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是如何失去其革命搖籃地位的？

【翻譯/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黃郁】1917年11月爆發了布爾什維克革命，此後蘇聯成了左派革命者心中象徵著希望的燈塔，莫斯科則成了他們紛紛朝覲的聖地。蘇聯這一神聖地位維持了40年，而在半個多世紀之後的今天，世界仍然在翹首期待著另一個能夠替代蘇聯的燈塔出現。

要解釋蘇聯這種號召力的緣由其實很簡單。1917年，法國和比利時的土地上灑滿了參戰士兵的鮮血，其中許多是無產階級工人，他們為祖國犧牲了生命，卻無法擁有基本的選舉權。他們死後，留下了在赤貧中掙扎的家人，而富人們卻趁著戰爭變得更加富有。

在這種背景下，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有了大批願意傾聽他的信徒。共產黨很快在那些染血的土地上成立起來。哈利·波立特（Harry Pollitt）曾是一名年輕的鍋爐修理工，後來他成了英國一名共產黨領導人，他總結了如下理由：「像我這樣的工人終於打敗了那些資本家，而且真正贏得了權力」。

西方的當權者們曾用這樣誇張的語言來攻擊蘇聯：「東方的俄羅斯如今陷入了可怕的混亂，這個國家不僅僅是受了傷，更是感染了可怕的瘟疫」。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也曾評價這類革命理想為「將毀滅國家秩序乃至國家靈魂的政治學說」。然而，權貴階層對蘇聯的攻擊越猛烈，波立特這類人就越是熱愛蘇聯。

當時，蘇聯的共產主義夥伴為數眾多，且大都活躍，足以讓列寧暢想著在全世界推行蘇聯模式。於是，列寧創立了共產國際（Comintern），並懷著熱情參與了各國社會主義革命政黨的創辦與發展，其中包括1919年前後創立的美國共產黨，以及第二年在英國和法國等國家成立的共產黨。

莫斯科成了國外共產主義者心中的聖地，一個能給予他們靈感、支持和資助的避風港。1926年，國際列寧學校在莫斯科成立，以便來自國外的共產主義者們接受培訓。資料顯示，在國際列寧學校成立後的12年間，德國有370人，捷克有320人，法國、波蘭、義大利、美國和中國各有200多名學員，澳大利亞、英國、西班牙和芬蘭各有100多人在國際列寧學校接受了培訓。

列寧學校的學生和到訪的國外共產黨領導都住在盧克斯賓館，這是一座位於市中心的大樓。在那裡，他們吃飯，睡覺，喝著俄羅斯伏特加、烈性喬治亞白蘭地，沉浸於醉人的革命熱情當中。

共產國際培訓的特工被輸送到全球，但他們大都不會活動太長時間。一旦他們的活動被當地警方發現，他們就會被遣返俄羅斯或是被就地關押起來。在英國，唯一一名逃過了警方眼線的蘇聯特工是馬克斯·彼得羅夫斯基（Max Petrovsky），1924~1929年之間作為莫斯科的特命全權公使被派往英國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工作。

馬克斯·彼得羅夫斯基大約在1883年出生在烏克蘭或俄羅斯，出生時姓名為大衛·洛佩茲（David Lipetz）或馬克斯·戈德法布（Max Goldfarb），有關此人的信息大多並不可靠，因為他成年後的記載被掩藏在一系列的假名背後：最初，為了躲避沙皇警方的追捕而加入了一個猶太社會主義者同盟；而在1917年革命前夕，他在美國管理髮行社會主義報紙《猶太前進報》（The Jewish Daily Forward）時，為躲避美國警察的追捕又用了一個假名。

在英國，他用「班尼特」（Bennett）的假名與莫斯科情報部門保持聯繫。根據一位蘇聯外交官馬克西姆·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出生於英國的妻子艾薇·利特維諾夫（Ivy Litvinov）所言，彼得羅夫斯基是「所見過的人當中最丑的一位，卻極有魅力」。

1920年前後，他抵達倫敦，另一位叫做羅斯·科恩（Rose Cohen）的共產國際特工在遊走世界各國發放經費後也回到英國，她和彼得羅夫斯基相愛了。科恩來自倫敦東區貧窮的猶太家庭，她富有活力、聰明、有文化教養且極其漂亮，長著棕色眼睛和深色長發。

1929年，彼得羅夫斯基和科恩結婚後搬到了莫斯科，他們的兒子阿廖沙（Alyosha）在此出生。1924年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接過了領導權。這一家的生活曾一度非常美滿：彼得羅夫斯基擔任著重要的政府職位，科恩則擔任一家英文報紙《莫斯科每日新聞》的英文編輯。

