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斯大林對「解放全中國」的擔心

斯大林對中共東北政權的支持的確為未來的中蘇同盟關係奠定了一塊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勝利僅限於長城以北或長江以北，如果蘇聯對中共的支持和幫助也以此為界限，那麼在此基礎上建立的中蘇同盟就只具有地區意義，無論如何也不能與雙方後來實現的聯盟同日而語。毫無疑問，全面的中蘇同盟的建立，是戰後世界歷史和冷戰格局中最具影響力的事件之一。這一認識的基礎在於，1947年冷戰格局的形成畢竟還只是歐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蘇同盟條約簽訂，則把冷戰引向了亞洲，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在歐亞大陸連成了一片，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的對抗便從大西洋擴展到太平洋——冷戰從此具有了全球意義。

斯大林對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態度，首先取決於蘇聯在中國所要實現的目標。無論從地緣和國力的角度出發，還是從安全和經濟的目的著眼，如前所說，蘇聯對華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標就是完全控制包括東北、內蒙古和新疆在內的中國北部地區。經歷一番周折後，這一目標到1948年已經大體實現，並且沒有給莫斯科帶來任何風險和損失。此時，斯大林十分滿意，但毛澤東則不會滿足。如果中國的局勢沿著有利於中共的勢頭不斷發展，蘇聯繼續支持和幫助中共就會遇到很大難題，並有可能付出尚難預料的代價。其風險在於：國民黨得到了他們追求已久的來自美國的公開支持和援助，因此，莫斯科將不得不面對其無力承擔且一直設法避免的在亞洲與美國人的衝突；中國共產黨完全或部分地擺脫了莫斯科的控制，因此，斯大林就會遇到另一個讓他感到頭疼的亞洲的鐵托；新的中國政府在經濟上完全依賴蘇聯，因此，斯大林必然感到力不從心，尤其是在他剛剛把一系列東歐國家納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會主義陣營之後。對於這些問題，美國人當年就有十分精到的分析。1947年9月美中央情報局在評估蘇聯對中國問題的立場時寫道：「考察中國多年的演變以及上述蘇聯措施的特徵，不難得出結論：蘇聯對華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贊同並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從事在中國爭奪權力的鬥爭，它就將繼續與蘇聯合作。」但是，「如果中國國民政府接受美國幫助以增強國民党進行內戰的潛力，估計此時蘇聯將權衡可供選擇的行動路線，更著重於蘇聯在滿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共軍隊在中國本土的地位或命運。只要國民政府看來無力重建對滿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蘇聯會繼續避免針對該政府的公開行動」。美國務院1948年10月的一份報告在確認東北和新疆對於蘇聯的經濟和安全意義後指出，「至於中國本土，克里姆林宮幾乎將之視為一個龐大的救濟院，它是要迴避責任的」。對於蘇聯來說，「在可預見的未來的任何戰爭中，中國最好是一個虛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敵人」。「中國的疆域實在過於遼闊，人口實在過於眾多，以至於莫斯科不允許毛和他的同志最終控制整個中國，尤其是因為他們掌權部分上是靠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宮在這些方面就傾向於不去冒這種風險。」總之，蘇聯「對中國基本的擔憂現在不是如何幫助中共去擊潰敵對勢力贏得內戰，而是如何確保對他們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

斯大林確實是在這種心態下處理1948～1949年與中共的關係的。其實，毛澤東此時所顧慮的問題與斯大林幾乎是一樣的。隨著軍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後勝利，蔣介石的幕後支持者是否會走上前台，對於中共的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國共單獨較量，蔣介石已經是手下敗將，但如果美國人公開站出來援助國民黨，共產黨是否能夠取得最後的全面勝利，就很難講了，而能夠阻止美國干涉的力量只有蘇聯。此時中共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軍事援助，但戰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絕不可少的，正如毛澤東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所說：對於蘇聯的援助，中共歷來的方針是不能依賴，但不是不要。只要斯大林明確表示站在中共一邊，就可以對美國的干涉行動起到震懾作用。另外，如果說在單純的軍事方面中共已基本不需要蘇聯的幫助，那麼在已經取得和將要取得的新政權的鞏固和建設方面，蘇聯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共長期在野，並一直在農村活動，對於經濟建設和城市管理幾乎一無所知。毛澤東當然通曉「可馬上得天下而不可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未來中國的發展需要蘇聯的幫助，首先是經濟上的幫助。這一點，從此後中共要求蘇聯派遣的技術和管理專家人數成倍增加就可以得到充分證明。

