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辯論賽這麼無聊

一度紅極一時的辯論，為什麼始終不能走出校園。

文｜肖牧

從首播起，《奇葩說》一直是中國互聯網上最受歡迎的視頻節目之一，不但播放量驚人，招商金額也打破記錄。

這並不是辯論節目第一次紅遍中國。早在三十年前，被稱為「國辯」的國際大專辯論賽，就曾受到觀眾熱捧。1993 年的「獅城舌戰」，更是同代中國年輕人的集體回憶。

▍因比賽面向大學和專業院校隊伍，因此稱大專辯論會

為什麼辯論能紅遍大江南北？又為何逐漸淡出公眾視線？辯論還能重新火起來嗎？

舶來的「華語辯論」

中國人熟悉的中文辯論賽，並非中國本土的產物，而是新加坡的舶來品。

1986 年，新加坡廣播局舉辦了首屆「國辯」——「亞洲大專辯論會」，北京大學辯論隊戰勝香港中文大學奪得冠軍。日後擔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馬朝旭是當時五位辯手之一。

▍1986 年 7 月 18 日新加坡新明日報對首屆「亞辯」澳門東亞大學與北京大學的辯論分析

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第一次接觸正式的辯論賽事，一經播出，即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辯論熱」。

到 1986 年底，北京據調查已有過半數中學生參加過辯論賽。1987 年北京舉辦的電視辯論賽，幾天內有 3100 多個單位報名，除大中院校，廠礦、醫院和部隊單位也表現踴躍。

1993 年，亞洲大專辯論會更名為國際大專辯論賽，由央視與新加坡廣播局聯合主辦。復旦大學此前已是 1988 年冠軍，此次又在首次國辯大賽中奪冠。總決賽之夜舉國關注，堪稱中國大陸辯論的巔峰時刻。

▍時任復旦大學辯論隊教練的俞吾金（左）與顧問王滬寧（右）

「國辯」始於新加坡，其基本原則則來自西方世界。

古希臘、古印度和中國先秦都發展出了辯論。其中，古希臘由於哲學發達，又有民主政治的現實需要，遂將辯論的技巧發展為專門的「修辭學」，通過中世紀的基督教大學延續至現代歐洲。

▍聖禮的辯論（拉斐爾繪於 1509-1510）

目前通行於各國、包括中文世界的現代辯論，則起源於英國。

十五世紀初，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開始舉辦定期的校際辯論，將辯論作為培養未來議員、法官、律師和外交官的重要方式，出現了現代辯論的雛形。到二十世紀初，現代辯論已經普及到了大量非英語國家。

首屆「國辯」奪冠的復旦大學，早在晚清就已經奠定了辯論的傳統。

耶穌會神學博士馬相伯於 1905 年創立復旦公學時，其章程就明確規定，學生必須練習「聚散之儀文，辯論之學術」，「先由一人登台講演，然後輪流推舉學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評」，頗有英國議會辯論之風。

前身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也設立了專門的演說辯論委員會，定期舉辦演講比賽，鼓勵學生練習口才。

當時的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今海外民主政體及君主立憲政體之國，演說皆極發達」，他們將演講和辯論作為開啟民智的重要手段。

民國建立後，以「修繕辭令、發展思想」為宗旨的北京大學雄辯會，和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進一步推動辯論的發展，其形式已與當代校園辯論相差無幾。

▍鄧中夏，中共早期領導人。1919 年 3 月與羅家倫、張國燾等人創辦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

如 1918 年的兩場辯論賽中，正反雙方各有三人上場，辯題由評委指定，分別為「科學日進而宗教日衰/宗教日進而科學日衰」以及「最後之勝利在強權抑在公理」，根據「理論、言詞、態度、復辯」評分。

只是 1949 年後，隨著高校改革逐漸推進，大學裡的辯論活動逐漸式微。

在其他地區，戰後的民主化浪潮則進一步推動了辯論的普及。民主制的維持需要司法辯論、議會辯論和競選辯論作為基石，校園辯論也為政壇、法學界等培養了大量人才。台灣的馬英九、宋楚瑜、謝長廷等都曾擔任辯手。

改革開放後掀起的「華語辯論」，幾乎完全是從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轉手而來。華語辯論的賽制之一——奧瑞岡賽制即來自於台灣，「奧瑞岡」就是台灣對美國俄勒岡州的音譯。

這種由英美法庭辯論演變而來的賽制，在 1974 年由美軍引進台灣，隨即成為台灣的主流賽制。但該賽制極其強調論據的來源和嚴謹性，在中國大陸並非主流。

大陸的主流華語辯論，在舉辦了二十年的「國辯」的影響下，始終採用的是非事實性、非政策性、選題抽象的「新加坡賽制」。

與立足高等教育的台灣不同，新加坡以推廣普通話為舉辦辯論賽的最大目的，其次是「增進參賽區域的友誼」和「加強各電視台的合作、提高文化品位」。

在「國辯」的影響下，中央電視台在 1998 年推出「全國大專辯論賽」，同樣採用新加坡賽制。大陸華語辯論的賽制、風格和辯題類型，在這兩大賽事的影響下得以確定。

▍2002 年全國大專辯論賽奪冠的中山大學，次年奪得了國際大專辯論賽冠軍。《奇葩說》「金句女王」馬薇薇，正是奪冠的四位辯手之一。

不過，新加坡賽制雖在大陸推廣成功，辯論會佔領國內電視台的盛況卻並不持久。即使是現象級的「國辯」，收視率很快也不升反降。

沒落的「文字遊戲」

八十年代，辯論節目在中國大火，並非偶然。

在電視節目匱乏的時期，水平稍高的節目很容易受到關注。加上電視辯論時常探討當代社會思潮和多元價值，在當時思想解放的背景下自然廣受追捧。

但在最初的激情褪去以後，寄希望於用辯論得出真理的觀眾們，開始注意到骨感的現實。

1993 年「國辯」決賽中，復旦大學辯手蔣昌建結辯時引用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火遍全國。

