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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印邊界爭端和衝突的歷史真相


來源 / 人民網



作者 / 徐焰







冰峰連綿的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崙山麓,是巍巍中華的西部屏障。那雪線之上的凍土荒原雖距內地有萬里之遙,卻也一直牽繫著國人的注意。1962年10月至11月,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地區向入侵的印度軍隊實施了反擊作戰,成為新中國建立後進行的第一次邊界反擊戰。幾十年來,經過不懈的努力,中國同陸地鄰國相繼以和平友好協商方式解決了邊界問題,惟有同印度的邊界至今還未劃定。近年來中印兩國關係雖然有了改善,中國已成為印度最大的對外貿易國,然而印度國內一些軍政要人在戰略上仍把中國視為潛在對手,不時在邊界採取一些刺激性措施並煽動反華情緒。印度方面的這些不友好舉動,理所當然地引起了眾多中國人的憤慨。我們向國人說明中印邊界爭端的由來,回顧當年反擊作戰的歷史經驗,並闡明解決這一爭端的前景,更顯得十分重要。










英印的擴張政策和舊中國「有邊無防」,造成中印邊界的領土爭端










中國和印度兩國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國,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兩國基本沒有發生過戰爭。令人遺憾的是,中印兩個民族在分別取得民族獨立後,雙方的邊界問題卻長期未能解決,並在後來引發了武裝衝突。中印之間的邊界問題,實質上是英帝國主義侵略所遺留的問題,中印兩國的武裝衝突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國侵略所造成的「後遺症」。當年中國軍民捍衛自己邊疆的那場作戰,實際上也成為近代歷史上反對外來侵略鬥爭的一種繼續。





在歷史上,中印兩國之間從來沒有劃定過邊界線,只是兩國人民在長期相處中按照各自的管轄範圍形成了傳統習慣的邊界線。自公元13世紀起,西藏納入作為統一的元帝國的一部分列入中國版圖後,對印度基本是以當時人們難以逾越的自然障礙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崙山作為習慣的邊界。由於這兩個山脈地區人煙稀少,舊中國的歷代政府在荒涼地區未設行政管理機構和駐軍,加之沒有近代測繪技術,對邊界線具體位置一直沒有標定。




19世紀50年代,英國鎮壓了印度士兵的大起義,並使印度各土邦全部屈服,最後完成了對整個印度大陸的殖民統治。此後英國的亞洲戰略,是以印度為最主要的基地,向周邊擴張領土,同時建立屏護英屬印度的「防禦圈」。隨後,英屬印度政府的測繪局派出了一批批探險和測繪人員,進入喜馬拉雅山地區進行測繪,並偵察當地情況。進入20世紀後,英印殖民軍也向北逐步推進,使英國的殖民勢力不斷向中國的西部和西南邊境擴張,中印邊界問題就日益變得複雜起來。




在英國殖民主義者加緊向中國西南邊境擴張和滲透,中國的清政府卻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對邊境地區的控制力日益削弱。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後,英國也乘機干涉西藏並策動十三世紀達賴製造所謂「獨立」。1912年初,新成立中華民國政府堅持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宣布中國為漢、滿、蒙、藏、回(指中國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民族)五大民族為主組成的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北洋軍閥政府卻因忙於內爭而無力顧及平定西藏的叛亂。1928年國民黨南京政府宣布國家統一後,也在法理上堅持對西藏擁有主權。不過國民黨政府因忙於內戰外戰,在其當政期間也未派過一兵一卒入藏,因而西藏噶廈政府一再發出不承認中國主權和要求「獨立」的狂言。在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邊疆諸多地段長年處於「有邊無防」的狀態,海疆及多數島嶼也處於「有海無防」,對不少邊遠地區不僅無力控制,甚至不了解外來入侵的狀況,這又為外國入侵者蠶食中國領土提供了方便之門。




民國年間,分裂主義勢力控制的西藏地方為了獲得英印當局對其搞「獨立」的支持,在所謂「印藏邊界」問題上一再屈從其要求,甚至在1914年在印度的西姆拉會議上背著中國中央政府,同英印當局以私下換文方式承認了英國人標出的「麥克馬洪線」。對於此事,中華民國政府長年都不知曉,而從國際法角度看,一國的地方當局同外國達成的所謂邊界協定也是完全非法的。




英國殖民主義者在其炮製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後的二十多年間,一直未採取軍事行動佔領該線與傳統習慣線之間的9萬平方公里地區。西藏地方政府仍在這一地區內的德讓宗、達旺等地派駐官員,實施管轄和收稅。西藏錯那宗(西藏的「宗」相當於內地的縣)的宗政府夏季設在錯那,冬季就搬到門隅地區的中心達旺辦公,當地居民也主要是藏族及與藏族血緣關係很近的門巴人。1937年,英屬印度的測量局出版的地圖上第一次出現了「麥克馬洪線」的畫法,卻仍然標明這條界線是「未定標界」。直至1940年英國《泰晤士報》出版的袖珍地圖集上,才首次正式標明「麥克馬洪線」是印度東部的邊界。在這一時期,英印當局開始派兵逐步控制其在東段邊界想佔領的地區。





