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燁 x 貝拉·塔爾：電影就是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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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FORUM

張亞璇：很高興看到有這麼多人在場來聽這個談話，我非常榮幸能夠來主持這個談話，這個談話的主題是關於電影的另類教育。如果再做稍微更具體一點的詮釋就是教育以及電影非典型性的教育形式，比如電影節。我相信婁燁導演和貝拉·塔爾他們從事了這麼多年的電影工作，他們提供了那麼多卓越的作品，我想請他們從自己的經驗出發，來談這個話題。一定會讓我們有所得。

婁燁：特別高興我得到一個簽字，就是貝拉·塔爾導演的簽字，對不起大家，我先搶到了。很高興參加這個論壇，我覺得很早之前看貝拉·塔爾老師的電影，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有一種味道，好像不多的一些電影是有一些味道留存在那兒，不光是視覺，不光是聲音，而是有一種味道，像你在那個地方待在那兒的時候有一些潮濕的氣息，這是我現在留下的印象，當然完全不僅於此。我覺得特別高興，我覺得大家也很幸運，能在貝拉·塔爾老師的指導下拍片，我不知道訓練營的同學有沒有在這兒，是不是特別瘋狂？

張亞璇：先請婁燁導演談一下你的電影教育的輪廓，尤其從電影節的角度，它在你的電影理念的形成，電影理念形態的形成，電影工作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也許可以給一些具體的經驗。

婁燁：當時在電影學院上課，首先是一些基礎的課，大部分的像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傳授的肯定是現實主義的，新現實主義的，義大利的新現實主義、德西卡都是作為基礎教育，可能是因為80年代中期，85年進學校的，那時候中國的狀況也只能是這樣，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是安全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安全的，所以時尚正式開始。

而實際上通過義大利新盛主義一直到後面的義大利的新盛主義，包括安東尼奧的那些影片，我們知道電影不僅於此，源源不僅於此。這可能是開始的感覺。我現在回想起來的感覺是這樣的。

貝拉·塔爾：我的電影教育開始其實沒那麼刺激，我其實本來不想做一個導演的，對我來說電影只是交流的一種形式。對我來說現在也是交流和表達的一種形式。

我學習的其實是生活，是人生，不是電影。我也在過日子當中學習、體會。當你對生活有一定體會以後，你才會知道要怎麼樣表達它？拍電影是什麼意思？你看到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你自己消化，再把它表達出來，與人分享，這是在我眼中的電影拍攝。

所以我教電影教了很多年，但是我還是覺得不用特意來學拍電影，這點我們等一下再詳細展開。

張亞璇：我們可以邊想邊聽，也許婁燁導演在接著說一說在電影學院可能獲得了一些營養，但是這些營養足以支撐你之後的電影工作，還是那些電影的觀念，從形態到方式，日後在整個工作過程中有什麼樣的發展？

婁燁：實際上當時的狀況，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反正有很多人考電影學院是因為能夠看電影，因為能看到外面放不了，看不到的電影，這是一個原因吧，因為當時的時候，很少電影能夠在中國的電影院放映。

接下來的情況是我們上課，放電影，在開始第一年我們發現那些理論課沒有人去聽，全到放電影的課上，老師特別生氣，因為那時候看的電影太少了，我們等於在那兒利用這個機會可以看到各個國家的電影，各個不同風格的電影，這實際上是一個開始，這個開始在後面幾年才會感覺到你是在學習這些電影，實際上也在學習電影里呈現的那些生活。實際上那時候對生活可能沒有什麼理解，因為可能太年輕了，或者是怎麼樣，實際上電影學院的狀況，因為這些電影打開了學生的眼界，你知道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國家，他們是這樣生活，他們是那樣談戀愛，他們是那樣的爭鬥，這個實際上是四年電影學院快畢業的時候才感受到的，在開始的時候沒有特別清楚，現在反回去看電影學院影片，好象是在學電影，可能也像貝拉·塔爾說的在潛移默化的感受生活，不能說是學習生活，因為感受不同的生活，使得電影學習的畢業生在畢業以後能夠開始他的第一步工作。

