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拒絕懸掛「金星旗」的母親終於盼到了兒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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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 ）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費50年時間查閱大量檔案，向親友和戰友徵集資料，結合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在戰俘營中偷偷寫下的日記寫成的有關巴丹死亡行軍的珍貴回憶錄。巴丹死亡行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確認的、與南京大屠殺並列的日軍戰爭暴行。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 ：（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重慶出版社，2016年10月。

本文接上一篇《回國路上，我們以為只有安逸的船上生活和浪漫邂逅，誰知》，上一篇主要講述了講述了坦尼在返回美國的船上擔任小報編輯，安排船上娛樂活動的經歷。同時，安逸的船上生活讓他開始尋求久違的浪漫。本篇講述了坦尼終於回到了西雅圖。在船到碼頭時，他迫不及待的給家裡打了個電話，她堅強的母親始終不信兒子已經遇難，也一直拒絕懸掛「金星旗」，終於盼到了兒子平安歸來。

運輸船在大海上航行了21天後，船長得到明確指示，我們的目的地是西雅圖，因為開往舊金山港的船太多了。船長向我們保證，西雅圖已經敞開懷抱，做好一切準備，迎接我們的到來。我們將在西雅圖的軍營過夜，上頭會安排我們去不同的醫院接受治療，並妥善安排我們每個人的回家線路。

從馬尼拉到西雅圖，花了我們28天的時間。在此期間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回家之旅，對我來說是一個圓夢之旅。我享用了所有想吃的美食；在真正的床上睡覺，睡著白床單，枕著軟枕頭；我甚至還在一支我們自己組建的樂隊中充當了鼓手。這些享受，在我的戰俘生涯中，只能在夢中出現。時不時地，我要掐一掐自己，告訴我自己不是在做夢。

收到歡迎的歸國戰俘

船上的日子張弛有度。我每天要編輯報紙，還要絞盡腦汁地想出一些新點子，確保乘客能玩得盡興。每周我給他們安排四天的娛樂活動。旅途非常放鬆，但是並不令人激動。我喜歡和來自不同戰俘營的戰俘和平民們交流。我想知道，他們在戰俘營里過得怎麼樣？日本看守怎樣對待他們？他們有沒有什麼娛樂活動來沖淡一如既往的乏味生活？醫療條件怎麼樣？聽著他們的述說，我自然而然地要和我所在的戰俘營進行比較。有些時候，我的問題得不到回答，因為採訪對象想把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徹底忘卻，在大腦中抹去，好像這些悲慘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我不打算這樣做。這段戰爭經歷是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將對我今後的人生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我在這四年當中經歷的一切，無疑塑造了我的思想，塑造了我的生活哲學，塑造了我的生活態度。60多年已經過去了，我現在仍然奉行血淚鍛造的人生宗旨。

戰俘家屬

1945年11月7日下午，西雅圖的海岸映入我們的眼帘。我們紛紛跑到欄杆處，觀看大輪船慢慢靠近港口。不到一個小時，運輸船就要入港了，西雅圖市中心的地標已經清晰可見。黃昏之前，運輸船終於停靠在了碼頭上，我們激動萬分，大家擁在下船的通道上，隨時準備下船。我們想給家裡打個電話，想下船親吻祖國的大地。很多人流下了眼淚，幸福的熱淚。我想在電話當中，對父母說一番在夢中重複過不知道多少遍的話：「爸爸，媽媽，你們好！我是坦尼，我回來了。」我已經醞釀好了情緒。此刻我只需要一個電話，我想碼頭上肯定有電話。當運輸船被牢牢地系在碼頭上的石墩上，當運輸船發出歡快的汽笛聲時，我哭了——不是為悲傷而哭，而是為快樂和希望而哭。對於一個激動的孩子而言，到家的感覺是一次精神洗禮。

