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春英：淺談明朝的賜服形象

賜服蟒衣、飛魚服、鬥牛服、麒麟服之制始於明代，是明代特有的服飾制度。有關蟒衣、飛魚服、鬥牛服、麒麟服的形象眾說紛紜，這給傳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中相關形象的定義帶來困擾。

與前代相比較，明代的龍，形象更加完善，它集中了各種動物的局部特徵，由牛頭、蛇身、鹿角、蝦眼、獅鼻、驢嘴、貓耳、鷹爪、魚尾等部件組成。而蟒、飛魚、鬥牛、麒麟則都是在對龍想像的基礎上衍化發展而成的新形象。

從文獻資料看，據明沈德符記載：「蟒衣為象龍之服，與至尊所御袍相肖，但減一爪耳。」（《萬曆野獲編·補遺》卷2，中華書局，1959，830頁）沈說被今人多次轉載，成為「蟒衣」與「龍袍」區別的定論。但縱觀中國歷代龍紋的變化發展，就會發現「（龍）自秦漢至元多為三趾，明清時多為四趾」（鄭軍《中國歷代龍紋紋飾藝術·前言》，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2頁）。雖然此處的龍趾是所有「居處器用」上的龍紋所見，包括民間器物上的龍紋，但總體上，五趾只是龍的神格擬人化的極端，龍爪的趾數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三、四趾的龍仍然是龍，可見就蟒的形象而言有龍的一切特徵。

飛魚，據《山海經·西山經》載：「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於流沙，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己狂，見則天下大穰。」（《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9頁）其實飛魚就是活動在我國東海和南海的鰩目飛魚科魚類的統稱，但飛魚只有遭到敵害攻擊的時候，才會施展出飛翔的本領，平時並不常見，於是被古人認為是「見則天下大穰」的吉兆。後世在此基礎上不斷強化飛魚的神性，據《太平御覽》卷939引《林邑國記》載：「飛魚身圓，長丈餘，羽重沓，翼如胡蟬。」至此飛魚則完全被神化了。明武宗正德年間，首次將飛魚紋引入服飾裝飾中，等級僅次於蟒衣。明代官服上所繪飛魚樣式，通常為龍頭魚身，此處的魚身也並非腹圓身促的魚形，而是通身圓長的龍身，首有兩角，身上有鰭、有鱗、有翼、有爪，魚尾與龍、蟒以雲紋為背景不同的是飛魚通常以水紋為背景。較之蟒衣，飛魚服與龍袍的區別要略微明顯一些，因為飛魚服上的飛魚有一對很小的羽翼。

飛魚服

鬥牛，原本是天上的星宿。宋人陸佃《埤雅》記載：「虛危（星名）以前像蛇，蛇體如龍。」周錫保先生解釋：「故知鬥牛紋並非真作牛形而亦是一種想像的形象。」（周錫寶《中國古代服飾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392頁）通常作龍頭有兩彎曲向下的牛角，這也是它與蟒紋和飛魚紋的最大不同。身圓長有鱗，麒麟尾，其地位次于飛魚服。

傳說中麒麟身似鹿，牛尾狼蹄，周身布滿鱗甲，頭上長有一根肉角，不踐草，不食生食，是著名的仁獸，現之則有大吉祥。麒麟雖最不肖龍，但聲名卻僅次於龍。麒麟紋首見於服飾裝飾，在唐代延載元年（694），武則天賜「左右衛飾以麒麟」（《舊唐書·輿服志》，中華書局，1983）。不過唐代的麒麟紋，是以對麒麟的形式織現在整個服飾上，麒麟樣子較小。明代的麒麟服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在胸背、兩肩和膝襕處織綉麒麟紋；另一種是指在官服的補子上裝飾麒麟紋樣；無論哪一種，麒麟的樣子都比前代要大。明代的麒麟紋一般似龍，雙角，龍首，獅尾，身有鱗，只是身長較龍為短，與蟒、飛魚、鬥牛基於想像不同的是，麒麟在明代實指長頸鹿，在清人陳璋臨摹的明人沈度原畫的《麒麟圖》中，由榜葛剌進貢的麒麟就是長頸鹿。