麥克馬洪線

圖:中時電子報)





在中印邊界西段的阿克賽欽地區,英印當局出版的一些地圖中划出了所謂「約翰遜線」,提出3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要求。由於那裡屬於自然條件惡劣,基本屬無固定居民的地區,僅有一些藏族和新疆牧民在夏季到達放牧,英國及其下屬的印度殖民政府的勢力一直未進入這一地區。




1938年4月,英屬印度陸軍的一個小隊進入達旺地區進行偵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印軍隊在印度東部的阿薩姆邦同日軍作戰時,於1943年至1944年間又派阿薩姆步槍隊(類似於邊防守備隊)在多處越過傳統習慣線進入了「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的德讓宗、瓦弄地區,實行了軍事佔領。在1947年印度獨立前,非法的「麥克馬洪線」與傳統習慣線之間的原屬西藏的土地,已大部被英印軍隊佔領。英國的這一侵略成果,後來又被獨立後的印度政府所繼承。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便向人民解放軍提出了「進藏宜早不宜遲」。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開始,解放軍西藏軍區也開始了進藏行動,並在昌都戰役中殲滅了對抗中央政府的藏軍主力。在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下,西藏地方政府於1951年5月與中央政府達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協議,正式承認西藏回歸祖國大家庭的懷抱。隨後,解放軍以和平方式行軍入藏,於1951年10月間正式進駐拉薩,西藏地方政府卻仍繼續行使行政權力。




1951年2月,在人民解放軍還未進駐西藏腹地時,印軍在中印邊界東段由德讓宗方向繼續向北推進,佔領了「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重鎮達旺,驅逐了當地的西藏地方行政機構。西藏地方政府當時對此提出抗議,印度政府卻完全置之不理,並於1953年內將其邊境控制線全面推進到「麥線」,從而完全佔領了「麥線」南面原屬於西藏的9萬平方領土。此時人民解放軍只有1萬多部隊剛剛進入西藏,公路未修通,糧食還需通過印度轉運,因而無法推進到多數邊境地段,對那裡的情況也不大了解。




從1947年印度獨立到1954年這7年間,印度出版的官方地圖還都標明中印邊界各段均為未定界。例如在1950年印度出版的地圖上,在中印邊界東段雖然按照「麥克馬洪線」畫界,卻註明「邊界未劃定」,而在中印邊界的中段和西段則未畫出邊界,並且註明「邊界未經規定」。1954年中印兩國之間通過友好協商解決了印度在西藏所繼承的英國留下的特權,印度政府被迫同意從西藏撤軍(根據過去英國同西藏達成的條約,英印部隊在西藏要地駐有軍隊)後, 印度官方於同年7月下令,要求印度測量局在出版的新地圖中卻把未定的中印邊界線全部改標為已定的國際邊界線,並根據印度單方面的要求標界。這一新標定的邊界線不僅把印度在中印邊界東段已經佔領的9萬平方公里領土全部劃歸印度,還向中國索要在中印邊界西段阿克賽欽地區3萬平方公里領土。此時,解放軍新疆軍區部隊在入藏途中已進駐了阿克賽欽,而印度方面則從來未進入過那裡,印方對當地提出領土要求更是荒謬無理的。





1954年10月,毛澤東在北京新僑飯店舉行的招待會,歡迎印度總理尼赫魯(左)訪華





1954年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了北京,中印雙方達成了和平友好的共識。此時印度卻向中國提出全面的領土要求,恰恰反映出其對華政策的兩面性。尼赫魯早在印度獨立前的1944年,就在綱領性的著作《印度的發現》(Discovery of India)中公開聲稱:「印度雖然並非一個直接的太平洋國家,卻不可避免地將要在那裡發揮重要的影響。在印度洋地區一直到中東,印度也將要發展成為經濟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出於這種將本國變為亞洲「中心」的思想,尼赫魯視中國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對新中國採取了兩面政策,即一面表示對華友好,一面又支持西藏分裂主義分子並反對解放軍入藏,還公開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這樣,長達2000公里的中印邊界上出現了12萬平方公里的爭議地區。印度對華的兩面政策,從尼赫魯政府一直延續至今,導致了其國內反華浪潮不時泛起,中印邊界問題也長期不能解決。