張亞璇：我們理解這樣的起點是重要的。

婁燁：不是故意的，但是是非常偶然的幸運，現在看是一個偶然的幸運。還有一個偶然的幸運，那裡頭看的片子什麼都有，有做愛，有暴力，什麼都有，這是另一個偶然的幸運，沒有太多的限制，而你可以說是限映，也可以說是一個特別壞的事，我們這波人出去拍電影老是不過，這也是一個麻煩。

張亞璇：您覺得跟當時的起點是聯繫著的？

婁燁：當然是有關係的，因為我們就是這麼學過來的，所以我們拍電影的時候就不管就拍了，所以困難重重，覺得特別不公平。

張亞璇：我不知道現在電影學院的教育是不是跟那個時候您接受的東西還是類似的。

婁燁：我不太了解現在的電影製作，從我的角度來看，比如80年代，我們這批人，第5代之後的那批人，我們做了很多的拍片練習，拍攝作業做的很多，學校也不管我們，你們自己想辦法把這個短片自己作業拍了，無意識當中製造了一種可能性，也就是在90年代初之後的10年，中國出現的地下電影，也就是說，在學校就學會怎麼拍地下電影了，情況是這樣的。

張亞璇：我是這樣理解的，我想剛才婁燁導演講的也是一個特殊的時期，80年代後期，90年代初，其實那個時候學院的教育還是強調作者電影理念。

婁燁：對，我們的功課是大師研究。

張亞璇：對，我沒有研究過今天的電影教育狀況，但是有一個直接的感受，我覺得對於產業的強調，遠遠超過了對作者。

婁燁：可能也有這方面的影響。

張亞璇：所以是完全不同的理念，也讓學生獲得不同的營養，是一個重塑。但是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我們要在這裡討論所謂的另類教育，我們希望能夠探討或者思考一下電影節這種形式能夠在電影教育當中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尤其是對年輕導演來說。

我想，請婁燁導演進一步延伸的是你獲得了一個有意義的起點，也似乎獲得了很多營養，但是在之後的電影工作中，您覺得這些是夠的嗎？我想，你肯定從不同的途徑也在獲得不同的營養，來形成自己的電影理念，找到更加成熟的表達形態。

婁燁：讀了電影學院你覺得自己懂電影了，可以拍電影了，但是真的工作的時候你發現是零，什麼都不懂，既不懂電影，也不懂生活，這是我的感受，就回到剛才貝拉·塔爾說的，其實不是電影學院交給你的，這是之後的感覺，當然會有幫助，包括我剛才說的那些，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張亞璇：您是在一個生活的現場當中去電影工作，但是這個是可以很具體的，有不同的場域，電影節是其中的一個，跟你的電影工作肯定有直接的關聯，能不能給我們講講，尤其是在中國電影節，尤其西方電影節，國外電影節格外重要，對於這些拍所謂藝術電影或者作者電影的導演而言。能不能具體的講一講你的經驗，在跟電影節的相遇，有什麼樣的記憶，是不是有所得？

婁燁：你拍了電影，你沒得通過，你看誰要這部片子，自然有外部電影節要這部片子，你去放了，你發現有銷售商買你的片子，你就進入它的正常的銷售軌道，就是這樣的。

張亞璇：我們想聽具體的感受，第一個去電影節的片子是《周末情人》《蘇州河》。

婁燁：《周末情人》是在被禁兩年後去了海德堡電影節，那可能是第一個。

張亞璇：有什麼感受呢？

婁燁：當時感受就是電影世界是這樣的，特別大，有特別不一樣的作者，你會發現你更是從零開始。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地方的導演都有不一樣的經歷。

張亞璇：當然，但是我們只是講一講自己的經歷，可能現在我們請貝拉·塔爾導演也談一下。

貝拉·塔爾：當然電影節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如果我想讓大家看到我的電影，通過電影節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渠道。因為電影節是一個集合了媒體、宣傳、買家所有人的場合，是個市場行為。想得到關注，那麼就通過電影節來操作。