蟒衣似龍袍，尤其是五趾蟒龍與龍紋難辨真假。但從史籍、文物的鉤沉中，仍可見辨別的線索。辨別它們的辦法有：一是區分袍料材質、做工；二是區分圖案分布與形狀。

據明史記載，在永樂年間已有宦官和外族首領受賜蟒衣的記錄。「永樂之後，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綉蟒於左右，系以鸞帶，此燕閑之服也。……又有膝襕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補」（《明史·輿服志》，中華書局，1974，1637頁）。「永樂十五年，蘇祿國三王率眾朝貢，（成祖）各賜玉帶一，黃金百，白金二千……金綉蟒龍、麒麟衣各一」（《明史·外國列傳·蘇祿傳》，中華書局，1974，8244頁）。同樣是賜服蟒衣，從文字透漏的信息來看，賜給外族首領的蟒衣使用金綉技術與定陵出土的龍袍情形更接近，而宦官日常服用的蟒服蟒補僅僅使用到織綉技術，單論材料做工就不能和龍袍相提並論。定陵出土龍袍多達62件（王秀玲《定陵出土帝後服飾》，《北京文博》2002年第2期），有夾有單，質地有綢、緞、羅、紗、妝花、刺繡等，在這些龍袍中出現了整件衣服滿緙絲、滿刺繡和滿妝花的現象，做工之精巧、用料之講究前所未有，從這62件龍袍來看，隨著緙絲技術、螺鈿瑪瑙的鑲嵌技術、改機織金技術在黃袍製作中的大量使用，使得皇權的外在象徵黃袍的權威性已不僅僅局限在圖案（龍紋）和顏色（黃色）上，紡織技術的提高也為賜服蟒衣、飛魚服、麒麟服提供了技術支持。明朝的御用冠服製作工藝繁複，一般要經過四道工序：「一是要由挑花匠依據花樣計算經緯數，編出花本，作為織造時提花的依據；二是要將絲線染色，牽經搖緯，一般要準備四五種彩緯小管梭與長織梭所用的彩色絨管及片金線、捻金線、孔雀羽線緯管，隨時備用；三是經絲牽軸之後，要經過穿棕穿筘，與花本聯結，經過試織，理清梭口然後才能開織；四是織時一人在花樓上拉花，一人坐機坑前織造，花紋繁複的匹料，一天只能織2寸，一件5丈長的袍料要織270多天才能完工。」雖然明代絲織業已形成官民競市的局面，但皇室冠服的織成料在民間仍很難仿製。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乃服篇·龍袍》中也說：「凡上供龍袍，我朝局在蘇、杭。其花樓高一丈五尺，能手兩人扳提花本，織來數寸即換龍形。各房鬥合，不出一手。赭黃亦先染絲，工器原無殊異，但人工慎重與資本皆數十倍，以效忠敬之誼。其中節目微細，不可得而詳考雲。」可見宦官和朝臣的賜服中蟒衣、飛魚服、麒麟服雖圖案與黃袍相近，但在用料做工上仍無法與真正的黃袍比肩。材質的區別成為龍袍和蟒龍袍、飛魚服、鬥牛服最顯著的差異。另外，北京南葦子坑出土的麒麟補、鬥牛補；南京太平門外板倉村出土的麒麟補；傳世邢玠夫妻像中的鬥牛補；孔聞韶像中的蟒補，文物中顯露的大部分蟒龍、飛魚、鬥牛、麒麟紋的圖案以補子的形式出現，在出土實物和傳世文物中，只有李貞像中的蟒龍袍是滿底刺繡單蟒龍。李貞貴為國戚（朱元璋大姐的丈夫），生前因「性孝友恭謹」深得朱元璋信賴，死後被追贈為隴西王，謚恭獻，他的「龍袍」，「龍」雖五趾，但袍色呈淡藍色，整個「龍」紋圖案的布局稀疏，這不僅和明龍袍赤黃、大紅不符，而且從技術層面比較容易看出這件五趾的「龍」袍是件蟒龍袍的事實。

綜上所述，蟒、飛魚、鬥牛皆為龍形的變異。所謂的蟒衣、飛魚服、鬥牛服只是龍袍的衍生物而已，不管神話世界還是現實世界都不存在似龍的「蟒」、「飛魚」、「鬥牛」。弘治元年（1488），都御史邊鏞奏請孝宗禁絕蟒衣時說：「品官未聞蟒衣之制，諸諳書皆雲蟒者大蛇，非龍類。蟒無足無角，龍則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龍形。宜令內外官有賜者俱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違者坐以法。」（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1，中華書局，1959，21頁）嘉靖十六年（1537），群臣在朝見皇帝時，兵部尚書張瓚服蟒。「嘉靖大怒，諭閣臣夏言曰：『尚書二品，何自服蟒？』言對曰：『瓚所服，乃欽賜飛魚服，鮮明類蟒耳。』帝曰：『飛魚何組兩角？其嚴禁之。』於是禮部奏定，文武官不許擅用蟒衣」（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1，中華書局，1959，20頁）。可見無論言官還是皇帝，大家都知道蟒和龍的關係淵源，這種淵源不是自然真實存在的，而是明朝朝野上下人為製造的，統治者對其嚴禁也好，「濫賞」也罷，其目的都是為了滿足穿服者對龍的崇拜和對龍袍的艷羨。另外在明以前，蟒龍、飛魚、鬥牛、麒麟都有祥瑞、吉兆的含義，明帝國綜合利用了它們的祥瑞特點，並創造性地使之與龍形發生聯繫，龍減趾為蟒，龍加翅為飛魚，龍加角為鬥牛，並將其成功地應用於服飾裝飾，為中國古代的服飾裝飾增加了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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