中國政府努力維持邊界現狀,制止印軍的蠶食入侵









1954年印度政府在地圖上對中國提出全面領土要求時,人民解放軍還未推進到西藏的多數邊境地段,中央政府也不清楚過去的「麥克馬洪線」。看到印度新出版的地圖上有邊界劃定由舊中國申報地圖上的畫法有12萬平方公里的差異,中央政府馬上要求駐西藏代表向拉薩的噶廈政府查問。據當地擔任中央政府駐藏外交代表楊公素在回憶錄中說,他找到主管西藏事務的噶廈政府幾位要員詢問,這些人才交出了1914年非法簽訂的「麥克馬洪線」的附圖,並狡辯說當年簽約是出於無奈,希望中央政府幫他們收復失地。了解到這一情況後,中央政府馬上指示西藏方面要制止印度進一步擴張的勢頭,並開始就邊界問題向印度政府提出交涉。當時,除了解放軍已經進駐的中印邊界西段的阿克賽欽地區,中國武裝部隊駐地同中印邊界尚相距甚遠。這時印軍也未從其所佔的克什米爾地區向東北部高寒山區推進,距離阿克賽欽地區也很遠。因此,這時中印兩國軍隊在邊境還未發生接觸,邊界的爭端並非兩國關係中最主要的問題,中印關係的爭端重點還是西藏問題。






解放軍進藏時,印軍在中印邊界東段已造成了控制地區以「麥線」為分界的既成事實,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50年代後期就中印邊界問題表明了自己的原則立場,即認為兩國之間存在著一條傳統習慣線,同時承認中印邊界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未決問題。中國政府對於印度單方面划出邊界線並強加於中國的做法雖然不能同意,但是從維護中印友好的大局出發,中國方面仍主張,對中印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應以雙方友好的根本利益為重,應採取互諒互讓的態度,考慮到歷史背景和當前的實際情況,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準備有步驟地通過友好協商,全面地加以解決。以此之前,作為臨時措施,雙方應維護邊界現狀,不在邊界上採取片面行動,更不應以武力改變邊界狀況。




進入50年代後期,印度政府在對華關係上的兩面政策顯得更為突出,即一方面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一方面卻又暗中支持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活動。1958年,印度政府又以外交方式在中印邊界西段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因中印邊界西段的阿克賽欽地區從未被印度管轄過,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了這一地區後,印方在六年間都不知道。後來印度政府承認,直至1958年7月號的《人民畫報》上刊登了新藏公路通車的消息,印方才知道中國軍隊進駐了這一地區。同年8月21日,印度政府就中國出版的《人民畫報》刊登新藏公路通車消息一事向中國駐印大使館提出抗議。同年10月,印度軍隊的一支15人的巡邏隊在馱運給養的騾馬伴隨下,通過克什米爾東北部荒無人跡的高山地區,第一次進入阿克賽欽地區進行偵察,當即被中國邊防人員扣留, 隨後又被解送出境。同年10月印度政府又就中國修築的新藏公路「通過了印度國土」和巡邏隊被扣的問題,無理地向中國提出抗議,當即被中國政府拒絕。中印邊界西段的領土爭執,就此成為兩國領土爭端的一個焦點。




1959年3月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公開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印度領導人當即在公開場合一再表示「同情」叛亂分子。印度國內也掀起一股反華逆流。4月間達賴出逃印度,印度官方竟以高規格接納,尼赫魯並接見了達賴,後來甚至允許其在印度的達蘭薩拉成立了所謂「西藏流亡政府」。中國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對此理所當然地做出了反應。從1959年4月起,《人民日報》上曾登載了一系列文章,公開對印度的反華言論進行了批駁。但是從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和整個戰略需要出發,中國政府對印方的不友好行為仍採取了十分克制的態度。當時美國是中國最主要的對手,並在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和印度支那三個方向對中國形成「三管齊下」的戰略威脅。中國的戰略重點一直在東部,並不想在西部分散注意力。




解放軍平息西藏叛亂並追擊向印度逃竄的叛亂武裝時,開始接近「麥克馬洪線」。為了避免中印軍隊發生衝突,中共中央曾要求部隊不得越過也不要太靠近「麥線」。 當印度利用西藏問題在國內掀起反華浪潮後,毛澤東於同年5月間親自修改了以中國駐印大使的名義向印度外交部的書面談話,開誠布公地說明:「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鬥爭方向是在東方,而不在印度」。「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頁。)




當時中國領導人考慮到國家戰略重點在東方,對中印邊界問題準備以互諒互讓的方式解決,或以維持現狀的方式先行擱置。印度政府卻派軍隊在邊界線上向北推進,接應叛亂分子外逃並控制邊境的要點。8月25日印軍在麥克馬洪線北的朗久同中國邊防部隊發生了第一次武裝衝突,印軍1死1傷後撤逃。同年10月21日,一支印度巡邏隊又在新疆西部空喀山口侵入中國境內,並打死中方哨兵1名,中國巡邏隊被迫還擊,擊斃入侵印度武裝人員17名,俘虜印方7人。隨後,印度政府在國內加緊鼓動反華,並以中國為假設敵進行備戰。




為了避免邊界衝突,1959年11月毛澤東在聽取總參謀部的彙報時提出了在中印邊界建立隔離帶的設想。11月7日周恩來致函尼赫魯,希望兩國就邊界問題舉行談判,並建議雙方武裝部隊從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20公里。印度政府卻拒絕接受後撤建議,還以不能接受整個邊界未劃定的說法為借口,認為中印兩國之間「不可能舉行任何談判」。面對這一情況,毛澤東決定採取單方面的隔離措施,中國軍隊單方面不進入實際控制線本側20公里之內,使這兩國軍隊在邊界上脫離接觸達兩年多。