通過電影節首先能讓你得到更多的關注，獲得更好的市場，以此達到更好的海外發行，有時候去柏林，或者戛納、威尼斯的時候，覺得好象幾乎純粹是一個市場操作。而且是一個很便捷的渠道，因為在電影節會看到你的名字跟所有的大咖並排在一起。這就要說回到FIRST青年電影展，這個就跟歐洲的三大電影有一些不同，電影的起源是青年一代電影創作者更加有活力，沒有那麼商業化，所以更加有活力。

張亞璇：按我的理解，剛才貝拉·塔爾導演說的是那些大一點的電影節，他們總是想要更加的安全，安全意味著什麼？他們總是選那些很大很響亮的名字，這是為什麼他喜歡這樣的電影節，他想更有活力，諸有此類，有一個對比在裡面。

貝拉·塔爾：剛才主持人的問題是歐洲三大電影節在你看來更像是市行為它的教育義在何處呢，80年代的時候有過一段非常活躍的時期，那個時候，是真的遇到做電影的同仁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從中得到一些經驗，他24歲的時候，在80年代的時候，真的能在電影節上，比如說安東尼奧面對面交流一小時，對於他來說有沒有教育意義呢？好象也沒有。

貝拉·塔爾：他說他記得很清楚跟戈達爾的會面是什麼樣的？對我來說他就是神一樣的存在，我那時候才24歲。我跟他面對面坐著，他一直在抽雪茄。我本人不講法語，當時有一個法國朋友為我做翻譯。當時提了一個問題是關於長鏡頭。

張亞璇：對，你怎麼拍的長鏡頭？為什麼？

貝拉·塔爾：戈達爾沒有回答，就一直在抽雪茄看著他。當時我不太記得了。我就坐在那兒嚇呆了。其實現在我覺得我能理解他當時為什麼會那麼說了，他可能覺得我提的問題特別愚蠢吧。

張亞璇：貝拉·塔爾導演談到電影節的時候，他強調電影節對於他來說是有意義的地方，相遇不同的人，更有意思的人，很多朋友都是在電影節遇到，能夠讓你們相遇，通過作品，通過談話。對於婁燁導演來說呢，你有沒有在電影節有過那些很有意思的相遇，遇到有趣的人，有趣的事。

婁燁：有，差不多。我們在電影學院上學的時候，貝托魯奇在拍《末代皇帝》，可能是作為交換，要給導演繫上課，那時候我們覺得不得了的一個導演給我們上課，後來很久以後，在羅馬我見到他，我想了很長時間，想問他一直困擾我的問題，我說一個導演最重要的是什麼，在拍攝的現場。他的回答是「睡覺」。

張亞璇：你如何理解這個回答呢？

婁燁：我有點生氣，但他說真的是睡覺，有人四小時補一個光，我怎麼能不睡覺呢？確實補光時間特別長，哪怕是這樣的回答，我覺得還是獲得了一些東西。我會跟攝影師說補光時間短一點，不然我要睡著了。

張亞璇：是後來工作時間當中的一個體驗嗎？有的時候你要等很久。

婁燁：對，確實有這個問題，比如說時間等的長了，可能演員也不行了，導演也困了，會有這些問題，當然這只是一方面，但是我覺得還是有意義的，你得到的哪怕是一些細枝末節的信息，都會幫助你思考一些事情，或者重新看那些影片。

張亞璇：你肯定去過無數的電影節，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電影節之行是什麼時候？帶的哪部片子去的？能夠給一點這樣的例子嗎？

婁燁：去電影節對我來說是一個挺困難的工作，很難受，但是我告訴自己，去電影節這是一個電影導演的工作的組成部分，所以就這樣吧，因為確實可能是需要的。所以，沒有特別好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我們的錄音師在技術檢查的時候要撒尿，就是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每個導演不一樣，當然。因為在終剪來說，對我來說一個電影導演的工作結束了，應該交給下面的工作人員銷售這部影片，讓更多的人看到這部影片，我覺得是有分工的，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張亞璇：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學都知道貝拉·塔爾導演後來也有在匈牙利開一個電影學院，我們請他談談電影學校的事情。我想請貝拉·塔爾導演談一下他電影學校的事情，理念、運作。但是剛才在我們溝通的時候，他說他在開這個電影學校之前，因為政治原因，不得不關了他的製作公司，他作為一個導演的工作好象要暫停一下。我想問問他是為什麼？是什麼原因？

