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捍衛人的靈魂

撰文：崔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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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克的爸爸對他兒子帥克及其夥伴的描寫滿懷深情，而又毫不留情。這是發生在拘留營里的一幕。身患嚴重風濕症又一心要為國效勞（天曉得！）的帥克被當作裝病逃避兵役送到了這個地方。「好，把什麼都脫掉，只剩下背心小褲衩，到第十六號牢去。」在十六號牢里，帥克看見二十個人都穿著背心小褲衩。而要是他們的背心小褲衩不臟，要是窗口沒有鐵柵欄，一眼看去你會以為是置身一間游泳場的更衣室。「明天有場把戲看。有人帶咱們去教堂聽道理。咱們穿背心小褲衩的只能緊貼著講壇下面站著。簡直笑死人了。」第二天，那位將腳後跟的馬扎子蹬得鏗然作響的神甫果然勁頭十足地登場了。20名穿背心小褲衩的光明天使在台下和善地望著他。「我贊成把你們這群人全槍斃掉，你們這群廢料。」「你們應當先忙著追求天主，虱子回去再摸也不晚。」新的彌撒開始後，與會的教眾微笑地欣賞他們的神甫如何反穿著祭衣，如何不動聲色地把整句整句的經文都念亂了。並且實際上把這天的節日也搞錯了。這是因為他本人也是一名「新出殼的基督徒」嗎？不僅如此。「他喝醉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進一步闡釋這些場景所包含的意義，一切都在其中了。令人驚訝的是這是怎樣一位奇特的作者，他是怎樣毫不費力、接二連三地弄出這種隨隨便便的笑話？極有耐心甚至是精雕細琢出這些亂七八糟的場面？要不他本人如同帥克一樣，「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要不他是許許多多這種「穿背心小褲衩的光明天使」中提煉出來的富有智能的精華？在昆德拉的那本《被背叛的遺囑》中，我感到至為遺憾的事情之一是他對自己本民族這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小說家哈謝克隻字未提。要說幽默，中歐這個地方用捷克語寫作的這位先生真是太夠格了，幾乎有點過頭了。當然因為他寫的恰好是一位小人物，發生在帥克身上的每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便又顯得那麼合情合理。

人們經常提到的是另外一位布拉格作家、用德語寫作的卡夫卡。這兩個人表面上相差如此之大乃至無法將他們相提並論，而實際上，他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個時期，從同一個時代中汲取營養；兩個人的出生日期只相差幾個星期，去世的時間也相距不到一年，在相隔僅僅幾條街道的地方他們度過了自己短暫的一生。當然，他們的確提供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典範：哈謝克，一個醉鬼，無政府主義者，美食家，嘲笑自己的職業和責任的人，在煙霧騰騰的小酒館裡寫作，為了一點啤酒就地把自己的作品賣掉；而卡夫卡，一個素食主義者，絕對戒酒和自我專註的苦行僧，如此著迷於他自己的責任、使命及自身缺陷，活著的時候竟不敢出版自己的大部分作品。後來的布拉格人理所當然地同時接受了這兩份禮物：他們用「卡夫卡式的」這個詞來形容生活的荒謬，而把自己能夠藐視這種荒謬和以幽默來面對暴力及整個兒是消極的抵抗稱之為「哈謝克式的」。就我接觸的幾位布拉格當代作家霍拉巴爾（1924～1997）、哈維爾（1936～）、斯可沃瑞斯基（1924～）而言，他們更像是骨子裡都是卡夫卡，都是那麼認真和執著，而在外表上看起來多少都有些帥克的味道。

「悖謬」，本書作者當代另一位享有廣泛國際聲譽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如此稱呼這種現象。這些作家身上和他們之間體現出來的悖謬是從這座城市的悖謬精神中生長出來的，而這座城市的悖謬精神則是從它自身的歷史中生長出來。在近三百多年的時期內，這座有著迷人魅力的中歐城市屢遭侵犯、屢次被佔領、解放、又佔領，互相對立的東西在這裡來回出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意志被引向不同的目標，舊的統治者和新的統治者之間使用著完全不同的語言，某種不知名的力量把所有階層的人們帶往不知何處，形成了這座城市獨特的精神氣質。「布拉格布滿了悖謬」，克里瑪道。它布滿了教堂（被譽為「有著一百個塔尖的城市」），但實際上基督徒只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它為自己擁有中歐最古老的大學及擁有相當數量的文化名人而自豪，但這裡的人們同時那麼輕視學問和厭惡「精英」。最能把悖謬的精神集於一身的是這座城市最權威的建築物——那座城堡，總統府所在地。從奧匈帝國崩潰以後建立的第一共和國（1918）開始，九位前任總統，有四個坐了三年以上的牢；第五個在牢里度過了不長時間，而另外一個（也許更容易遺忘，因為他在任期間大部分和納粹佔領期相重合）死在獄中；後來三位之所以免遭牢獄和受刑之苦，僅僅因為他們逃到了國外。「在監獄和王室城堡之間的聯繫是多麼奇特和悖謬！」

