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魏國「第一霸主」之位是如何被秦國搶走的？

經過春秋時代的拼殺和兼并，原本數以百計的諸侯國，除了秦、燕、趙、韓、楚、魏、齊七雄繼續爭霸之外，還有宋、衛、魯、鄒（邾）、滕、中山、越、東周、西周等國繼續頑強地生存著。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後，借著擊敗齊國之功，同時晉級稱侯。

魏國最強，有時自稱晉國；趙侯都城邯鄲，亦稱邯鄲侯；韓國滅鄭國之後遷於鄭都，亦稱鄭侯。而齊國的權臣陳氏（田氏）家族也廢除了最後一任姜姓齊侯，號稱陳侯。宋國迫於局勢壓力，不敢稱宋公，也只能自稱宋侯。其他諸侯國，除了楚國、越國早已稱王，秦國、鄒國、東周、西周稱公之外，多數自稱為侯，亦可泛稱為君。

為了能近似地還原歷史場景，筆者對於戰國時期天子諸侯的稱呼不使用慣用的謚號，而是採用他們生前的稱呼模式，例如周顯王稱為周王扃，第一次提到他們的稱呼的時候，筆者會在括弧中註明他們的謚號或習慣稱呼。三晉在剛剛分晉之時，尚且能做到同心協力，但隨著時代的推移，老一代三晉諸侯的去世，新一代三晉諸侯之間的矛盾日漸加深。

魏侯罃（梁惠成王，即魏惠王）繼位之初，弟弟公仲緩勾結鄭侯若（韓懿侯）與邯鄲侯種（趙成侯）對其進行圍攻。由於鄭侯與邯鄲侯對如何瓜分魏國產生分歧，鄭侯提前撤軍，使得魏侯罃得到喘息，反敗為勝，自此魏侯罃與邯鄲侯種結下仇怨，為後來的魏軍兵圍邯鄲城埋下伏筆。另一方面，秦國自秦公連（一名師隰，即秦獻公）開始得到了周天子的青睞。雖然周天子的權威比春秋時代更加衰微，但靠著代理人西周君大搞陰謀詭計和刺客暗殺，倒也還能勉強維持。

不過趙韓兩國介入了西周君繼承人奪位之爭，導致西周國又分裂出個東周國，使得周天子處境更加艱難。大概是為了擺脫這樣的窘境，周天子開始討好倚仗西周王朝故地崛起的秦國，藉以抵擋三晉日益高漲的霸權。公元前364年，秦將章蟜在石門（今山西省運城市西南）大敗三晉，周王扃（周顯王）居然賜給秦公連黼黻之服以示嘉獎，秦公連則藉此稱伯，沿襲春秋時代稱霸的思維。

秦公連乃至其繼任秦公渠梁（秦孝公）在周天子的鼓勵之下，繼續不斷地對三晉用兵。在秦軍的攻勢之下，三晉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破裂。魏侯罃為了擺脫被動的局面，開始了一系列戰略調整，首先用武力方式逼迫趙、韓與自己進行領土互換。在這一過程中，魏國依然遭受到秦國的攻擊，公元前362年，少梁一戰，魏將公孫痤被秦軍俘虜。

公孫痤是何許人也，歷來有些爭議，有人認為他就是魏國相邦公叔痤，《史記·趙世家》甚至將公孫痤稱為太子痤，未知孰是，總而言之是魏國的一位高級將領被俘，魏侯罃不得不面臨巨大的軍事壓力。換地、遷都、會盟、政變魏相公叔痤也恰好於此時病逝，其身邊的中庶子公孫鞅（衛鞅、商鞅）逃亡至秦國，成功投靠了新繼位的秦公渠梁，將魏國成熟的法度帶到秦國展開變法，終成魏國大患。

當然魏侯罃根本沒料到，公孫鞅的逃亡，對魏國乃至整個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多麼深遠的影響。他所考慮的問題，主要是魏國都城安邑距離少梁太近，僅僅與趙韓進行領土互換，不足以擺脫秦軍的威脅，只有遷都大梁才能緩解壓力。魏國遷都大梁的時間也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但總得來說是發生在公元前361年前後，首先要對大梁周邊的水利設施進行修整，還要營造城池，至少要花去幾年的時間。待到一切準備就緒，魏侯罃方可正式遷都，此後魏國亦稱為梁國，魏侯罃可稱為梁侯罃。

