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黃興強行定都南京，誘發兵變

媒體根本不相信袁的表態。他們猜測最終的安排是袁世凱來一趟南京，「即須北旋」，既遵守了臨時參議院的決議，又能維持北方的安全，而臨時政府將設在袁世凱最熟悉的城市天津，這樣也能避免「與滿室共處一城」的指責。

1912年4月2日，上海聖約翰大學舉行了一場辯論大會，辯題是《國都所在問題》。一方是「正館初級」，主要定都南京，一方是「備館四班」，主張北京。每方三人，由學生監督卜先生與教授金聿修任評委。

辛亥革命後從清華學堂插班而來的吳宓觀看了這場辯論賽。結果讓他頗失望：「竟以初級為勝，蓋不重實際之理由，而重演講之態度也。」一個「竟」字，表明了吳宓的立場。雖然其父與革命元老於右任交好，吳宓也頗為同情南方政府，但顯然他覺得北京更適合作為新生的中華民國之首都。

事實上，孫中山、黃興力主的定都南京，首先碰到的反對者便來自同盟會本身，提出「臨時政府設北京」的參議員李肇甫，就是同盟會員。比他更有影響的宋教仁，也一度堅持政府設北京，據說還為此挨了馬君武一個大嘴巴子。

李肇甫

孫中山黃興的用意，無非是「以袁氏難制，欲令遷都江寧以困之」（章太炎），而章太炎自己也反對建都南京，他認為建都南京有「五害」：軍事戰略上不能控制北方，北方文化將益形衰落，政治上有土崩瓦解之憂，難以震懾擁清復辟勢力，外國使館拆遷困難。在章太炎看來，南京從來不是建都的好地方，在這裡呆著的盡些短命王朝，所以他對聯里說「此地虎踞龍蟠，古人之虛言」。

兩派相持不下，又有人在報上提出了「武昌方案」，他們說「南北兩京均局於一偏，而鄂乃為天下中心，由京漢以控制朔北，由粵漢以駕馭兩粵，西接巴蜀，東連沿江，各省輪軌交通，水陸利便，而漢口商業之繁盛尤甲全國，恢恢帝都，無逾於此」，更何況武昌乃「首義之地」，黎元洪沒當上大總統就算了，首都可以爭上一爭。

有意思的是，商界無論南北，都主張「臨時政府宜北不宜南」，他們甚至通電說，如果不能定都北京，他們就要來南京「哀請於大總統之前」。同時，各國公使也力挺北京，指責「今南政府不待各國承認，率以一二人之私見，遽議遷都」。

但南方也很強橫，如「粵東軍界電」稱「近聞參議院多數議員猶復主張仍都北京……第一鎮動員已畢，尤願決死一戰，非參議院解散，無以服天下而伸公憤！」梅馨（此人曾擅殺湖南都督焦達峰）、趙恆惕、覃振以湘桂聯軍八千人的名義，表示「若猶眷戀於專制巢穴……則某等誓必提兵北上，拼一死戰，不血洗二百餘年之穢污地，不為黃漢子孫。」

當臨時參議院（在孫中山黃興威逼下）通過臨時政府設在南京的決議，袁世凱一改之前的推拒姿態，多次表示「極願南下」，並為北上迎袁專使團準備了高規格的待遇。

袁世凱

媒體根本不相信袁的表態。他們猜測最終的安排是袁世凱來一趟南京，「即須北旋」，既遵守了臨時參議院的決議，又能維持北方的安全，而臨時政府將設在袁世凱最熟悉的城市天津，這樣也能避免「與滿室共處一城」的指責。

誰也沒有想到，這場爭論會以2月29日北京「兵變」這種最極端的方式來結束。

史料顯示，袁世凱可能唆使了這場曹錕第三鎮士兵的變亂。然而，兵變的起因，孫、黃的悍然不顧公意，強行定都南京，也是事變的誘因。北京兵變發生後，輿論並沒有指責袁世凱控制不力，反而一邊倒地支持袁世凱在北京就職。

在沒有能力控制局勢的情形下，強行推行自我意志，就會演變出意想不到的壞結果。首都問題是這樣，總統制內閣制的改變也是如此。這一役，南京臨時政府丟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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