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王朝絕無僅有的現象：供奉八思巴的帝師殿規格要比祭祀孔子的宣聖廟高

匹夫而為萬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孔子從平民到「素王」，從生前顛簸流離，到身後萬眾敬仰。從漢朝起，中國歷代王朝都要舉行大規模祭孔儀式。然而，元朝供奉八思巴的帝師殿規格要比祭祀孔子的宣聖廟高，這是中國歷代王朝絕無僅有的現象。

左佛像為帝師八思巴

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元朝正式設立總制院，由國師八思巴兼領。總制院既是當時全國佛教最高領導機構，也是管理吐蕃地區的行政機構。因唐代皇帝曾於宣政殿接見吐蕃來朝使者的緣故，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朝又將總制院更名為宣政院，更加突出了這一機構管轄吐蕃地區的職能。

宣政院品級為從一品，與元代的中書省、御史台、樞密院三大機構並立，用人自成體系。長官宣政院使有多人，其中為首的宣政院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名列第二的宣政院使，則由帝師舉薦的僧人擔任。吐蕃地區的地方官員，也是「僧俗並用」，「軍民通攝」。

作為管理吐蕃地區的最高行政機構，宣政院不僅管理當地僧眾，也總攬當地軍民錢穀等事務。當吐蕃地區發生變故時，元朝常派官員在當地設行宣政院加以整頓，事畢即撤銷。作為宣政院直轄地，吐蕃地區在當時構成一個獨立的大行政區。

元朝地圖

據成書於1434年的《漢藏史集》記載：「吐蕃三卻喀不足一個行省，但由於是上師的住地和佛教教法興盛之地，所以也算作一個行省。」由此看來，吐蕃地區在當時是被當作一個特殊省份來看待的。

至元元年八思巴兼領總制院後，忽必烈曾派他返回薩迦，責成他重組西藏地區行政體制，並頒發給他一份詔書，這份詔書在藏文史料中被稱為「珍珠詔書」。所謂「珍珠詔書」，是元朝皇帝頒發給吐蕃地區的一種特殊詔書。

元人李翀《日聞錄》對此有專門解釋：「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詔天下，惟西番一詔用青紵絲書粉詔文，綉以白絨，穿真珠網於其上，寶用珊瑚珠蓋之。」在這份詔書中，忽必烈除告誡吐蕃僧眾要遵守教法，為元朝皇帝告天祝壽外，還要求吐蕃僧眾「不可違了上師的法旨」，進一步明確了八思巴在吐蕃地區的崇高地位。

八思巴返回薩迦後，隨即聯絡各地僧教世俗首領，將西藏地區按蒙古行政體制重新編組為萬戶，初步確立了烏思藏十三萬戶體制。在十三萬戶體制基礎上，八思巴又建立起以薩迦派為核心的西藏地方政權，即通常所說的薩迦政權。這個政權的首席行政長官——本欽，後來也同時擔任烏思藏宣慰司的宣慰使。

烏思藏宣慰司是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的簡稱，包括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三部分，大體相當於今天西藏的拉薩、日喀則與阿里地區，受薩迦地方政權直接控制。此外，在烏思藏宣慰司的東面，元朝還相繼設立了另外兩個宣慰司，即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又稱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又稱朵甘思宣慰司。朵思麻與朵甘思，都是藏族的地理概念，意為「下朵」與「上朵」。烏思藏、朵思麻與朵甘思三個宣慰司，在藏文史料中又被稱為「三卻喀」，為元代吐蕃地區的三大行政機構，直隸宣政院管轄。

創製八思巴文。至元六年（1269年），應忽必烈之邀，八思巴重返京城。這次，他向忽必烈進呈了一種特殊的禮物——「蒙古新字」，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八思巴字。

八思巴創製的新字，字母主要由藏文字母組成。最初的字母表有四十一個字母（藏文三十個帶有母音 a 的字母，加上 i、u、e、o 四個母音，和拼寫蒙古語所用的七個字母），以後隨著實際拼寫的需要，又有增加。

巴思八文聖旨金牌

這種字母形體多呈方形，有正體與篆體兩種書寫形式。行款則為左起豎寫，既不同於藏文的左起橫寫，也不同於漢文的右起豎寫。《薩迦世系史》說八思巴呈獻的字樣是用新字書寫的一份優禮僧人的詔書，可見這種新字在呈獻時已達到可以使用的程度。

忽必烈得到八思巴所上新字後，非常重視，下令將這種文字在全國推廣，規定：「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以後又禁止稱八思巴字為「蒙古新字」，徑稱其為「蒙古字」。

為普及八思巴字，元朝還在各地設立蒙古字學與蒙古字學教授，專門培養這方面的人才。目前我們在元朝的詔旨、公文、印章、牌符、錢幣乃至器皿上，都能見到八思巴字，民間坊刻本《事林廣記》甚至刊載了由八思巴字拼寫的《百家姓》，可見這種文字的推廣程度。

遼、西夏、金朝統治期間，都曾根據本民族特點，創製過文字。成吉思汗興起後，一度借用畏兀兒字母拼寫蒙古語。忽必烈即位後，迫切想製造一種文字，這種文字不僅能滿足蒙古語，而且也能滿足元朝境內其他民族語言文字的拼寫，也就是說，想要一種可以譯寫當時一切語言的文字，以使元朝境內各種語言文字的書寫規範化、統一化。

