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島一村：願你的人生再也不用顛沛流離

作者 | 蓮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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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生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小時候對海峽彼岸的台灣唯一的認識也許就是，一直被教育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我們要立志解放台灣人民。

前些年看了一部台灣影片《淚王子》。張孝全、范植偉、關穎、朱璇，清一色的俊男美女告訴你穿著制服的國軍飛行員可以帥到什麼程度，而身著旗袍的傳統中國女子可以美到何種地步。平心而論，這是一部非常「養眼」的片子，雖然我只認識裡面打醬油的老戲骨曾江。更重要的是，這部戲裡還有「拉拉」的伏筆作為核心看點。

但其實，《淚王子》這部電影講得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戒嚴時期的台灣，空軍少尉孫漢生被指為匪諜最終遭處決，而引出空軍眷村裡四位男女主角及跨越兩代之間的愛恨情仇與悲歡離合。

國民黨敗退至台灣後，從1949年5月20日零時起在台灣全境實施戒嚴。這次戒嚴歷時38年又56天，是世界歷時上持續時間最久的戒嚴。為防「共諜」滲透，國民黨當局用高額懸賞誘人告密。僅20世紀50年代，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就有29407件，受難人14萬。

《淚王子》這部影片是我第一次對台灣在1949年之後的政治生態有所認識。難怪國家會將如此光榮而偉大的任務交給我們這代人，敢情台灣人民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啊。

後來有機會去台灣旅遊，到了位於台灣中央山脈南投縣仁愛鄉的清境農場，這裡竟然到處都是擺夷風味的餐館，裡面有極具傣族特色的菜肴：油炸竹節蟲、酸筍雞……在雲南生活過兩年，知道擺夷是過去對傣族的稱呼。於是，開始潛心了解這裡的歷史。原來，清境農場是由一群國民黨老兵所建。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李彌率部輾轉撤至滇緬邊境，成為一支異域孤軍流浪金三角。直到1954年，該部老弱病殘約3300名將士撤到台灣。

撤到台灣的國軍將士部分被安置在南投縣仁愛鄉，鑄劍為犁，這些脫下戎裝的將士經過二十多年的精心建設，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打造了一個豐饒美麗的農場，並開始發展觀光農業，這就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清境農場。

李彌是雲南盈江縣人。在1944年的對日滇西大反攻中，正是時任第八軍副軍長的李彌指揮國軍將士克複戰略位置十分險要，有「東方直布羅陀」之稱的松山，全殲日軍守敵。後來，在解放戰爭中第八軍被全殲。1949年，第八軍重建時，很多將士都來自雲南。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在台灣莽莽中央山脈中，會有那麼多正宗擺夷風味的餐館。這大約就是當年的國軍將士對家鄉故土最執著的眷戀和最深切的愛。

對台灣的好感其實應該是我們內心的自然情感，畢竟，我們都是中國人，而在很多層面上，他們甚至比我們更加「中國」。我們和他們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之所以隔膜和敵意，只是因為長久的分割和彼此互不了解。中國人和中國人之間，不應該再有仇恨和戰爭。

前不久台灣著名話劇《寶島一村》到重慶巡演，有幸看了一場。

《寶島一村》講述國民黨百萬軍隊及家屬撤退到台灣後的生活狀況。

作為眷村的第一代居民，那些在1949年之前背井離鄉、顛沛流離去到台灣的中國人；那些在歷史的大江大海中被政治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悲劇，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畢竟太過遙遠，他們的愛恨悲歡似乎很難能引發共鳴。但當大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飯，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並根據天上的星星判斷北京、天津、青島的方位時，仍能戳中淚點。不過，當他們因為渴望重返故鄉而寄望於「反攻」時，也不禁讓我們這些打小就立志要「解放」他們的人莞爾。

倒是眷村的第二代居民，那些國軍將士的子女的成長環境讓人備感親切：一家買了台黑白電視機，抱到院子里放，左鄰右舍都圍聚在一起看得入迷；居住環境太逼仄，沒有隱私，青春期的小夥伴們便到防空洞里談天說地……

整部劇三個多小時，沒有任何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情節設置，只是簡單卻真實的家居生活，鄰裡間的瑣碎磕碰。然而，劇終時劇場內雷鳴般的掌聲卻經久不息。

有影評說，《寶島一村》的偉大之處在於它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地域和衝突，回歸到人性最本質的真善美。

可是，台灣人為什麼能做到超越？不正是因為他們已經走出了歷史的三峽，並且有足夠的歷史自信，相信自己絕不會走回頭路。這種自信當然是建立在對過往歷史的罪惡能夠深刻反思和自由言說基礎之上，否則，所有刻意營造的溫情脈脈都會讓人覺得虛假和矯情。如果戒嚴時期的歷史對於台灣人民來說仍是一段不可觸、不可說的言語禁區，那麼，台灣人不可能從《淚王子》走到《寶島一村》，不可能建設出宛如人間仙境的清境農場。

如果文藝作品只能千般避忌之後向人們選擇性地呈現出那些即便是真實存在過的人性真善美時，相信人們也自然會選擇性地嗤之以鼻。

在《寶島一村》的劇中，自進入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第二代居民成長起來後，舞台的背景音樂就換成了英文歌曲《the end of the world》（世界末日）。

這首歌應該是我們這代人很多小夥伴在青春期的英文啟蒙歌曲。那個時候，從卡朋特到老鷹樂隊，從《The end of the world》到《Hotel California》……這些英文歌曲、歌手、樂隊在我們這代人身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不過想想，不對誒。台灣眷村的二代居民出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正好應該和我們的父母同輩。史琪特·戴維絲所唱的《The end of the world》是美國1963最受歡迎的歌曲；卡朋特兄妹也是六十年代開始走紅，七十年代大獲成功；老鷹樂隊則成立於七十年代早期。而我和小夥伴們聆聽、傳唱這些歌曲的時候已經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

差不多三十年的時間，我們和台灣小朋友，和整個世界差了三十年的時間。

這些時間都去哪裡了？

整整一代人被這段時間吞噬了。

《寶島一村》的最後，一位已經過世的眷村一代居民留給兒子一封信。信中，他殷殷祝願：希望你們此生再也不用顛沛流離，再也不用經歷戰爭的痛苦。

只有經歷了真正深刻的反思，徹底看清楚了過往的歷史災難，才能對中國人的未來給予如此美好而深情的祝福。而不願反思的人，也許只會硬邦邦地來一句：你們是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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