就在這時，喇叭里傳來一個壞消息：今天晚上任何人禁止上岸。很顯然，上頭擔心我們當中的某些人過於虛弱，上岸容易受傷。聽到這個消息時，我心煩意亂。我不打算讓他們把我圈在船上。我必須打電話回家。我跑到船上離碼頭最近的地方，確認周圍沒有人能攔住我的時候，縱身跳入海中。沒劃幾下，就到了岸邊。一個憲兵把我從水裡拉了上來。我簡單地說了一句謝謝，就問他：「你能不能借我一個五分鎳幣？我想打個電話回家，幾分鐘就夠了。」他做出驚訝的表情，不過手沒閑下來，迅速地給我一個硬幣，問道：「你是誰？」

歸國戰俘

「上帝派我來的，」我答道，「謝謝！」接著我跑到電話旁邊。看著自己的狼狽相——從頭到腳都是濕的，新制服上面的水往下直滴，我笑了。我的眼淚很快就下來了，我開心地撥著那個銘記在心裏面的號碼。幾聲鈴響之後，我聽到接線員問我的家人，是否願意接這個從西雅圖打來的接聽方付費電話。我不等父親回答，就在電話這頭叫了起來：「是我，爸爸。我是坦尼，我回來了，我在西雅圖。」敏感的接線員毫不猶豫地把線接了過去，不過電話那頭沒有聲音，我什麼也聽不到。幾秒鐘之後，我聽到一聲響亮的抽泣聲。父親在電話那頭哭了差不多兩分鐘，才說了一句：「我讓你媽接電話。」我的母親接電話時顯得盡量平靜：「你回來得正是時候。」母親的生活態度一向積極，父親在逆境中的表現也沒有她出色。我回家之後才知道母親一直拒絕在家裡掛金星旗，旗子是軍方寄給她的，代表著我已經在戰俘營中喪生。她逢人便說：「我不知道坦尼什麼時候回來，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會回來的。」

我們談了幾分鐘。母親告訴我，巴尼已經到家了，他已經從海軍退役了。他和喬，還有盧去看比爾去了。她問我要不要和他們幾個講話，她把比爾家的電話號碼給了我，就和我說再見了。我按照號碼打過去，接線員問了同樣的話。比爾猜到是我打過來的電話，就讓接過來。他對我說：「臭小子，我就知道是你。」談話持續了幾分鐘，每個哥哥都和我說話。我真是太開心了，碰巧我的哥哥們全聚在了一起，我可以對他們每個人說：「Hello！」

我的人生當中最有意義的一天，就這樣過去了。在這一天當中，我不能奢求更多。我承認，我很希望能和勞拉說上幾句。但是在那種條件下，這是不明智的。

我給家裡人打完電話，那個憲兵還站在上船的踏板處。我轉身向他走去，把五分鎳幣還給他，接著走上運輸船。我想這正是他所期望的。當天晚上，我們全都待在運輸船上，歡樂一宵。畢竟，我們回到了美國，戰俘營的苦難歲月一去不復返了。我太開心了，以至於全然忘卻了那段經歷。我們只是在海闊天空地聊著天，盡情地喝著啤酒，和船上的女孩一起跳舞，一起唱歌。我們一直玩到天亮，才回到船艙，酣然入夢。船上的大喇叭把我們叫醒：「我們將從下層甲板離船上岸，請帶齊你們的隨身物品，你們不會再回來了。」

我們在一個小時之內全部登岸。原先我們設想會有一些人在碼頭上迎接我們，興奮地朝我們揮手致意，但是一個人也沒有。我們只是看到一些碼頭工人，他們把輪船上的貨物搬下來，他們毫不理會我們是誰，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我們很快被裝上卡車，開往西雅圖的陸軍基地。

我們在那裡住了一夜。我們幾個要好的朋友又開始喝酒，聊了沒多久，大家都陷入沉默。我們能說點什麼呢？還有什麼故事要講嗎？我們一整天都很壓抑，所以哥幾個決定去鎮上尋找一些樂子。盧·布里坦和我一起，我們喝了一些啤酒，和幾個姑娘打情罵俏，後半夜回到軍營。這一夜是如此漫長，不過我們自由了。自由的感覺真是美妙。

編輯：張玲瑜 軍官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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