八思巴創製的新字，譯寫對象包括蒙、漢、藏、梵、畏兀兒等多種文字，在中國歷史上，是首次統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嘗試，也是首次用表音符號來書寫漢文的嘗試，是中國古文字學方面的一大發明創造，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顆閃閃發光的瑰寶。

元朝行政機構設置

八思巴晉陞為帝師。進獻蒙古新字後，八思巴於當年被忽必烈晉陞為帝師，另外頒賜玉印，統領全國佛教，封號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八思巴晉陞帝師一職，《薩迦世系史》也有記載：「八思巴到達朝廷後，在他三十六歲的陽鐵馬年（1270 年），當皇帝再次請求八思巴傳授灌頂之時，改西夏甲郭王的玉印為六棱玉印，連同詔書一併賜給，封八思巴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創製文字輔治國政五明班智達八思巴帝師』。」

從此以後，帝師作為常設職位，在元代一直存在，共歷十四任。榮膺帝師者，多是薩迦款氏家族成員或八思巴的弟子門徒。

帝師稱號，源於西夏，多由吐蕃僧人擔任，是一種比國師地位更為崇高的僧職。忽必烈設帝師很有可能是借鑒以往西夏的做法，只不過在新的歷史時期，又賦予許多新的內容，從而形成元代特有的帝師制度。

忽必烈與大元帝師八思巴像

在元代，帝師作為皇帝精神上的導師，首要職責是向皇帝傳授佛法，祈禱皇室福壽，保佑元朝國運昌盛。元朝歷代皇帝均受帝師佛戒，逐漸形成定製。

在八思巴的建議下，忽必烈還在大明殿御座上安置一白傘蓋，頂部素緞，書

寫金字梵文——「鎮伏邪魔護安國剎」。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用盛大儀仗迎接白傘蓋，周遊皇城內外，為芸芸眾生祈禱福祉。以後「游皇城」逐漸發展為大都一個重要的全民宗教節日活動。

為元朝宮廷講授佛法，也是帝師的一項重要職責。八思巴曾多次為元朝皇室成員講授佛經，他給忽必烈太子真金講經的內容，還被編為《彰所知論》，譯成漢語，由元朝政府明令頒入《大藏經》，在全國通行。

帝師的重要作用更體現在代替皇帝統領全國佛教與吐蕃地區事務，帝師法旨與皇帝聖旨在當時通行於包括青藏高原在內的全國，至今我們仍能看到很多這方面的實物。

當然，帝師頒布的法旨還是要秉承皇帝旨意的。目前所見帝師法旨，開頭均有 rgyalplhi lung-gis 的字樣，翻譯成漢語，就是元代公文中常見的起首語「皇帝聖旨里」，也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的意思。所以說，帝師的法旨同皇帝聖旨相比，還是有著本質不同的。

宣政院八思巴印

西藏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亞東達瓦次仁

無論是作為帝王的忽必烈，還是作為帝師的八思巴，他們最大的智慧就體現在博大、一統、容納這一點上。把蒙古古老的薩滿文化和藏地藏傳佛教文化以及漢地漢傳佛教文化最後統歸到大元整個國家一統化的機制裡面，體現出一種包容性。

統合在一起的時候，帝師統領全國佛教事務的作用很自然地顯現出來了。但這種統合不是刻意地行政化地去推動，而是無形的文化交流的作用，也是一種

人文力量的體現，這跟早期蒙古的治理方針是很融洽的。

薩迦寺

八思巴圓寂。約至元八年（1271年）夏初，八思巴再次啟程離開大都，在臨洮滯留數年後，於至元十三年（1276年）年底回到薩迦。也許，忽必烈預感到這是他與八思巴的最後一次見面，臨行前與八思巴依依惜別，並派皇太子真金率軍護送他入藏。

回到闊別多年的薩迦後，八思巴在今天日喀則的曲彌舉辦了一次由烏思藏各地僧人參加的大法會，為期十四天。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佛教盛會，參加僧人有七萬，加上一般民眾，總人數達十多萬。

此次回到薩迦寺，八思巴還積極搜購了大量藏文古籍與佛教經典。在他的努力下，元代薩迦寺成為當時藏區規模最為宏大的藏書中心。歷經歲月蹉跎，如今的薩迦北寺藏書已隨著北寺毀壞而灰飛煙滅，而南寺大殿經牆的藏書，仍保留下兩萬多函，受到海內外學界的重視，薩迦寺由此也享有「第二敦煌」的美譽。

至 元 十 七 年（1280 年 ），八思巴於薩迦南寺的拉康拉章去世，享年四十六歲。

八思巴去世的消息傳到大都， 忽 必 烈 非 常 悲 痛。 至 元十九年（1282年），下令在大都為八思巴建造規模宏大的舍利 塔。 延 祐 七 年（1320 年 ），元英宗下令在全國各地普遍建造帝師殿，用來供奉八思巴，並特別規定，帝師殿的規格要比祭祀孔子的宣聖廟加大。這是中國歷代王朝絕無僅有的現象。八思巴在元朝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綜觀八思巴的一生，我們不難看出，他不僅是藏傳佛教的一代法王和著名的宗教活動家，更是一位為鞏固西藏地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促進漢藏、蒙藏經濟、文化交流，推動祖國統一和歷史發展做出過傑出貢獻的政治家。他在藏區的成功施政至今仍是我們處理民族關係和宗教關係彌足珍貴的歷史鏡鑒。

卜憲群 總撰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

華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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