貝拉·塔爾：首先我是在2011年以後就不再導片子了，暫停了導演工作。決定轉行做製片人，之前也有過一些製片的經歷。之後匈牙利的政治體制發生了一些變化，國家對電影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有一些不同，所以我有兩個選擇，要麼接受國家的理解，要麼關掉我的公司，所以我就關了我的公司。

關掉公司以後我在思考我之後做什麼呢，之前25年我都非常頻繁的參與世界各地的工作坊和電影學校的教學工作，所以，也算是一名電影教育行業比較資深的從業者了。我實話實說，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一所特別好的電影學校。然後我就開始思考教育的意義。

教育其實對我來說應該是老師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教育學生，告訴學生規則是什麼？跟你說你必須做什麼？給你指引方向，這全都是錯的，教育不應該這樣來，婁燁導演剛才提到了一個關健詞，就是差異化、不同。人跟人都是不一樣的，但是，在這樣規範化的教育體制下，老師不把學生當做不同的個體來看。

張亞璇：他說在座的所有人都是不同的，但是在老師眼裡是差不多的。

貝拉·塔爾：如果每個人都是不同的話，教師需要體會到學生的不同。我覺得這是最關鍵的，在波斯尼亞薩拉熱窩的電影工廠就是基於這種理念創建的。持續了三年半的時間。我當時決定開一個國際性的電影學校，這個電影學校是建立在一所私立大學裡面的，當我們對外宣布以後，世界各地都有學生慕名而來，我們當時的學生有來自日本的，來自韓國的，來自印度的，拉美地區的，美國的，冰島，歐洲，當你看到一個冰島的學生遇到了一個日本的同性戀女孩的時候，他們之間的交流會是很有意思的，因為他們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故事，所以你就會發現世界很大，人跟人真的很不一樣。當我看到我面對了這麼一大屋子人的時候，心裡還是有一絲膽怯。

張亞璇：為什麼？

貝拉·塔爾：我應該怎麼對待這些學生呢？用怎麼樣的方法教他們呢？他們因為相信我慕名而來，但是我教不了他們，要是能真的教他們，我需要很了解新加坡，很了解里約熱內盧，但是我不了解。由此我覺得我需要更加有同理心，讓教學更加個性化，我們從來不講一板一眼的理論。

張亞璇：所有的都是個人之間的討論。

貝拉·塔爾：所有的討論都是基於每個學生不同的背景而開展的。我漸漸了解到了，其實教育不是最重要的，自由是最重要的。

張亞璇：沒有教育，只有自由。

貝拉·塔爾：他們得做自己，我跟學生說，現在已經21世紀了，拍電影沒有什麼局限性，可以拿手機拍電影了，你就放手去做吧，不要害怕，自由一點，不要規則，不要有預設的來拍電影，打破規則，打破局限，這就是我們的電影工廠，這就是我們的電影學校。我的鏡頭語言，我的電影語言只是我自己的電影語言，不是你的電影語言，你需要建立你自己的電影拍攝手法和你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我發現「電影」這個詞含義真是豐富，每個電影創作者都是不一樣的，電影創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都有自己富有個性化的電影語言。於是我就邀請了一些我在電影圈的同仁一起跟我的學生們進行探討。我很自豪的說當時邀請了30多名電影界的同仁跟學生進行交流和探討。

張亞璇：拉夫迪亞斯是菲律賓的一個電影導演，拍劇場9個小時的作品。

貝拉·塔爾：我剛才講的不是全部的，只是我剛才腦子裡想到的一些名字，這些朋友來到我的電影學院跟學生一起進行交流，讓每個學生能開展或者建立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你能想像跟著學生們一起進入到森林開始冥想嗎？或者著名墨西哥導演跟著學生們一起游泳嗎？

張亞璇：他說所有這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導演，各個國家的導演，都曾經在大電影節上放他們的作品，得獎什麼的，他用這種方法告訴大家電影的世界有多麼的豐富。為什麼這個學校持續了三年半呢？