然而，莫斯科卻在猶豫和觀望。儘管冷戰已經在歐洲爆發，斯大林構造的以莫斯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自然也把中共及其武裝看作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設想戰略是外線防禦、內線進攻，即對美國和西方採取保守和防禦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對陣營內部進行整肅，統一思想和步調，以穩定與西方抗衡的陣腳。斯大林拒絕正在領導國內武裝鬥爭的希臘共產党參加共產黨情報局，日丹諾夫（A?Zhdanov）在關於兩個陣營分析的著名報告中對如火如荼的中國革命鬥爭輕描淡寫，以及斯大林因鐵托在巴爾幹聯盟和援助希臘問題上的魯莽行動而最終決定將南共趕出教門，這一切都表明，蘇聯的冷戰戰略不具進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遲與美國的直接衝突，特別是在亞洲。正是在這樣複雜的國際背景下，斯大林對於如何處理與中共的關係產生了一種矛盾心理：既想詳細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觸、公開支持。

中共的目標卻十分清楚：越是接近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就越感到需要蘇聯這個盟友。從國家利益和民族主義出發，蘇聯此時的支持和幫助顯然具有關鍵意義，從意識形態和國際主義考慮，中共期待已久的「國際援助」也應該到來了。為此，毛澤東必須把以往的怨氣壓在心中，而對斯大林表現出絕對謙恭和順從。從1947年初開始直到1949年初，毛澤東三番五次請求親自去莫斯科晉見斯大林，希望「就政治、軍事、經濟及其他重要問題，廣泛聽取聯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議和指導」，「以便使我們的政策方針與蘇聯保持完全一致」。面對斯大林的猶豫不決和一再推託，毛澤東雖然極為不滿且小有發作，最終還是不得不忍氣吞聲，一再表明急於前往莫斯科接受蘇共指導的迫切願望。

沒料想，毛澤東等來的卻是一個令他無法容忍的結果。1949年1月8日，面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陳兵長江的危急局勢，國民黨要求美、英、法、蘇四國出面調停國共關係，實現和談，以便爭取時間，捲土重來。毛澤東的既定方針是「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央政府」。至於和談，中共的主張是，和平談判一定要進行，但不是同國民黨政府談判，而只是分別同有實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隊代表談判，同他們或者是談判停戰，或者是談判起義的條件，例如在北平同傅作義的談判。通過在中共中央的聯絡員，斯大林對中共的立場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莫斯科還是明確表示了希望出面調停國共內戰的想法。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電告毛澤東：國民政府希望蘇聯出面調停國共內戰，中共不應拒絕和談，而蘇共也有意接受這一建議，並需要先了解中共的意見。斯大林還為中共起草了一封回函，意思就是讓中共表明態度：只接受蘇聯單獨出面調停。毛澤東當時想的只是如何儘快奪取天下，萬沒想到蘇聯會如此盤算。接到電報後，再也無法按捺心中怒火的毛澤東於12日給斯大林回電，直截了當地拒絕了蘇聯政府的建議，並指責蘇共這樣做將導致西方勢力參與調停，也為國民黨好戰分子污衊中共製造了口實。他甚至學斯大林的做法，也替蘇聯政府起草了一封回絕國民政府的信函。13日，毛澤東身邊的蘇共聯絡員向莫斯科報告：毛澤東談到這個問題時語氣很尖銳，他反對各種形式的調停，並反對中共參加任何談判。14日，毛澤東接到了日期標明為11日的斯大林來電，其中解釋說，蘇共的立場主要是不想讓中共丟掉和平這面旗幟，中共只需提出令國民黨無法接受的和談條件，便可一舉兩得。如此，毛澤東才平靜下來，斯大林也照會南京，表示拒絕調停。