為解決邊界問題。1960年4月周恩來總理第四次訪問印度(尼赫魯任總理時只訪問過中國一次),在兩國總理的會談中提議以尊重邊界現狀為基礎,在東西兩段邊界上以互諒互讓的方式解決邊界問題。對此,尼赫魯卻表示:「邊界問題上不存在物物交換」。他將邊界東段已佔的9萬平方公里地區視為既得利益,對西段印軍從未進入過的3萬平方地區還繼續索要,對此中國政府當然不能同意。




尼赫魯拒絕和平解決邊界問題,重要原因是其內政外交的需要。印度挑起中印邊界武裝衝突後,美國改變了過去「重巴輕印」的態度。艾森豪威爾總統於1959年12月訪問印度,許諾增加援助。此前的12年間,美國對印度的經濟援助只有17億美元,可是1959年至1963年這4年間對印的經濟援助竟達40億美元,反華竟成為印度政府爭取外援的主要手段。1959年以後中蘇關係趨於惡化,蘇聯在印度反華後也增加對印的經濟援助並提供軍事援助。




1961年中國經濟困難進一步加重後,同年11月印度政府下令在中印邊境西段開始推行「前進政策」。由於當地中國邊防部隊於兩年前已在邊界本側20公里內已經停止了巡邏,印軍利用這一空隙深入該地建立據點。1962年春季中國軍隊發現這一情況後,在邊界西段恢復了巡邏並設立了一些哨所與印軍對峙。當時毛澤東指示:對印軍的入侵,決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17頁。)這一決定,還是準備以武裝對峙的方式阻止印軍入侵,儘可能不採取軍事打擊。西段的印軍卻繼續深入,在新疆加勒萬河谷等地竟繞到中國哨所後面建立據點。至9月間,印軍已在邊境西段中國境內建立了43個軍事據點,與中國哨所犬牙交錯。印度當局想利用這種以武力蠶食,強行改變邊界現狀,造成它佔領西段爭議地區的既成事實。




在中印邊界東段,印軍也於1962年6月4日進入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克節朗河地區並建立據點,表明印度對中國的領土要求已經越過了麥克馬洪線。在這種形勢下,中國領導人被迫考慮對印反擊的問題。6月間中央軍委命令西藏軍區,為配合邊境西段反入侵、反蠶食鬥爭,並阻止印軍越過麥克馬洪線向北入侵,要擬定作戰方案,並集結了一個師的兵力。進入8月間,印度國內對華開戰的叫囂更為強烈,中國方面決定在中印邊界東段恢復巡邏,並以步兵一個連於9月8日進入克節朗地區,在印軍據點對面建立哨所。當天,印度官方進行了戰爭動員,並將印軍精銳的步兵第7旅緊急調往克節朗地區,表明了其決心在邊界開戰。得知這一消息後,毛澤東經反覆考慮,歸納出尼赫魯挑起邊界衝突,除了想轉移國內矛盾、想爭取外援及在第三世界打擊中國威望等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尼赫魯認為中國不敢反擊,就此初步提出了準備反擊,並將主戰場選擇在東段。




9月20日夜間, 印軍在克節朗河向中國哨所偷襲摸哨,中國軍隊被迫進行有限還擊。中國政府為盡量爭取事態不擴大,於10月3日再一次照會印度政府,提議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當時尼赫魯政府判斷中國面臨內外困難,對印度的進犯行動只能提出抗議而不會進行反擊。印軍參謀局局長考爾曾向印度政府報告說:「我確信中國不會向我們的任何陣地發起進攻。」10月5日,印度國防部宣布在中印邊界東段成立新的作戰軍團——第4軍,次日印度政府最後拒絕了中國政府關於兩國討論邊界問題的建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才最後確定了採取自衛反擊的決心。10月8日中央軍委向駐四川的第54軍下達了動員命令,新疆軍區邊防部隊也改變原定下山過冬的計劃轉入臨戰準備。




印軍步兵第7旅完成在克節朗河地區的集結後,於10月10日以百餘人向中國軍隊發進試探性攻擊,當即被擊退。10月12日尼赫魯在啟程前往錫蘭(今斯里蘭卡)訪問前又宣布:他「向印度武裝部隊發出的指示是,要把中國入侵者從東北邊境特區的印度領土上清除掉」。這時毛澤東仍在進一步考慮反擊的時機,曾考慮讓印軍再深入一步,以此可以顯示中國更有理的地位,在軍事上也便於對深入之敵包圍聚殲。由於印軍已經開始了攻擊,加上大雪封山即將到來,10月中旬美蘇兩國在加勒比海出現了「導彈危機」,中國政府通過外交爭取也取得了第三世界許多國家的理解。經過綜合研究國際國內各種因素,10月17日中央軍委向西藏、新疆軍區下達了「殲滅入侵印軍的命令」。10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集會議,最後確定了對印軍實施自衛反擊作戰的決策。