再三落入敵人手中的城市還可能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從反覆淪喪的地區是否能發展出某種積極的東西？這取決於這座城市人民的素質。他們若是不大批地趨炎附勢，不輕易地喪失自己的人格，統治者或佔領軍的代理人本身也不得不有所收斂：不能得到人民真心擁護的勝利有什麼可誇耀的？克里瑪在1994年出版的他的這本論文、隨筆集《布拉格精神》中指出，作為一座國際化的大城市，布拉格的另一特色是她不誇張。在市中心你不會發現一幢高層建築和凱旋門，那兒的確有許多宮殿，儘管裡面也同樣富麗堂皇，但卻有著一個毫不起眼的外表，表面上幾乎像軍隊的營房。上個世紀末，布拉格人仿造了一座埃菲爾鐵塔，但比它的原件要縮小五倍，看上去就像是幽默的諷刺挖苦。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喘息期間，他們建了許多學校和醫院，卻沒有造一座輝煌宏偉的議會廳，她的鄰居維也納、布達佩斯都那樣做了，可她對此一聲不吭。1955年，有人樹立了巨大的斯大林紀念碑，可7年以後，正是這些人他們自己又把它推翻了。一種比例感也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來。捷克生活從不追求誇張賣弄、胡謅亂吹、煙花爆竹、讓人眼花繚亂的社會性狂歡、娛樂場或大型軍事遊行。這個地區的人們更傾向於日常生活、市場、季節性節日和簡樸的舞蹈。對那些扎眼的、耀武揚威的東西他們本能地抱有厭惡。

卡夫卡在他寫於1914年8月2日的日記中只有兩句話：「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游泳。」將重要的世界崩潰的事件和無關緊要的細節聯繫在一起，這種做法在旁人看來，總是有些奇特，而它不僅是理解卡夫卡全部作品的一把鑰匙，實際上也觸及了這個城市的秘密和核心，它紮根於這個城市的命運之中：一方面，歐洲的戰爭很少有不影響到布拉格這個地區的，歐洲的危機和風暴尤其會造成這個地區的災難和淪喪，而另一方面，處於危機中的人們仍然過著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們視日常生活和私人性領域為最後的藏身之地和避難處，這是他們自我保護和蔑視強權的一種方式。這彷彿在說：我有權不加入你們這些侵犯者的行列，不以任何一種方式增添耀武揚威者的威儀，我也用不著學你們那種腔調和語言說話。用卡夫卡的口吻來說：」我不是你們想像的那個我。」克里瑪在指出卡夫卡靈感的源泉、分析他的這位布拉格前輩如何從完全是個人危機（出於捍衛個人寫作的自由和對婚姻的恐懼）中產生出他的全部作品後總結道：「當這個世界陷入戰爭狂熱或革命狂熱的時候，當那些自稱是作家的人受惑於這樣的幻覺，認為歷史比人和真理更偉大、革命理想比人類生活更重要的時候，卡夫卡描繪和捍衛了人類空間中最個人和內部的東西；而當另外一些人認為建立地上的人間天堂是理所當然的時候，卡夫卡表達了這樣的擔憂：人可能會失去他個人的最後憑藉，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張安靜的床。」

此刻我想起人們更為熟悉的那位捷克作家伏契克在他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中的一段描述。直到幾年前，我才突然理解了它們。伏契克談到一次他被審，從與世隔絕的監獄世界穿過城裡所見到的情景：

「那是在美麗的六月里，空氣中瀰漫著菩提樹和遲開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個星期天的傍晚。通到電車終點站的公路上，擠滿了郊遊歸來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們喧鬧、嘻笑，被陽光、水和情人的擁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儘管死神時刻縈繞在他們身旁，捕捉著新的犧牲者，可是從他們臉上是看不出來的。他們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樣活潑可愛。真像一些兔子啊！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從它們當中抓出一個人來，那其餘的就會退縮到一個角落裡去，但過不了多久，它們又會繼續帶著自己的憂慮，帶著自己的快樂，帶著它們對生活的全部願望奔忙起來。……這就是生命。我在這兒見到的生命，歸根結底同我們在監獄裡的生命是一樣的，同樣是在可怕的壓力之下但是不可摧毀的生命。人家在一個地方把它窒息和消滅，它卻在幾百個地方冒出新芽來，它比死亡更加頑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蔣承俊譯）