這種追求文采、引經據典、輕視說理的辯論風格被稱為「復旦風」，長期得到評委的高度評價。

評委青睞「復旦風」，最主要的原因是主辦方辦賽的動機。

「國辯」既是以推廣普通話為目標的電視節目，主辦方自然希望辯手能最大程度地展現「華語的魅力」，並具備強大的鏡頭表現力。邏輯性和嚴謹性因此慘遭忽視，辯論賽淪為演講和朗誦。

尤其加劇表演性質的是，所有辯手交替發言的「自由辯論」本是新加坡賽制特有的環節，意在追求激烈的舞台效果；辯手若出現影響觀賞性的失誤，導播甚至會要求中斷重來。

然而自 1995 年開始，馬來西亞辯手抓住了「復旦風」邏輯不足的軟肋，大陸辯手逐漸在賽場上失利。

▍開始注重邏輯性的西安交大隊，重新奪得了 1999 年「國辯」冠軍

大陸辯手開始學習注重邏輯的境外辯手，大陸辯論圈卻走向了詭辯的另一個極端。

其後，在獲得兩屆國辯最佳辯手、來自台灣的黃執中影響下，大陸辯論淡化了詭辯色彩，但是進入 21 世紀的國辯仍然創造了收視率的新低。

2006 年，流行於英美和台灣的「政策性辯論」開始在大陸推廣。

與傳統新加坡賽制普遍採用的如「人性本善/惡」或「錢是/不是萬惡之源」這類抽象話題不同，政策性辯論的辯題往往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如 2007 年國辯就出現了「安樂死應該/不應該合法化」。

▍2007 年國辯辯題

政策性辯論歷來是日語、英語辯論和台灣華語辯論的主流，鼓勵辯手對現行政策進行探討並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如美國全國辯論賽（NDT）1954-1955 年的辯題為「美國是否應該在外交上承認中國共產黨政府」 。

遺憾的是，長期習慣了非政策辯論的大陸辯手，往往將政策性辯論當成非政策性來打，如將「應否設立賭博特區」視為「設立賭博特區利大於弊/弊大於利」，完全無視辯題的問題意識和現實意義，淪為口水之爭。

網路和娛樂節目的興起讓大眾有了更多的選擇，在「復旦風」和詭辯間遊走的大陸華語辯論愈發喪失觀眾，成為辯論愛好者純粹的「文字遊戲」。

辯論還會火起來嗎

華語辯論的衰落並不奇怪。辯論在中國並無現實需要，辯手走出校園後毫無施展機會，成為小眾活動勢所必然。

而辯論的兩次火爆，更多是由歷史的行程所決定的。

新加坡 1986 年舉辦「亞洲大專辯論會」時，正值新加坡大力加強對華關係，恰好又在主動推廣普通話。

1993 年與央視共同主辦的首屆「國辯」，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高度重視，規格極高。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的李顯龍親自為奪冠的復旦大學辯手頒獎。

▍時任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為復旦大學辯手頒獎

與此同時，「國辯」也被納入了中國外宣部門的推廣項目之中。1998 年前，參加國辯的隊伍由教育部直接指定，比賽結果關乎國家榮譽。隨著孔子學院等新項目的崛起，收視率不斷下滑的國辯才失去重視。

辯論再一次受到萬眾矚目，是在十餘年後，以辯論為主要形式的《奇葩說》成為熱門節目。但是，節目旗幟鮮明的娛樂屬性，顯然勝過其中並不純正的辯論元素。

「馬曉康」組合、粉絲眾多的嘉賓、彈幕、觀眾評分制、同性戀出櫃等流行元素給節目帶來了大量粉絲。但這些元素與辯論都沒有關係，更無法推動辯論的復興。

▍《奇葩說》「馬曉康」組合

不過，辯論在中國並非不能東山再起，只是其形式與人們熟悉的「正方辯友」「反方辯友」迥異。

隨著越來越多的家長努力將子女送往海外留學，為了交出一份鮮亮的入學申請，「模擬聯合國」活動已在各地重點中學中廣為流行。

「模擬聯合國」脫胎自英美傳統的議會辯論，只是學生扮演的角色由執政黨大臣/反對黨大臣變成了在國際會議上發言的各國代表。除辯論發言外，還包括會下協商和案頭工作，第一語言一般是英語。

參與模聯的經歷被認為能體現學生的綜合素質，能增加申請外國大學的競爭力。在此激勵下，2005 年才由北大首次舉辦的高中生模聯大會，以極快的速度得到推廣，吸引到了遠高於當年辯論隊的人氣。

由於模聯的代表國家由會方指定或隨機產生，參與學生水平難以預料，不時會出現魔幻現實主義的外交場景：委內瑞拉、獅子山、甚至綠色和平組織的代表全程談笑風生，欽定國際重大問題；美國、德國代表則張口結舌，只能連連點頭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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