歷史證明,中國方面採取對印反擊作戰,是在印軍破壞邊界現狀的情況下忍無可忍的被迫之舉,作戰的目的不是想改變邊界現狀,而是要教訓入侵者,贏得一個長久的安定局面。後來在反擊獲勝後即主動後撤,正是根據這一既定方針採取的行動。










實行反擊作戰並速打速撤,贏得長期的邊境安定










中印邊界的東、中、西三段均在青藏高原邊緣地帶,東段因自然條件略好能展開幾個建制師,西段屬高寒地帶一般只能以小分隊行動,中段的喜馬拉雅山口在秋末和冬季因大雪封山不能通行而無法作戰。因此,人民解放軍西藏、新疆軍區部隊分別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對入侵印軍進行了自衛反擊作戰。






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作戰的最大困難,在於只能以稱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為後方,兩國間又橫著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崙山,戰場自然條件之惡劣為世界少見。以兩軍的供應情況對比,印方的處境要有利得多,其作戰前沿距印度北部鐵路網終端不過一百至幾百公里,距中國當時的鐵路終端卻有兩三千公里,有光榮戰鬥傳統且數量眾多的人民解放軍就此遇到了一個有勁也難用得上的「瓶頸」。




在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期間,解放軍以當時後勤供應能保障的最大限度,投入了藏字419部隊(後恢復第52師番號)和第11、第55、第130師(屬第54軍建制),以及西藏、新疆軍區的邊防分隊,共殲滅、擊潰了印軍六個旅。參戰的印軍三個師,其最精銳的第4師被殲大部,另兩個師也遭重創,中國軍隊以較小代價打出了國威軍力。




中印雙方參戰部隊總數都在3萬多人(不包括後勤支援人員),由於中國軍隊在重點攻擊地段集中了兵力,因而形成了局部優勢。當時兩國軍隊的裝備對比各有長短,印軍輕重武器多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軍裝備,還有部分美國、加拿大武器。中國軍隊的步兵武器為50年代進口的蘇式裝備或國內對其仿製品,較印軍要先進一代。印軍在前沿雖有直升機、運輸機和進口的山地汽車保障,東西兩段又有少量坦克配合,卻因工程保障能力差,雖距後方基地較近而難以將重裝備運到前沿。解放軍的工兵、步兵卻能發揚修築康藏線的光榮傳統,以爆破和突擊施工將急造軍路修到前沿,保證了汽車牽引的榴彈炮和運輸車輛能夠進入作戰第一線。




初戰克節朗河時,解放軍藏字419部隊集中十幾門120毫米重迫擊炮和幾十門輕便的無後坐力炮、82毫米迫擊炮掩護步兵成功實施了正面突破。當面印軍第7旅因公路未修通,只有空投下4門英制75毫米山炮(其中2門還因損壞不能使用),4門106毫米迫擊炮和隊屬的81毫米和51毫米的迫擊炮實施火力支援,每門炮只有二十至三十發炮彈,在中國軍隊火力準備開始時就遭壓制。攻擊西山口前,解放軍的三個炮兵團通過突擊打通的簡易公路進抵前沿,用122毫米榴彈炮的火力壓制了印軍的24門88毫米榴彈炮,形成了戰場的火力優勢,有力掩護了步兵攻擊。




中印邊界作戰期間,印軍有作戰飛機800架,主力為英國堪培拉式戰鬥機,同中國空軍的主力機種米格-17性能基本相等。中國軍機總數雖多,在西藏可用的機場卻很少,印度卻有靠近邊境的完善機場群。印軍自認為空軍能在戰區形成優勢,其政府卻考慮到其首都等大城市在中國轟炸機飛行半徑之內,擔心遭受報復性空襲而未敢實施空中攻擊。中國方面為避免擴大衝突,本著「你不用我也不用」的原則,未出動空軍支援地面部隊。在雙方互不空襲的情況下,中國軍隊後方的漫長運輸線不受威脅,更能充分發揮步兵武器的優勢。




10月20日,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開始反擊。在克節朗河附近,西藏軍區集中了4個步兵團、1個炮兵團共1萬餘人的兵力;當面印軍第7旅約3000餘人,其後方第4師師部及下屬部隊還有4000餘人。解放軍首戰集中兵力殲擊印軍第7旅,兵力、火力均形成絕對優勢。對印軍第7旅的正面攻擊開始後,印軍在既設陣地組織了比較頑強的抵抗,解放軍攻擊部隊以啃骨頭的方式逐堡爭奪,終於消滅了印軍的多數地堡。當天中午,解放軍迂迴部隊到達印軍後方並向其第7旅旅部發起突襲,印軍全旅失去指揮,分散竄逃。由於當地為深山狹谷地帶,難以形成綿密包圍,有部分印軍零星脫逃。