俄國學者大多認為，這些往來電報說明，斯大林根本就沒有企圖阻止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以往傳說斯大林有意調停國共和談的看法是沒有根據的。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解釋斯大林1月11日的電報，俄國學者認為這是1月10日電報的「續電」，是對蘇共立場的進一步解釋。但仔細研讀這些文件可以發現，這兩封電報的意圖完全不同，前者明顯表示莫斯科希望單獨出面調停和談，後者則意在突出中共不應放棄和平的旗幟，而對調停之事閉口不談。至於對11日電報真實日期的解釋，有幾種可能性：或者是斯大林看到毛澤東強硬的反對態度後，不得不改變說法，但為了給自己找一個台階，有意將電報日期提前到11日；或者斯大林在發出10日電報後，擔心遭到毛澤東的拒絕，隨即發出了另一封意思相反的電報，但不知何故遲到了兩天；或者毛澤東及時收到了11日電，但為了發泄心中的不滿而有意推遲答覆。無論如何，把這一時期有關的檔案文獻聯繫起來看，斯大林最初確實有意出面調停國共和談。

事實表明，早在1948年1月蘇聯駐華武官羅申就對南京表示蘇聯願意安排國共和談，直到年底，升任大使的羅申還在為此活動。美國情報機構對這些情況也有明確記錄。蘇聯的處境考慮，斯大林在1948年希望國共和談是可以理解的。此時中國的局勢尚未完全明朗化，特別是對美國的亞洲戰略及對華政策還捉摸不定。而蘇聯在歐洲已經陷入與西方嚴重對抗的泥淖，柏林危機的結果也使斯大林認識到雙方實力的差距。在這種時候，莫斯科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國認定蘇聯有意在亞洲破壞雅爾塔協議的框架，進而採取直接的武裝干涉政策，使蘇聯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讓美國人和國民黨政府抓住把柄，最好的選擇當然是促使國共停止內戰，以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冒任何風險。俄國檔案顯示，直到1948年12月，蘇聯仍然對美國繼續援蔣的可能性和具體內容非常關注。不過，此時莫斯科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擔心，即失去對中共的控制。蘇聯駐華使館12月27日提交的備忘錄認為：「從杜魯門總統的整個對華政策看，停止給蔣介石政權提供援助已不是意外之事」。同時，美國正在策劃組建以李宗仁為首的聯合政府，並「迫使共產黨人在相互讓步的原則下接受和平建議」。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決心直接同共產黨接觸」。如果說蘇聯最初希望國共和談是緣於對美國軍事干涉的擔憂，那麼到1948年年底，這種疑慮已經轉向美國的政治干預，特別是與中共建立起某種關係。毛澤東的強硬態度無疑更加深了斯大林的疑慮。

應該說，斯大林來電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阻止中國革命的發展，而是要保證由莫斯科來把握局面。但是，與西安事變、皖南事變、重慶談判時的情況不同，這一次是毛澤東迫使斯大林改變了初衷。毛澤東敢於在涉及中國革命前途的原則問題上直接頂撞斯大林，主要並非性格使然，而是因為中共在內戰中已經取得絕對優勢並完全可以控制中國局勢的發展，而莫斯科在考慮蘇聯的亞洲戰略和遠東安全問題時，不得不把中共的立場及對中共的政策作為首要因素。此外，得知美英等國決定不參與調停，繼續對中國採取觀望態度，也減輕了蘇聯的擔憂。所以，面對中共的強勢地位和強硬立場，斯大林很快就改變了說法。

無論如何，到1949年初中國問題開始進入莫斯科的議事日程了。筆者對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每年數百個討論的問題及做出的決議進行粗略統計發現，其中直接涉及中國或中共的議題，1945～1948年每年只有4～5個，最多時也沒超過7個，而1949年便陡然增加到70個，1950年更多達132個（不算朝鮮戰爭）。這充分表明中國此時在蘇聯國際戰略中地位的提升。不僅如此，斯大林也開始親自主持對華事務。1949年初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A·Vyshinskii）在給蘇共中央駐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電報中指出：「從現在起，任何有關中國的事務都要直接與菲利波夫（Filippov）同志聯繫」。顯然，要處理與毛澤東的關係，要把中共納入由莫斯科掌控的社會主義陣營，斯大林擔心其他人難以應對。而這時斯大林迫切需要了解的是中共政權的性質、政治傾向及其與蘇聯的關係，從而重新確定蘇聯的對華政策。米高揚（A·Mikoyan）以政治局委員身份秘密訪問西柏坡，其主要目的就在於此。