在進行遷都和換地的同時，梁侯罃還派遣大將龍賈在秦軍容易侵擾之處修建長城，抵禦秦軍的入侵，而秦國也在進行內部社會改革，暫緩對三晉的攻擊。這樣就給了梁侯罃幾年緩衝的時機。梁侯罃鬆了一口氣之餘，個人的政治野心也開始得到舒張。他擺出霸主的姿態，於公元前356年召見韓、魯、衛、宋四國君主舉行酒宴，以彰顯自己的權威。此時韓國君主為鄭侯武（鄭昭僖侯，即韓昭侯），後來在申不害的輔佐下改善了韓國的內政，在外交上追隨魏國。

魯國君主為魯侯奮（魯恭侯、即魯恭公），他在史料中留下的言論不多，卻體現出一種不合時宜的高貴情結，曾經在酒席宴間暗諷梁侯罃驕奢淫逸。甚至有一種傳說，魯侯奮的這種高貴情結，是導致魏國圍困邯鄲城的一個誘因，後面會提到。衛國君主為衛侯遫（衛成侯），宋國君主為宋侯辟兵（一名璧兵、即宋桓侯、宋辟公），他們都已經被下屬架空，在大國紛爭之中左右搖擺，並無主見。於此同時，梁侯罃的死對頭邯鄲侯種也開始活躍起來，《史記·趙世家》記載，趙國與齊、宋兩國君主會見於平陸（今山東省濟寧市汶上縣）。

宋國倒是兩頭都不敢得罪，既接受魏國的召見，又參加趙國的會談。而此時齊國的君主已經是陳侯因齊（齊威王），他站在趙國一邊，使得魏國的霸業面臨另一個強勁的對手。另外趙國還單獨約見了燕國的君主。《史記·趙世家》上說兩君會見於「阿」，即趙國境內的西阿城，位於現在的山西省臨汾市浮山縣。《竹書紀年》上記載為：邯鄲成侯會燕成侯於安邑。燕成侯在《史記》中記其謚號為燕文公，未知孰是。趙、燕兩國的君主建立的是反魏國同盟，不可能跑到魏國舊都去會談，所以「安邑」為「阿邑」之誤。

梁侯罃在召見過四國諸侯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號召力實在有限，魯、衛、宋是沒有影響力的小國不說，魯國還要看楚國的臉色行事；宋國首鼠兩端，並無忠心可言；而衛國已經被趙國盯上，隨時可能發生戰事。唯有韓國能夠堅定不移地追隨自己。在這樣的局面下只能先穩住秦國，再做打算。

於是在公元前355年，梁侯罃一面與秦公渠梁在杜平（今陝西省渭南市澄城縣）舉行會談，一面令龍賈在陽池（今河南省新鄉市原陽縣原武鎮）繼續修建長城防範秦軍。在這一時期，宋國又生變亂，司城皇喜（字子罕，宋戴公之子皇父充石之後，亦稱戴氏）壟斷宋國的軍政大權，太宰戴驩極為不滿，便鼓動宋侯辟兵向皇喜要權，於是皇喜大開殺戒，殺害宋侯辟兵，自立為君，《史記》稱其為「剔成肝」，大概是「司城罕」的訛寫。

為了保持君主稱呼格式的統一性，筆者以下擬稱其為宋侯喜。而戴驩也是個精明人，有史料顯示，他躲避了宋侯喜的毒手，逃亡齊國。宋國這次政變，並沒有對宋國社會造成根本性的影響，本來宋國的內政外交就是由宋侯喜一手安排的，以後該是怎樣還是怎樣。

當然，這次政變還是引來了魏國的小規模干涉。宋國之前曾經從韓國手中奪取黃池（今河南省新鄉市封丘縣），就是當年吳王夫差與晉定公黃池之會之地，魏國意圖把黃池奪回，不料宋人抵抗甚烈，未能得手。魏國之所以未能堅持與宋人為敵，也是由於另一威脅悄然而至。魏秦杜平之會不但沒有實現魏秦和解，反而激發了秦國對魏國新一輪的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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