中國軍隊一天內便將印軍最精銳的1個旅基本消滅,使印度國內大受震動,第二線印軍驚恐萬分地向縱深逃竄。中國軍隊越過麥克馬洪線,於10月25日佔領達旺後便停止前進。




10月20日,新疆軍區部隊在中印邊界西段也開始了反擊。因當地印軍系分散守點,解放軍主要採取集中兵力各個拔點。西段印軍在中國軍隊攻擊震撼下,多數逃向其境內,被殲僅300餘人,不過其在邊界西段的多數據點被掃除。




第一階段反擊戰結束後,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中提出停止衝突,重開談判的建議。尼赫魯政府認為自己還有力量繼續較量,又拒絕中國的建議,並在邊界集中了3個師近3萬人的兵力準備再戰。中國領導人就此決定再採取第二階段的反擊,並向中印邊界東段增派了3個師的預備隊。至11月中旬,中國方面在西山口主方向集中了近3個師,在瓦弄方向集中了1個師近萬人的兵力。這時當面印軍不足2個師,且驚恐不安。西藏軍區根據前一段作戰經驗,制定了分多路向印軍側後穿插迂迴的計劃,最後確定了「打頭、切尾、斬腰、剖腹」的方案。爭取將印軍第4師分割成數段加以殲滅。




11月10日,西藏軍區向西山口方向迂迴的第11師的兩個團全部輕裝,自攜糧食彈藥,由千餘名藏族民工支援,沿小路向印軍深遠後方進行距離達160公里的大迂迴,其他迂迴部隊也分頭出發。11月14日,印軍為慶祝尼赫魯的生日,首先向瓦弄方向的中國軍隊發起小規模攻擊,解放軍第130師打退印軍攻擊後,於16日向印軍發起大規模反擊。因地形所限,戰鬥基本沿察隅河谷形成一線平推。中國軍隊於一天內即將印軍第11旅擊潰,隨後轉入追擊和搜剿,當面印軍雖有半數逃脫,卻已全部潰散。




11月17日,中國迂迴部隊從小路到達印軍第4師縱深地帶時,印軍第4師主力發現後方的公路已被切斷,戰役布勢陷入紊亂。次日解放軍第55師在西山口正面發起強攻,山南分區部隊經迂迴從中央切斷了西山口與邦迪拉的聯繫。被切斷在邦迪拉以北的印軍失去統一指揮,丟棄了全部車輛和重裝備各自分散向深山中奔逃,中國軍隊隨即轉入搜剿。印軍精銳第4師一部被殲,所餘人員大都通過不丹境內竄回後方。




11月18日至20日,新疆軍區部隊也以1個多團的兵力掃除了西段殘存的6個印軍據點。至此,印軍在中印邊界西段越境設置的據點全部被掃除。




印度在邊境作戰中出現出乎意料的慘敗,國內輿論出現了一片驚慌,國際輿論大都認為中國軍隊會乘勝深入印境。1962年11月21日,中國政府突然宣布停火,並下令將部隊撤回到1959年11月實際控制線本側20公里之內。這一行動,表明了中國和平解決中印邊界的誠意,贏得世界輿論的稱讚。




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的反擊戰中,中國參戰部隊總計不足4個師,戰鬥中傷亡2400餘人,擊斃印軍4900餘人,俘虜印軍3900餘人。印軍參戰的3萬部隊中,近萬人被擊斃、俘虜和擊傷,其餘多數潰散。中國軍隊戰鬥傷亡共2400餘人,沒有人被俘。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是一場規模、時間都很有限的邊界作戰,在懲罰性打擊的目的達到後便主動停火後撤。這場反擊戰的政治意義大于軍事意義,作戰行動緊密地服務於外交鬥爭的需要。毛澤東稱中印邊界反擊戰是一場「軍事政治仗,或叫政治軍事仗」。根據我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解決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的一貫立場,中央一直堅持中印邊界問題應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上通過談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反對訴諸武力,只是因印度政府企圖以武力改變邊界現狀才不得不以軍事打擊予以教訓。中國在獲得勝利後主動撤軍,也正表明了以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而反對以武力改變邊界現狀的一貫立場。




長期以來,國內有許多人對當年的撤軍不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不了解那時的國內外形勢以及戰區的地理和後勤供應的難度,確屬「不當家不知財米貴」。在中印邊界中國一側,地形以高山和叢林為主,地勢險峻,氣候惡劣,交通不便,一年中有半年時間為冰封期,夏季又有泥石流等災害,這些困難和條件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克服和改造。部隊在西藏戰區作戰,又難以就此補給,後方靠兩條長達數千里的砂土路面的高原公路保障供應,一輛運油車駛到前線往往自己就要消耗近半車油,想保障大軍長時間對一個大國作戰是不可能的。