這家人田園般的生活在1937年徹底崩塌。由於當局懷疑彼得羅夫斯基和科恩對被流放的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懷有同情，兩人很快被逮捕入獄。他們的兒子阿廖沙則被送往一家孤兒院，從此後再沒見過他的父親和母親。

由於斯大林的政治清洗，莫斯科的形象再也不是希望的燈塔，而更像是殘酷的鎮壓者。儘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盼望著來自蘇聯的拯救，因為1937年的國際環境實在太嚴酷了。希特勒統治著德國，墨索里尼控制著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贏得了西班牙內戰的勝利。而英國和美國，在造成了各色人間慘劇的經濟大蕭條後，還在巴望著共產主義者的扶持，這是資本主義臨死前的最後掙扎。

哈利·波立特認為，那些曾在俄羅斯推翻專制統治的革命者「永遠不會傷害工人階級」。儘管波立特曾將彼得羅夫斯基和科恩視為自己的朋友，但他覺得，也許是自己交錯了朋友。

共產國際的特工和畢業於國際列寧學校的忠誠的同志們接受命令，對托洛茨基這樣的異見者及無政府主義者窮追猛打，並堅信在這一切的悲劇之後，他們一定會迎來全新的世界。

法國共產主義領導人安德烈·馬蒂（AndréMarty）作為隨行官員跟著國際炮兵旅來到西班牙。在那裡，他冷酷地命令士兵擊殺被指控的托洛茨基支持者。馬蒂及其同道者把那些被處決者稱為「人民的敵人」，這一讓人膽寒的用詞我們在今天依然能隱約聽見。

馬蒂的形象在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里被永久地銘刻下來（在某些版本里叫做馬薩爾）：「安德烈·馬蒂不在乎那兩人罵他。說到頭來，罵過他的人可真不少。他們作為人，總是得到他的真心憐憫。他總是跟自己這樣說：他自己的真正的見解已經所剰無幾，這乃是其中之一。」

保加利亞共產主義者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了解蘇聯某些最不可告人的秘密。1923年因為政治原因被判處死刑之後，他潛逃到了南斯拉夫，然後在德國定居下來。1933年，他被指控參與德國國會縱火案而糟納粹逮捕，而事實上，這起縱火案只是希特勒用來架空議會政府的借口。憑著非凡的勇氣，季米特洛夫選擇在萊比錫審判中為自己辯護。

「作為一位受指控的共產主義者，我為自己辯護，」他在被告席上說。「我要捍衛自己作為一名革命者的政治榮譽，捍衛我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我的原則和理想。」

最終因為缺少罪證，他被宣判無罪，被送往巴黎，而後是莫斯科。憑著英雄的身份，1935年他在蘇聯被任命為共產國際的秘書長。1944年，在流放二十多年後，他終於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保加利亞，開始領導當地的共產黨組織。1946年，他開始擔任保加利亞總理。

和馬蒂一樣，季米特洛夫並非利欲熏心的事業狂，他不會為了爭取權力而踩著無辜人民的屍體往上爬。他只是相信，為實現遠大理想而遭受的困苦和不公正是必要且有價值的。

多虧了各國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抵抗，共產黨在二戰中得以發展得如火如荼。斯大林1943年解散共產國際，國外的共產主義政黨得以開創屬於自己的新紀元，他們開始能夠自由行動，自由決策，而不再是蘇聯實施對外政策的工具。而當戰爭結束，斯大林又重新收攏了控制權。

1947年，斯大林創立了共產黨情報局（Cominform），向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政黨下達莫斯科的指令。在英國，斯大林親自干預了英國共產黨戰後宣言的起草。

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情報局的差別在於，共產黨情報局傳達的僅僅是決策和命令。蘇聯方面甚至都不願意再假裝允許任何克里姆林宮之外的人參與到決策中。1948年，該機構遭到第一次考驗：莫斯科方面宣布，一心要求獨立自主的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元帥不再是光榮的共產黨人，而是共產主義的叛徒。各國的共產主義政黨很快就接受了這一宣判。

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後，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激烈的繼承權鬥爭中獲勝。1956年，秘密舉行了黨代表大會（秘密是因為記者和國外的共產黨員不被允許參加）。

莫斯科這座燈塔的光芒終於還是熄滅了。新的一代人里再也無法產生類似於波立特、季米特洛夫、彼得羅夫斯基和科恩這樣忠誠的鬥士，能夠為他們心中偉大而公正的事業獻出一切。的確，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政黨仍然堅持著某些強硬立場，仍然吸收著一些年輕的理想主義者，但1956年的確是一個轉折點，從那以後，共產主義者們不再將莫斯科視為聖地，他們擁護莫斯科象徵的共產主義，同時也抵抗著來自莫斯科的霸權與威脅。蘇聯的共產主義理想已經無可挽回地被玷污了。

（青年觀察者黃郁摘譯自3月20日美國《紐約時報》，觀察者網馬力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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