貝拉·塔爾：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是不符合大學的結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資金的問題，因為是一個私立的大學，所以我們這個專業是燒錢的專業，學校從其他專業得到的利潤，成本，全都花在我們專業身上了。這就是為什麼把學校停掉了，但是這個學校是非常不同的學校，不同之處是我們把每個學生當做不同的個體看待，我們同樣尊重他們，但他們每個人是不同的，這點我們非常承認。這是我對電影教育的方式和理解。

婁燁：我想問一個問題，剛才說開這個電影學院是因為和國家的政策不太一樣，我想問是怎麼不一樣？

貝拉·塔爾：因為之前匈牙利的電影行業越發的中央集權化了，所以他對此有一些微辭，如果你們去搜索關於他的一些文章能看到，他為此爭持了很久，但是他也相信這樣的中央集權化是一個暫時的現象，終究會消失，終究會過去，他對此並不是很看重，他更看重的是生活當中的。

張亞璇：對他來說電影學校和電影製作有類似的地方。

貝拉·塔爾：對他來說開一個電影學校和開一個製片公司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為了培育人才，保護人才，挖掘新的項目，挖掘新的聲音，不同的個性，他需要保護這些人才，對他來說他從來不希望他的學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給他一個劇本，因為電影對他來說不是辭彙，而是畫面。

張亞璇：他剛才講的是當他不管是做教育還是做製片的時候，他會看著你的眼睛，試圖了解你想說什麼，如果你的眼睛能夠說服他，他就會盡全力來幫助你。有藍眼睛，有棕眼睛，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我想問的是，剛才在您的談話里，您是如此的強調自由，但是剛才也說到了改變，這些改變讓你停止了製片的工作，現在也停止了學校的工作，在更早之前，您甚至停止了導演的工作，那麼您在之前的電影工作當中是自由的嗎？

貝拉·塔爾：我一直是很自由的，這可能是我很幸運，也可能是因為我太不在乎了，以致於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勇敢，從而變的很自由，我相信如果一直很關注一些外在的東西的話，那是拍不出好東西的，所以只有一直了解自己想要什麼，想拍什麼，才能拍出好內容。

他從92到94年一直在拍一部片子，這兩年當中，劇組的同事不斷的在跟他說，從來沒有一部電影有7個小時，這樣是行不通的。

張亞璇：說你瘋了嗎？

貝拉·塔爾：就是瘋了，那怎麼樣呢？在我之前也許沒有7個小時的片子，但是我就做出了7個小時的片子。如果你一直特別關注別人的想法，這樣行不行得通，那樣行不行得通，就拍不出好的片子。

把相機往桌上一摔說，我不拍7分鐘一個的鏡頭。這之後情況也沒有改變，我們還是長鏡頭加一個長鏡頭的拍。拍了100天之後這個拍攝還在繼續，每個人都近於瘋狂。

拍到第二年的時候，我們還在拍同一部片子，所有人因為不知道到底整個故事會是什麼樣的，所以大家每天都不知道自己今天要拍什麼？但是這有什麼關係？扔完相機以後，我和顏悅色的抱了抱他，說喝點東西，兩個半小時膠員又冷靜下來了，我把他找回來，說咱們看看攝像機有沒有摔壞吧。我們一起回到了拍攝現場，修了攝像機以後一直拍到第二天早上5點。

電影導演一方面來說需要非常冷酷，不應該關注別人到底在想什麼，同時又要非常有同理心，一定要關注別人在想什麼。所有的事情都關乎情感，我前幾天跟人說過，不要用腦子工作，要用心工作。當然最好的狀況是頭腦和心靈同時工作。每個人都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把鎖，想打開這個人需要不同的鑰匙。

張亞璇：現在輪到婁燁導演了，跟我們說說關於創作自由的話題，你的感受，在這個環境當中，如何協調，如何去尋找到一條道路，讓自己能夠自由的表達。

婁燁：我先說剛才我聽貝拉·塔爾說的，你必須不管別人，但是你又得管別人，這個是電影導演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我深有體會，也是很難做到的。

有時候也很困難，你沒法做一些決定，在事情發生的時候。

張亞璇：你也做決定嗎？

婁燁：肯定得做決定，但是有些決定沒法預測它的未來，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你不用預測它的未來，不用管吧。不用想太多，我的感覺是這樣的。

