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西漢彩繪銅鏡，擁有極少見的鳥蟲篆書體銘文

原物上可見若干清晰圖案以及鳥蟲篆銘文，正如白居易《錢塘湖春行》所言：「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此鏡碎片斷口有銹，說明破碎已久，在經高手粘合修復後，終於以較完整面貌見諸世上（詳見下圖）。

此鏡直徑28.3厘米，重量1102克，三弦鈕，柿蒂紋鈕座。

西安北郊紅土坡曾出土一面尺寸相同之彩繪鏡，兩者相比，差別在於內區展現和邊緣形制。

1963年，西安北郊紅土坡曾出土一面尺寸（28.2厘米）相同之彩繪鏡（詳見上圖），兩者相比，差別在於內區展現和邊緣形制。經向考古專家請教，凡照容面帶有水銀沁包漿的同類器物，主要出自陝西龍首原（今西安地區）。《長安漢鏡》載：「全國發現的總數量可謂寥寥無幾，這大概是彩繪不易保存的緣故。」的確如此，對這類彩繪鏡，即使只用棉花球輕拭去污，亦會損壞彩繪。

統計可知，出土的彩繪鏡主要產於西漢早中期之際，較畫像石流行的東漢中期早了約有三個世紀，這對中國美術史有重要意義。從存世實物數量看，東漢畫像石數以千計，而西漢彩繪鏡僅十餘計，兩者相差數百倍之多，愈顯後者之珍貴。

此鏡彩繪應是先以紅色顏料打底，然後用白、青紫、綠、黑等色加以描繪。其畫法似是先用各色平塗出物象，然後以墨線勾畫細節，即相當於後世「沒骨」的畫法。雖然受制於鏡背面積，物象無法得到充分再現，然於方寸之間，畫匠高超的技藝水準還是展露無遺。人、馬、車形象準確，比例合宜，特別是神情、動態抓取得非常到位。

第一組紋飾，一人策馬而來，一臂前伸，一臂上揚，頭部貼向馬首，似在策馬追趕。人與馬僅存上部。馬前似仍有圖像，已漫漶不清。復前，四馬拉一軺車正飛速驅馳，車上御者低首觀馬，右臂高舉，緊握韁繩；御者身後一人面向後方。

第二組紋飾，正中樹下一人正躬身揖讓，面前當另有人物，已不可見；樹後兩人相隨，姿態恭謹，與前人同。

第三組紋飾，一人騎馬，馬的後蹄高高揚起；前方有兩棵樹，兩樹間圖像不清，前面一棵樹下有一人回首站立，望向前方；前方復有一騎，騎手一臂在前，緊握韁繩，一臂在後，持策刺馬；白馬四蹄騰空，頭貼向胸部，身上流蘇隨風飄拂。

第四組紋飾，兩棵大樹下，四人席地而坐，中似有物，可能是正在進行漢代流行之博戲。博局左側兩人並排而坐，近處之人低頭籠袖，扭頭向後，一人向他走來；後方之人壓低身體，右手高高揚起，顯出激動之勢。博局右側一人著綠衣，低頭注視博局；其後一人與他相背而坐，仰首面對前方站立之兩人。兩人均拱手侍立，前面一人著紫衣，回首望著後面穿白衣者。

在西漢彩繪鏡中，圖1鏡內圈鳥蟲篆書體銘文應為迄今所僅見者。

鳥蟲篆又名鳥蟲書，它是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代盛行於吳、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諸國的一種特殊文字書體。作為篆書的一種變體，亦為王莽所定的六體書之一，以其像鳥蟲之形，故名。鳥蟲篆變化莫測，難以辨識，富有裝飾效果。秦書八體之鳥蟲書，施用於旗幟和符信，也有採用作印章文字。

鏡鳥蟲篆銘文（上圖）共32字，分成四組，每組白色4字與黑色4字，常理推測其銘文應按顏色連接作文字跳讀。經再三努力，迄今僅大致釋出第一組中之6個文字：「□、難（？）、私、無、息、美、察、□」；第二組第五個「光」字；第三組第三個「其」字。以第一組為例，逆時針向旋讀時，即「□私息察，難（？）無美□」；順時針向旋讀時，即「□美無難（？），察息私□」。儘管左來右去，然皆不能成句，有待日後再作詳考。

依據形制分析，西漢彩繪鏡之問世年代應在漢景帝前後。鏡銘內容雖不能釋讀，然8句四言32字之語句，其風格、結構、句式等皆與其時之「房中歌」、「郊祀歌」類同。從這個角度，可再次證實，此類大尺寸彩繪鏡的問世年代，在漢景帝及其前後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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