荒誕派劇作家出身、現任捷克總統的哈韋爾，在他一度身陷囹圄時說的一句話也曾如此深深地打動了我：「信仰生活，也許。」

伊凡·克里瑪，對國內讀者可能還是一個陌生的名字，馮亦代先生在1995年第8期《讀書》上曾介紹過他的一本新作《等待光明，等待黑暗》。他生於1931年，父親和母親都來自猶太人家庭。母親的猶太人背景有些特殊。17世紀，波希米亞這個地區只允許兩種宗教——猶太教和羅馬天主教。許多新教教會不得不通知他們的教徒寧願採用猶太人的信仰以利保存。當那個時代結束後，原來的新教教徒已經變成猶太教徒。實際上，克里瑪的母親一直自視為一名捷克人，為自己的福音派祖先感到驕傲。但這些並沒有使得這個猶太人色彩非常淡薄的家庭（克里瑪的父親是位電機工程師，相信技術進步給人類帶來新的未來），能夠擺脫納粹集中營的厄運。1941年底，10歲的小克里瑪和3歲的弟弟隨同父母來到泰里茨（Terezin）集中營，在那裡一直呆到蘇軍到來。在這段對人來說是觀察和體驗世界最強烈的年齡於牢房中度過，給了克里瑪不同尋常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他後來反覆強調這一點。那是一種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有的刻骨銘心的經驗。他的所有朋友——每個男孩和女孩全都進了毒氣室，唯一剩下來的一位，集中營囚犯自我管理委員會主席的兒子阿瑞爾，12歲時死在槍口之下。人們「成批地死掉，屍體的搬運貫穿了我的童年，靈車上面高高地堆著那些額外的尚未油漆的棺木，人們推著和拖著它們，許多人自己也很快在這樣的車子上面告終。每天在大門口，我讀著那些不能再活著看到早晨的長長的人們的名單……從那些凹陷、灰黃的臉上，一動不動的眼睛經常盯著我看，這些眼睛從來沒有人將它們合上。僵硬的胳膊和腿，裸露的頭皮突出地朝向天空。」於是，作為一名14歲的孩子，剛出獄時，他被一種狂喜的經驗抓住，如此著迷於復仇的思想，緊張屏息地聆聽廣播中宣布的當時那些重大審判，欣喜地數著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判死刑的人，這種情況沒什麼奇怪的，他和周圍的大多數人沒什麼兩樣。

伊凡·克里瑪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日後漸漸增加的另外一些經驗，他的視角產生了變化：剝奪別人生命和自由的人是可惡的和不能容忍的，然而從被剝奪的人的經歷中也許並非必然生長出真理和正義：因為極端的經驗可能使人們的判斷力發生傾斜。以一種脫節的立場，一種邊緣的眼光，這個世界要比人們在正常情況下看到的有所不同，實際上要複雜得多、具體的多。而如果僅僅從「受苦經歷中得出結論，我們會被導向致命的錯誤，它們不是把我們引向我們想得到的自由和正義的境地，而是把我們帶向相反的方向。對這些人來說，極端的經歷並不打開通向智能的道路。」不考慮到這一點，人們很可能因為身處另一極端，重新犯下由極端和狂熱所導致的錯誤：這個世界上有的是打著「拯救」旗號的種種狂熱的學說，有的是需要犧牲人民的利益至少是部分人民利益的各種借口。這樣一種深遠的眼光，對於有著種種相似經驗的中國人來說，是可敬佩的。

在那種極端境遇中人們損失的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些。克里瑪以自己的親眼所見和親身經歷來說明。在被關押的人們中間，除了有已經被稱讚的團結一致的精神以外，還存在經常發生的偷盜行為。在麵條生產車間的小偷帶一小塊擀麵團，在菜園勞動的婦女夾帶一些蔬菜，而這些都是從其它被關押的人們身上弄走的。克里瑪自己和一個夥伴有次則得以進入一間貯藏室，裡面放著黨衛軍從別的囚犯那裡偷來的行李，他拿走了整整一隻箱子，乃至若干年後他還清楚地記得這次成功的經驗帶來的強烈感受。這當然可以被解釋為貧困和飢餓，也可以被解釋為對侵犯者的仇恨，但是，這樣一種事實也是不可迴避的：當一種犯罪的制度是被允許的，當某些人可以高踞於其它人之上為所欲為，人們普遍的道德水平也勢必受到影響，另外一些大大小小的犯罪行為便被視作理所當然。在一種普遍的虛無的情境中，很難有人完全擺脫它的影響。實際上，為了生存，人們或多或少地以某種可怕的也是不自覺的方式與之共謀。這就更加深化了他們的危機，剝奪了他們的正當性。當佔領軍於寂靜的黎明時分突然尖叫，點著火把，敲響他們的鍋蓋和頭盔時，許多人也在這一刻被恐懼所吞噬，從而喪失了他們的生命意志，他們的靈魂。此後即便他們有可能從佔領軍手中重新奪回權力，從佔領軍的擺布中解脫出來，但很難說他們必然從那種曾經落到自己頭上的恐懼經驗中解脫出來。舊的恐懼會產生新的恐懼，新的統治者「將生活在遭到報復、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懼之中。他們將為自身的行為感到戰慄。權力和恐懼相結合將產生狂暴。原先的無權者的權力經常比他們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殘暴。因為這些人儘管控制了政府，但他們自身仍然為恐懼所驅趕」。那麼，那些從外到內都被剝奪的人們怎麼辦？如何擺脫這個窒息人的怪圈？首先擺脫從根本上是來自內在而不是外在的恐懼。「任何始終捍衛他的靈魂、他的內心正直，隨時準備放棄任何東西，乃至瞬間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懼所壓垮，因而他能處於權力所控制的範圍之外。他變成自由的，他變成權力的一個對手，不是作為追逐控制國家、人民和事情的權力的競爭者，而是權力所維護的每個謊言和無常事物的一個活生生的警鐘。」克里瑪這麼說。屢遭侵犯而又始終保持正直的布拉格人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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