張亞璇：願意談一談跟創作自由有關的話題嗎？

婁燁：我不太一樣，我老覺得不自由。各種問題，電影審查，沒有足夠的錢，找不到好的場景，找不到最有力量的表達，時間長了，我認為這是一個電影工作的一部分，也就不是特別在乎了。

張亞璇：但是您認為您最終呈現的拍出來的是自由的電影嗎？

婁燁：我覺得如果反回去看，我還是很幸運的，我在一個時間能夠拍一種電影，我覺得已經很幸運了。就是這樣。因為每個時間想的不一樣，在那個時間我居然就能完成一部電影，我覺得已經很幸運了，所以那些不自由都忘了。

張亞璇：都被你克服了，是嗎？

婁燁：就是忘了，其實還是有的，只是忘了。

觀眾

提問

觀眾：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婁燁導演，因為剛才聽您說，講到創作和自由的問題，因為我特別喜歡您的電影，也一直在關心。最近有一些政策出台，網路視頻上不能出現同性戀，不能出現這個，不能出現那個，我也一直了解到您從開始創作以來，一直受一些政策的影響，我也是一個年輕的導演，對這個事情感到比較困惑和迷盲，您能不能給我們一些建議，或者跟我們說一下到底該怎麼面對這樣的情況？

婁燁：我沒什麼建議。我沒主意，沒建議，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唯一可以做的可能是拿起攝影機去拍，拍你想拍的電影，這是我唯一的建議，你去拍就完了。

貝拉·塔爾：每個人都可以拍片子，用啊，用起來啊。

婁燁：要是沒錢，先掙點錢，打打工，到公司或者是公務員，但是得去電影檢查部門，那是一個特別要命的地方，而且電影審查員是一個特別可悲和可憐的職業。

觀眾：兩位導演好，我非常喜歡兩位導演，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二位，我本人是一個電影專業畢業的學生，我現在在一個上海的工作坊教學生，我是堅持一對一的帶學生，希望幫學生找到他們自己的聲音和風格，但是我有一個小問題，總歸有一些基礎的東西要教給他們，比如鏡頭語言，基本規則，怎麼平衡，不要教太多讓他們自由表達，但是還是要把一些基本的東西傳遞出來。謝謝！

貝拉·塔爾：我相信剛才我的談話過程中，已經基本上說到了給您的問題的答案了，我們每個人是不同的，每個學生是不同的，打開每個學生的鎖是不同的，大家有不同的情感，一切都是基於情感得來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拍攝我自己第一部片子的時候，我對拍電影的基本要素一無所知，我唯一有的是一個16毫米的攝像機，我就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覺得我應該把這個人的臉拍進來，應該把那個人的臉拍進來。22歲的時候拍第一個劇情場片，只有5天的時間。

我拍完每部片以後有一個新的問題產生，當然這個新的問題不能用老的答案來解釋，一部片一部片這樣拍下來就形成了自己的鏡頭語言，就形成了自己的電影語言，當然每一部片更加的深刻，越深刻下去，就能越純粹。當然你也會犯錯誤，當你真正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覺得很羞愧，並且從這個錯誤當中汲取到以後，你下次絕對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而不是其他的人來告訴你，你犯了什麼錯，他強調的是自己的反省，自己的學習，在這個過程中。

婁燁：或者是繼續犯錯誤。

貝拉·塔爾：當然，一定會一直犯新的錯誤，不同的錯誤，因為人無完人。

婁燁：剛才說是不是有一些最基本的東西需要學習，我的看法是根本沒有基礎的東西，不需要有基礎的東西，不存在基礎的東西，因為電影怎麼拍都可以。

張亞璇：貝拉·塔爾導演剛才談的時候說了同樣的話，沒有基礎的東西，他就在強調整個創作過程，以他自己為例，他拍出一個電影，他會意識到一些問題，他需要為這些問題尋找答案，他在拍下一部電影會有新的問題出現，沒有同樣的答案，不一樣的問題不一樣的答案，他在強調持續的在電影的實踐當中，在自己的拍攝實踐當中去思考，去學習，最後他說，這樣你就會走的越來越深，你也會越來越純潔。

