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論蔡元培：君子的人格與氣象極大地震撼了他

儒學 07-31

馮友蘭與蔡元培曾是師生關係，但時間並不長，只有一年半而已。

1917年初，蔡元培到北京大學任校長時，馮友蘭已是北大哲學門二年級下學期的學生。1918年暑假，馮友蘭畢業離開了母校。當時，北大本科的學制是三年。他們師生之間的往來屈指可數，僅僅二三次而已。

但是，蔡元培的君子的人格與氣象，極大地震撼了馮友蘭。他多次撰文予以高度評價，敬仰之情溢於言表。

馮友蘭認為一個人的「氣象」，在過去，又可稱之為「氣概」、「風度」、「氣度」。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人格」、「人格美」。

所謂「人格」，一般人解讀為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徵的總和或者指個人的道德品質。而馮友蘭還用「價值」詮釋了「人格」。他說：「一個人，於其在客觀方面底成就之外，其一舉一動，聲容笑貌，亦可以表現一種價值。此種表現是其人格的表現。」

至於「氣象」，馮友蘭說：「道學家認為，人的精神世界是內心的事，但也必然表現於外，使接觸到的人感覺到一種氣氛。這種氣氛，道學家稱之為氣象……氣象是人的精神境界所表現於外的，是別人所感覺的。」

「人格」與「氣象」之間的關係，馮友蘭明確為「氣象」取決於「人格」。誠於中，形於外。

馮友蘭認為：「大致說：偉大的人格，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如舊日所謂君子，一種是如舊日所謂名士、英雄、豪傑。」他說，「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君子與名士英雄兩種人物。」並且，他進一步認為：「這兩種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氣象亦不同。」

在馮友蘭看來，《論語》記述了孔子的氣象，孔子的氣象是君子氣象的典型代表；《世說新語》，記述了魏晉時代人的氣象，大多是名士英雄的氣象。

馮友蘭還提醒人們，要區分真假君子和真假名士英雄，不應將二者混為一談。假君子是「鄉愿」，假名士是「無行文人」,假英雄是「流氓無賴」。

馮友蘭認為孔子的「君子氣象」的內涵是：「溫、良、恭、儉、讓。」馮友蘭詳細引證了朱熹及其私淑弟子真德秀的注釋：「朱子注說：『溫，和厚也。』真德秀說：『只和之一字，不足以盡溫之義。只厚之一字，不足以盡溫之義。溫之義，必兼二字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注說：『易直也。』又說：『易有坦易之義。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奸詐險陂底心，所謂開囗見心是也。』『恭』，朱子說：『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真德秀說：『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己及人。』」

馮友蘭將蔡元培的氣象，視之為君子的氣象。

他說：「說到君子這個名詞，蔡先生可以當之而無愧」。

又明確說：「凡曾與蔡先生接觸過底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氣象，確可以此五個字形容之。」

馮友蘭具體論述了蔡元培的君子氣象：

第一，有些人以為君子的行為多是虛偽造作，無真性情。馮友蘭認為，這「以為」是錯誤的。因為，孔子最注重「直」，最厭惡「巧言令色」。但是，君子的率真，要「發乎情，止乎禮」。

馮友蘭說，據蔣夢麟說，有一次北大學生向蔡元培要求免收講義費，爭辯過久，蔡元培怒極，舉拳向一位說話最多的學生說：「來，我同你決鬥。」馮友蘭說，用近來有些人提倡的行為標準說，這可以說是「敢怒」。接著，他又說，只說敢喜、敢怒、敢恨，這話就有不妥之處。這話的正當說法是：應該喜就敢喜，應該怒就敢怒，應該恨就敢恨。可見，在馮友蘭的心目中，蔡元培的「敢怒」，決不是虛偽造作，而是直的真性情；不但「發乎情」，而且又「止乎禮」。所以，他說蔡元培的「敢怒」，其實就是「應該怒就敢怒」。

第二，有些人以為，所謂君子，大概都是遇事毫無主張，隨人轉移。馮友蘭認為，這「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遇事敷衍，八面圓融的人，是鄉愿，不是君子。君子不是遇事沒有主張，但其主張是經過「再思」然後決定的。不像名士英雄之多憑直覺。「再思」，屬於理性；「直覺」，屬於感性，二者是不同的。

馮友蘭說，蔡元培平日溫、良、恭、儉、讓，似乎是如一個普通好好先生，但遇到重要底事，他的主張，是非常堅決底。他的主張定了以後，無論什麼人不能使他改變。此所謂「難枉以非其道」。這句話源於《孟子·萬章上》：「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對於君子，可以用合乎人之常情的方法去欺騙他，但卻不能用不合道理的詐騙術去蒙蔽他。

據田炯錦（1923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說，有一次蔡元培出國訪問期間，北大教職員因向政府索發欠薪而罷教。政府補發後，即停止罷教並複課。但蔡元培回國後，大不以為然。曾召集北大教職員痛切地說：學校教育青年，教職員應為學生模範，豈可因索薪罷教，貽誤後生？因此，他堅決要求把罷教期間未為學生上課而領得的薪水，交出歸公。並斷言，如認為政府太壞，不能合作，盡可自動辭職，另謀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驚覺反省。豈可既不辭職，又不盡教學責任，貽誤青年？於是，教職員接受了蔡元培的提示。「以此可見蔡先生作人處事之嚴正，從此再未發生教職員罷教情事。」

第三，有些人以為，所謂君子，必是規規於塵網繩墨之中，（規規，驚視自失貌。塵網，猶塵世。繩墨，比喻規距法度。這意思是說，君子一定會驚訝自己已陷於塵世的禮法束縛之中——引者注）必不能如名士之超然物外，瀟洒不群。馮友蘭認為，這「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名士雖然超然物外，但也放棄了社會的責任，而君子則既能為社會盡應盡之責任，又能超然於物外。這由於君子做事，是因其當為而為之，並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貴而為之。他雖可以在功名富貴場中，但功名富貴並不在他的心裡。正如孔子所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朱熹註：「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引者注）

馮友蘭指出，蔡元培在民初即做部長，後來官做到院長。無論做多大的官，他總有「有天下而不與」的意思。他既在官位上，又能超越於官位之外。沈尹默說：「蔡先生是舊中國一個道地的知識分子，對政治不感興趣，無權位欲。」蔡元培在為官生涯中常常「難進易退」，並根據以上分析，得出結論明確說：「蔡先生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