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金波：我與國家圖書館的西夏緣

追憶我與國家圖書館半個多世紀的西夏之緣，感慨良多。國家圖書館在西夏文獻收藏、保存、整理、服務和研究方面作出巨大貢獻。正是因為這些文獻資料，我得以走近西夏，走近西夏學。

1962年我考取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師從著名西夏研究專家王靜如先生學習西夏文。記得那時到琉璃廠去看書，看到有1932年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西夏文專號》。民國時期《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先後出版了3個專號，一是《永樂大典專號》，二是《圓明園專號》，三是《西夏文專號》，可見館藏西夏文文獻學術價值之重。《西夏文專號》內容豐富，包括著名涼州碑的發現，黑水城被俄、英探險隊的盜掘，寧夏靈武西夏文文獻的出土和入藏北京圖書館的經過，還有中、俄、日專家介紹、譯釋、考究部分西夏文文獻的佳作，更有著名佛學專家周叔迦先生整理的館藏百部西夏文佛經目錄等，圖文並茂，不啻一部小型的西夏學百科全書。我一邊學習、研讀西夏文、漢文雙語雙解的辭書《番漢合適掌中珠》，一邊認真閱讀此專號，西夏文識讀水平漸長。1964年王靜如先生與著名敦煌學家常書鴻先生，領銜考察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我負責在各洞窟中搜尋、抄錄西夏文題記，並做譯釋，已能圓滿完成任務，其中就有《西夏文專號》作為教科書的功勞。

「文革」期間，我被下放到河南省息縣「五七幹校」，將《西夏文專號》也帶到「幹校」。我白天參加「運動」的大小會議，晚上便於宿舍二層床上落下蚊帳，看《西夏文專號》中的西夏文文獻。在蚊帳內昏暗燈光下，夜復一夜地默讀、解析已死亡的文字，欣賞古舊的西夏文獻圖版，頗有青燈古卷的感覺，似乎陶然走進了數百年前的西夏王國。這又像做「地下工作」，白天晚上成了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這段經歷使我提早恢復了幾年的西夏研究。

後來，「幹校」撤銷，「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人員返京，我開始有計劃地搜集西夏資料並開展研究工作。當時，國內西夏文資料主要藏於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北圖善本部民語組的黃潤華同志為我閱覽西夏文文獻提供了很多方便。因西夏文是善本書籍，我得以單獨在一小房間里閱覽。我至今記得黃潤華同志第一次提取出西夏文文獻時的情景。只見他提來一個稍微泛黃的白布包袱，打開包袱皮後見到黃色牛皮紙的包皮，再打開後，眼前一亮，便是期待已久的西夏古籍。這些裝幀考究、古色古香的民族文化遺存，散發著古代文化的魅力，使我領略神奇，感到震撼。

在近3個月的時間裡，我每天早晨從西郊趕往北京圖書館，「潛伏」於斗室內，盤桓於古樸的西夏文文獻之間，悠然自得地整理這批古籍。我每天中午湊合啃一點乾糧，下午閉館後再回所。我將館藏120餘部西夏文佛教文獻一部部閱覽，並仔細登記，全部做了卡片，抄錄了部分資料，還將一些西夏文佛經的序、跋、發願文、題款等，向圖書館申請拍攝成23張照片。其中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有一幅西夏譯經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幅譯經圖，上有西夏文標明主譯者、助譯者和親臨譯場的皇帝、皇太后的名字。1979年我據此撰寫了《西夏譯經圖解》，發表在北京圖書館出版的《文獻》第一輯（創刊號）上。此後又發表了《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譯證》《金光明最勝王經序跋考》等論文，構架出渺遠的西夏佛教史主體框架，為此後我撰寫《西夏佛教史略》一書打下了基礎。

20世紀80年代，學術風氣漸開，長期沉睡在圖書館裡的西夏文文獻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國家圖書館有意進一步保護這些珍貴古籍，邀我再次整理館藏西夏文文獻。館藏文獻與20世紀30年代已有增減變化，要盡量釐清原委；有的頁面斷開、順序散亂的文獻要排好次序；有的同一文獻斷開後，被放置在不同的卷內，要註明、接續，歸為完璧；有的殘缺頁面，要查明殘缺的起訖和頁數。這是又一次對館藏西夏文文獻進行系統整理。後來我和黃潤華同志合寫了《北京圖書館藏西夏文佛經整理記》，記述了這次文獻整理的概況和收穫。

自《西夏文專號》出版以來，西夏文文獻釋讀有了大幅度提升，出土於黑水城、藏於俄羅斯的大量西夏漢文和西夏文文獻陸續出版，西夏學呈現蓬勃發展的良好局面。2002年，我與主持《國家圖書館學刊》的王菡女士籌劃於《西夏文專號》出版70周年之際（2003年），再出刊一部新的西夏文專號，以期進一步推動西夏研究。當時我們向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彙報，先生鼎力支持，並作出具體指示。《國家圖書館學刊·西夏研究專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出版，彙集國內外著名西夏學專家撰著論文，以西夏文文獻或文物考釋為主，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隨著國家對文化投入的加大，國家圖書館對善本書增加了保護措施。2011年，國圖製作新的楠木書盒、書櫃，睡在布包袱里的西夏文古籍也換上了新裝。看到這些珍貴文化遺產有了安身立命之處，而且近年來西夏學由冷門學科逐漸成為學術熱點，我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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