觀眾：兩位好，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想知道，你們現在都已經拍了很多的電影，從以前覺得自己不太會拍電影的時候，什麼時候是你們覺得你們可以真正會拍電影了，是什麼樣的契機或者什麼樣的感覺，可以給我們分享嗎？

婁燁：實際的說，我覺得我現在還不太會拍電影，每當拍一部新電影，我老覺得我忘了怎麼拍電影了，這是真實的感受。

貝拉·塔爾：我和婁燁導演的感受一樣，我至今仍然不相信自己是個導演。就像我在開場的時候說的那樣，電影創作是一種工具，是表達的一個途徑，交流的途徑。

觀眾：謝謝兩位導演，我想問一個關於觀看自由的問題，現在電影媒介的傳播方式有了很大的變化，兩位導演怎麼看待我們通過手機和電腦來觀看電影，而不是進入電影院，還有關於大陸觀眾經常下載盜版光碟看，兩位站在創作者的角度對這個是什麼態度？謝謝！

婁燁：我覺得還是手機看電影和電腦看電影和在電影院里看電影不太一樣，因為感受不一樣，我覺得這是無法代替的兩種感受。從進入電影來說可能需要在電影院，哪怕自己家裡黑暗的環境裡面，可能更容易進入一部電影。

盜版問題，我不知道它是一個特別要命的事，特別不好的事，但是它又是一個很好的事，因為它能把更多的電影帶給影迷，讓更多學電影的人看到不一樣的電影，在網路封鎖的情況下。

貝拉·塔爾：他說在這個數字時代，他把這個事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跟電影製作有關，現在的電影拍攝作者不是在膠片上拍了。

數字電影不是電影，他覺得數字電影有自己不一樣的語言。對他來說電影拍攝就是35毫米膠片，數字動態影像對他來說就像是電影里的第八藝術，如果我們把電影看成第7藝術，沒有看到數字動態影像給這個媒介帶來了什麼新的語言。他談到了白南準的一個作品，跟大提琴有關的。

另外一個角度，從發行的渠道來說，35毫米的膠片電影在電影院里放映，當你可以和你的鄰座一起看，有一種共同體的感覺存在，這和你一個人獨資在家，在電腦上看我的片子或婁燁導演的片子是很不一樣的體會，同時說到盜版的問題，婁燁導演非常好心的還幫他想了一個很好的解釋，說可以讓更多人看片但我的理解是，一邊待著去吧，別偷我的錢。他在替婁燁導演眾籌，所有的盜版商們把你們的錢捐出來給導演拍下一部片子吧，這才是一個更高尚的行為。

觀眾：我特別喜歡這次的討論，我想問貝拉·塔爾導演一個問題，我注意到他的片子裡面的環境音和雜音的聲音處理一般都會比真實的生活裡面的聲音要大，我注意到在布萊淞（音）導演的片子裡面也有類似的處理，所以我想知道，導演是怎麼考慮電影里的聲音處理？

貝拉·塔爾：我之前的5部片都是在棚里拍的，不是現場收音的，我其實挺喜歡可以通過後期增加一些細節，以此使片子或者說聲音上表達的更豐富，當你真的聽到這個聲音效果的時候，你就知道這樣做到底是對還是不對，你就能感覺到應不應該這樣做。電影拍攝任何方面都沒有固定的配方。沒有固定的1234。

觀眾：我是一個今年剛高考完的學生，原來是有機會去北電，後來去了上海電影學院，婁燁導演是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在北電學習的這幾年對你的創作道路有什麼影響嗎，對於一個電影創作者來說是後天的學習和先天天賦相比哪個更重要一些。

婁燁：每個人不一樣，比如說你先學了，或者說後學了，我覺得每個人應該選擇自己的方式，沒有固定的邏輯必須要怎麼樣。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張亞璇：天分重要嗎？

婁燁：天分重要，當然重要，當然沒有天分也可以做沒有天分的事。但也不一定是壞事。沒有天分的，我們拿電影做比較，一個有天分的電影不一定好於一個沒有天分的電影，這是顯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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