從軍事上講,青藏高原是中國的西南屏障,從地理上看又成為解放軍後勤保障體系的極大障礙。在中印邊界地區,運輸問題是中國軍隊後勤體系幾乎無法克服的「瓶頸」。印度的總體軍事實力上雖然不如中國,在邊境地帶的運輸條件上卻比中國有利得多。中印邊境印度一側地勢開始漸趨平緩,背後是南亞平原,有條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網和鐵路網。一旦戰爭變成長久對峙,雙方在運輸條件方面的差距就會產生越來越大的作用。何況印度是一個有幾億人口的大國,還有美國等大國支持,在邊界作戰中只損失了一個師的兵力,完全有能力在較快時間內進行反撲。因此,在邊境地區速打速撤,獲得勝利後凱旋而歸,我國不僅能很好地顯示和平誠意,被一些外國輿論稱為「瀟洒之極」,在軍事上也能居於主動而避免陷入被動。




毛澤東曾估計,中印邊界上打了一仗,可以爭取十年的邊境安定(《新中國外交風雲》,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頁。)中印邊界自衛反擊作戰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其最大的意義正在於贏得了中國西南邊界上長期的基本穩定。正如《人民日報》1963年11月2日編輯部文章《蘇共領導聯印反華的真象》中所評述的,經過中國的反擊,印度當局「懂事了一些,中印邊境局勢才基本上緩和下來。」










邊界形勢逐漸趨於穩定,談判解決爭端仍存在很大困難










1962年解放軍在中印邊界進行的自衛反擊戰,顯示了中國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印度當局經過這次教訓,其對外戰略從此也有了根本變化,由向北實行「前進政策」改為「北守西攻」,即對華取守勢,對巴基斯坦採取攻勢。自1963年開始,巴基斯坦同中國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在1965年對印戰爭之後又主要從中國獲得軍事援助,南亞的戰略格局也有了重大變化。






1963年以後,由於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後撤,再度實行了脫離接觸的隔離政策,兩國軍隊直接接觸的地段只限於中國和錫金邊界。當時印軍在錫金保持著2至3個旅的兵力,中錫邊界上的印軍一再向中國軍隊挑釁。1965年9月以前,在錫金同中國西藏邊界上的乃堆拉山口等地,印軍還佔據了幾個騎線制高點,所修築的陣地有些延伸到中國一側,對此中國方面一再提出抗議,印軍卻不肯撤回,並依託這些陣地經常向中國方向鳴槍或派出小分隊騷擾。中國邊防部隊在不越過邊界、不前推陣地的原則下了有限的回擊。當時,印度政府將這些極為有限的接火大肆渲染,繼續向美蘇兩國要求援助,中印之間的緊張局勢實際上已成為其爭取外援的一種手段,邊境局勢基本上還是穩定的。




1967年夏季,中國國內各地出現了大規模的武鬥和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武器的情況。在這種形勢下,印度軍方為對中國進行戰略偵察,出動了2個旅的兵力(山地步兵第112旅和炮兵第17旅),於同年9月11日至14日在中錫邊界的乃堆拉山口向中國方面發起攻擊。駐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部隊在內外受到嚴重壓力,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守陣地,對印軍的進攻給予了堅決的回擊。印軍的攻擊被粉碎後,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和以往的慣例,中國邊防部隊又通知印軍派人前來中國境內,取回了遺棄的武器和幾十具屍體。此後,印軍未再向中國陣地發起攻擊。




1968年,印度表示了同中國改善關係的願望,此後中印雙方軍隊在中錫邊界(錫金當時還是印度的保護國,1975年被印度將其并吞為自己的一個「邦」)的武裝衝突也隨之停止。1976年中印兩國恢復互派大使,隨後兩國的直接貿易和人員往來也逐步恢復。




1979年2月,印度外長瓦傑帕依訪問了中國,鄧小平在接見他時指出:「中印兩國應該求同存異,世界問題可以通過友好協商,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地一攬解決」。針對中印邊界爭端,鄧小平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當年確定的方針提出了「一攬子解決方案」,向瓦傑帕依提出:中國在東段讓,印度在西段讓。鄧小平同時還表示說,話又說回來了,如果我們這一代人達不成協議,讓下一代人解決。




鄧小平對中印邊界問題的這一表態,集中體現了新中國幾代領導人對解決這一複雜歷史問題的遠見。考慮到當地的特殊情況,以及中國的戰略全局和國家建設的長遠需要,中國希望能以互諒互讓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如果短時間內解決不了,也可以採取維持現狀、拖下去的方針。中印之間維持一個長期的和平局面,有利於國家的安寧和建設,符合中國人民長遠的根本利益。




進入80年代後,印度的對外政策開始有了轉變,也在尋求改善對華關係。1981年,中國外長黃華應邀訪問了印度,並就解決邊界問題交換了意見。此後,印度政府改變了過去對邊界問題不容談判的頑固態度,不再堅持自己索要的領土都是「無可爭議的印度領土」的立場,承認中印兩國有爭議地區,可以用「互諒互讓」方式解決,並同中國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邊界談判。不過印度在談判中的基本立場是,東段爭議區因屬其既得利益而不願討論,只想同中國在西段討論「互諒互讓」,這實質上是要中國單方面再做些讓步。這一要求,顯然不能為中方所接受。中印兩國官員雖然不斷進行商談,卻一直未能在邊界問題取得突破性進展。不過雙方進行邊界談判的本身,就是對穩定邊界局勢和改善兩國起到了有益作用。