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揚與毛澤東、劉少奇等進行的12次談話中，中共領導人詳細而全面地介紹了自己的歷史和中國的現狀，以及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將實行的方針和政策。斯大林非常重視這次訪問，其間，蘇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開會研究和討論米高揚的電報。會談結束後，斯大林要求米高揚儘快趕回莫斯科，詳細彙報各種情況。需要指出的是，1995年人們看到的米高揚關於中國之行的報告，是在中蘇關係開始惡化的時候提交的，其中難免有片面和責難的傾向，因而研究者在利用這一文件時大多也過於關注中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其實，全面閱讀米高揚關於這些談話給斯大林的報告，給人最明顯的感覺是，除了要求援助（主要是經濟建設和國家管理方面），中共領導人在談話中反覆和明確地表現出親蘇的立場，特別是毛澤東，一再高度評價蘇共對中共的領導、指導和幫助。中共領導人還反覆強調要向蘇共學習，並與蘇共站在一起的決心。毛澤東多次聲明：中國共產黨還很幼稚，並堅持說自己是斯大林的學生。米高揚是第一位訪華的蘇共高級領導人，這次訪問促進了斯大林對中共的了解和理解，大大推進了蘇聯與中共政權關係的發展。米高揚走後，毛澤東更加明確了中共必須向蘇聯靠攏的方針，並且多次在黨內指出這一點。與此同時，蘇聯也明顯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越是臨近全面掌握政權，中共就越感到對國家的管理特別在經濟管理方面是個難題，也就越感到需要蘇聯的幫助。另一方面，中共已經表明了自己的親蘇立場，卻還不知道蘇共將來對中共政權究竟採取何種方針，而這決定著大規模蘇聯援助是否能夠到來，何時到來。為此，毛澤東需要儘快派正式代表團訪問蘇聯。

6月26日，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秘密到達莫斯科。這次歷時50天出訪的主要目的，就是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國內外重大問題上的立場，聽取蘇共中央的意見；了解蘇共對中共的立場和態度；詳細提出請求蘇聯幫助和援助的事項；對蘇聯政府和蘇共組織進行實地考察、學習。斯大林為劉少奇的來訪做好了充分準備，第一天見面就幾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貸款、專家、海軍建設、開闢航線、提供戰鬥機等，甚至主動提出願意幫助中共儘快佔領新疆。在後來舉行的幾次會談中，斯大林多次對中共做出高度評價，特別是對蘇共過去指導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斯大林還把領導亞洲革命的重擔交給了毛澤東。這表明蘇共此時已確定了以中共政權為盟友的對華政策，而且必須儘早讓毛澤東明白這個意向。也正是在這樣判斷的基礎上，毛澤東在接到劉少奇第一封電報後，便不再理會留在南京、故作姿態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J·Stuart），迫不及待地公開宣布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建國方針。毛澤東對此做出的解釋是：沒有國際力量的援助，任何人民革命都無法取得勝利，即使取得勝利也不可能鞏固。由此可以斷言，到1949年夏天，中蘇戰略合作的構架已經形成。

從共產黨人的理念出發，中蘇都認為結成同盟的首要條件是意識形態的一致性——斯大林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自居，毛澤東則竭力表明中共願意加盟社會主義陣營，但從上述發展過程可以看出，他們實際上注重的是雙方聯盟是否符合各自的眼前利益和長遠目標。中蘇領導人在西柏坡確認了雙方意識形態的同一性，在莫斯科則進一步明確了各項方針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蘇同盟的政治基礎已經確立。至於未來國家利益方面，斯大林和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各自政權的安全和穩定，出於對國際形勢判斷的共同認識，在這方面他們是基本一致的。但國家利益還涉及主權、尊嚴、經濟等方面的問題，而在這些問題上，由於歷史的原因，雙方將要面臨的分歧和衝突是十分明顯的。唯其如此，在這兩次中蘇高層會晤中，雙方都努力尋求在原則問題上達成諒解，而在有爭議的問題上採取迴避、擱置或暫時退讓的方針。但是，斯大林和毛澤東都非常清楚，這些問題是必須解決的——雙方在涉及國家和民族利益方面缺乏協調和一致，同盟也是不會穩定的。

本文出自《中蘇同盟建立的曲折歷程》，載《第三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卷。作者沈志華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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