以前有東漢、曹魏、西晉等王朝建都於此，號稱「九朝古都」。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才有了遷都洛陽的念頭，其出發點乃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他認為建都於洛陽，既有利於防守，還可以省去大量冗兵，減輕國家的負擔。後來范仲淹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洛陽險固，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陽。」可惜他的意見沒有引起最高統治者的重視。

　　就德治和設險守國而言，德治固然應當放在首位，但設險守國絕不能忽視。正如清代學者顧祖禹所說的：「雖恃德不恃險，而設險重閉之義，亦未可略而不講也……汴四戰之地，受敵最深，梁末帝之禍甚於王假，靖康之辱幾於石晉，況滔天之浸(指黃河)近在咫尺之間，言建都者，其亦有鑒於往事哉!」

　北宋名將韓琦曾建議加固京師外城，以此加強京師的防守，他說：「北戎勢重，京師坦而無備，若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疾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諫官余靖表示反對，他說：「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而為嬰城自守之計。」皇帝同意余靖的意見，韓琦加固京城的建議被否決

　既然開封無險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兵力補足。北宋開封一帶經常駐軍數十萬，城裡城外連營設衛，以代替山河之險。大量冗兵雲集京師，大大增加了開封對運河的依賴性。時間一久，就造成政府財政開支負擔沉重，百姓困於徭役。

　　前面說過，宋太祖登基後多次下詔開挖運河，為此不得不徵用大量民力。趙匡胤了解民間疾苦，愛護百姓，不會輕易動用民力。建隆二年，他命令給事中劉載帶領民眾挖五丈渠。他對侍臣說：「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他知道京師依賴運河供給並非長久之計，所以才有遷都的打算。由於遷都計劃受阻，運河的開挖和維護便成為北宋自始至終的國家大事。正如張方平所說的：「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河道不夠要繼續開挖，河道淤塞要不斷清淤，無休無止的開挖清淤動用無數民力，使百姓疲於奔命。

　　開封是運河的供給中心，政府的糧食和物資的主要來源地是長江下游。宋初，長江下遊人口稠密，經濟發達。自成為京師的糧食和物資主要來源地後，其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天下大部分財富集中在開封，其他地方卻越來越窮困，這正是趙匡胤所擔心的。他預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結果不幸而言中，過了不到百年，民力幾乎耗盡，富庶的長江下游地區經濟發展停滯，北宋政府經常入不敷出，龐大的軍費開支(占政府總支出的60%~70%左右)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過氣來，財政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成為不可挽回的趨勢。

　　1126年，金國見北宋已弱不禁風，興兵大舉南下，包圍開封。1127年，金兵佔領開封，北宋滅亡。被金兵洗劫一空的開封從此風光不再，汴河航道逐漸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慢慢喪失，開封在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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