印度在改善對華關係後,仍長期採取兩面政策,在軍事戰略上把巴基斯坦視為直接對手,將中國當作潛在對手。印軍在中印邊界長期保持9個山地師,形成對當面中國軍隊較大的數量優勢,以構成所謂「優勢防禦」,印度一些反華勢力也一再掀起對中國挑釁的浪潮。1987年,印度政府宣布在非法的「麥線」以南爭議地區上建立所謂「阿魯納恰爾邦」,引發了雙方的緊張關係。當中方多次嚴正聲明並要求印撤回所有越線設點的軍事人員之後,1988年12月印度總理拉·甘地應邀訪華,雙方表示在尋求都能接受的解決邊界問題辦法的同時,積極發展其他方面的關係。此後,中印雙方在邊界上都採取了一些緩和措施,避免了出現衝突。




1991年12月,李鵬總理訪印,兩國簽署了一系列條約、協議。1993年9月,印度的拉奧總理訪華,兩國政府又簽署了包括《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1996年11月底,江澤民主席訪印,這是中印建交以來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印。訪問期間,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在中印邊境實控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這是中印在建立相互信任方面採取的重要舉措。




1998年5月,印度連續進行了核試驗,並以「中國威脅」為借口對中國進行無端指責,中印關係出現了嚴重倒退。中國方面對印度的污衊和攻擊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迫使印方有所收斂並通過各種渠道尋求修復兩國關係。2000年5月28日至6月3日,印度總統科切里爾?納拉亞南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就一系列國際問題達成了共識。




進入21世紀後,中印兩國領導人繼續頻繁互訪,如印度總理在2008年便兩次來華訪問,雙方貿易也有了大幅增長。2003年11月,負責中印邊界東段防務的印度第四軍軍長馬亨德拉·辛格並率代表團訪問了拉薩,這也是中國首次允許印度軍方代表團訪問西藏,表明雙方的信任增強。2007年和2008年,中印兩國軍隊還在雙方領土上進行了聯合軍事演習,顯示了兩軍發展友好關係的願望。




近些年來,中印兩國關係雖然有了改善和發展,雙方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尚難完全解決,印度一些人在戰略上仍把中國視為主要潛在對手,在北部邊境地區一直部署重兵。為確保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受侵犯,為維護中印邊界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中國也不得不長期進行軍事上的一些必要準備。對印度國內一些勢力仍抱有的地區擴張主義念頭,中方也一直認真對待。




印度國內始終存在一些勢力在煽動反華浪潮,有著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礎。從1947年獨立開始,印度的一些政治家出於充當「亞洲中心」的夢想,便以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獨立之初的印度雖然同樣是個窮國,在經濟水平方面還略高於中國。以1950年的統計數據而論,印度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25億美元,高於中國的100億美元,而在鋼產量、發電量等主要工業指標上要高於中國近一倍。到了50年代後期,中國的主要經濟指標就已經高於印度。中國實行改革開放30年來,對印度的經濟優勢更是日益拉大。以去年的經濟統計數據看,中國的國民產值已達4.3萬億美元,而印度的國民產值只有1.1萬億美元,中國的鋼產量是印度的十幾倍,發電量是印度的四倍半,中國的軍費開支也是印度的兩倍半。近年來印度一些勢力故意炒作所謂「中國威脅」,主要出於兩方面的需要:一是向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索要援助,二是向國會索要更多的軍費以增強軍事實力。




當然,目前印度多數軍政要人的內心非常清楚,如果再向中國採取軍事挑釁只會給自己帶來災難。今年8月11日,《印度斯坦時報》刊登了印度海軍參謀長蘇里什.梅赫塔在當天發表的演講,其中承認本國「在經濟和國防等多個方面都比不上中國,也沒有辦法彌補這種差距」,一旦中印開戰印度「註定失敗」。印度多家媒體馬上評價說,這是迄今為止一名軍官最坦白的承認。正是出於這種原因,印度政府在對華關係上還是會長期奉行兩面政策,在強調發展中印關係的同時,仍會以中國為潛在對手並採取一些增強邊境軍事實力的措施。




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目前綜合實力已經有了很大的增強,西南方向的國防建設也隨著國家財力投入增加有了很大加強。不過,我國追求的目標的是和平崛起,一向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周邊環境以利建設,從來不打算訴諸武力來改變邊界現狀。國內在教育廣大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看待對外關係問題時,既要提倡愛國主義,也要反對非理性的狹隘民族主義。國家實力是處理對外問題的基本保證。今後中國的綜合國力越增強,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便會具備更有利的地位,「發展是硬道理」這個基本原理應該為人們所始終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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