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後養豬、不倒時差也能梅開二度，他就是歐洲足壇哥倫布！服！

約翰·克魯伊夫在足壇的深遠影響力毋庸贅言。他在荷蘭和西班牙的都得到了應有的讚賞，他在1970年代的全攻全守足球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在球場上無可比擬的輝煌都是無與倫比的。對於荷蘭足壇和歐洲足壇而言，他的貢獻已經遠遠超過了一個世界級球員。

但在1979年，他開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儘管他的名氣和關注度不如以往，但克魯伊夫在美國的時光還是有所斬獲的。很多人都誤解了他的決定，許多荷蘭媒體都認為他只是受到了金錢的誘惑，又或者這只是一個宣傳噱頭。然而，這與事實相去甚遠。

很少有人對克魯伊夫在美國的冒險有足夠的了解。當年的美國足球尚在業餘水平，美國對足球還沒有足夠的重視，也沒有被足球世界的上層精英們所接受。這其中包括荷蘭的一些人，他們對克魯伊夫這個目的不明的決定嗤之以鼻，並似乎打算忘記了他的存在。也許他們也忘記了他對上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荷蘭足球的影響。

在美國，克魯伊夫試圖表現出同樣的創造力。他希望將比賽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他可不滿足於僅僅當一個球員。然而他在洛杉磯的現實情況卻事與願違。儘管他效力於洛杉磯阿茲台克，但結果卻未如理想。

在1978年，克魯伊夫在巴塞羅那效力的最後一個賽季後曾打算退役，而他也確實短暫地退役了。他與加泰羅尼亞的鄰居瓦西列維奇合作成立了一家合資企業，然而合作很快就破裂了，瓦西列維奇將克魯伊夫的財產花在了糟糕的房地產投資上，那是一個眾所周知的養豬場。克魯伊夫後來說道:「有時候，直到有人指出你在自欺欺人，你才會意識到自己有多愚蠢。那麼你必須承認你的錯誤。我對豬一點都不感興趣。」

克魯伊夫對豬不感興趣，但足球依然是他生活的重心。他很快就重回足壇，來到了一個仍在足球世界中尋找出路的國家，在一段全新的冒險中展示了自己，在一種新文化上留下了獨特印記。

一開始克魯伊夫似乎要追隨貝利和貝肯鮑爾的腳步加盟紐約宇宙，他在一場表演賽中為這支雄心勃勃的俱樂部賺取了不菲的收入。但後來他透露說，「在一個墊子上踢足球是不可能的」，他指的是巨人體育場的人工球場。因此，他投奔西海岸，為他的朋友和導師米歇爾斯以及洛杉磯阿茲台克效力，這似乎是一個理想的目的地。

阿茲台克對克魯伊夫求賢若渴，為了讓他能儘快在北美足球聯賽（NASL）中上演首秀，他們在一天之內就完成了他的合同。簽約後不到五個小時，荷蘭人就從西班牙飛往美國，這是一趟12個小時的旅程，他打算在當晚就為阿茲台克出場。他落地四個小時後就上演了他的首秀。

克魯伊夫累壞了……才怪。他在開場7分鐘就梅開二度，向現場的觀眾隆重地進行了自我介紹，隨後他又送出一次助攻。他下場時，全場起立為他鼓掌。在1979賽季，他為阿茲台克打入16球並送上14次助攻，率隊闖進分區半決賽，並榮膺聯賽MVP

通常情況下，克魯伊夫並不滿足於只有榮譽和讚賞，他會為俱樂部帶來持久的影響。他經常進行演講，向阿茲台克宣傳他的足球理念，試圖傳播他對比賽的洞察和認識。1979年，阿茲特克的老闆艾倫·羅滕伯格說:「約翰擁有最優秀的員工的一切特質。他願意不求回報地準備幾個小時，然後在電視上講十分鐘足球。」

克魯伊夫對此很是很高興，因為他可以遠離喧囂和媒體的關注，以及他早期職業生涯的壓力。「美國真的是一張白紙，」他在自傳《我的轉身》中寫道：「所有黑子都遠在歐洲，而我在一個嶄新的世界裡如魚得水。」

然而，墨西哥投資方傳播集團的收購讓克魯伊夫在洛杉磯的時光戛然而止。該公司想要打造一支主要圍繞墨西哥球員建立的球隊，而克魯伊夫的50萬美元薪水則讓他們更加不願意留下他。在阿茲特克取得了相當成功的一個賽季之後，他又來到了華盛頓外交家隊，來到了首都城市和政治陰謀的中心。

即使後來克魯伊夫將他在首都的時光形容為「美妙的兩年」，但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克魯伊夫在1980年以一百萬美元的身價來到球隊，他並沒有遇到像米歇爾斯一樣的教練，但卻遇到了英國人戈登·布拉德利。從西岸來到東岸，兩地文化也有所差異，所以足球風格也有所不同。正如《華盛頓郵報》所言，布拉德利的打法是建立在「肌肉、衝撞和長傳」的基礎上。

克魯伊夫在那時的位置回撤得更深，也更靠近中路，嘗試去指揮球隊和發動進攻。但他的技術優勢卻無從施展。「他就像一個偉大的音樂家，有著完美的樂感，但卻被迫在一個管弦樂隊演奏，而周圍的每個人都在走音」，外交家球隊主席斯蒂夫·丹桑斯基說道：「這使他完全瘋了。」

由於對隊友缺乏位置感而感到沮喪，他決定停止憤怒，選擇單幹。「請你們跑位啊，」他叫喊道：「這是不可能（傳給你）的。」

對於克魯伊夫而言，他在場上無所不能，即使是在他陷入進球荒而遭到外交家球迷的批評的時候。在1980年6月，他們在NASL中墊底，而克魯伊夫還沒有過破門。即便如此，他還是堅持認為他並不關注球迷對他的期望。

「當我來到這裡的時候，我認為我的工作就是去組織球隊，」他說道：「當然了，我還可以進球的。我對此毫不擔心，這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忘記所謂的組織，我要大幹一場。我要為觀眾而戰，我們將會走上勝利的軌道，但不會有冠軍。如果你想贏得獎盃，那你就要有良好的組織。」他所言不虛。在發出這份沮喪的聲明後，他的狀態十分出色，賽季結束時打入10個進球並取得20次助攻。克魯伊夫讓球隊脫胎換骨，但外交家還是在季後賽中被米歇爾斯的阿茲台克淘汰了。

克魯伊夫在美國受益匪淺；當時許多懷疑論者聲稱，克魯伊夫僅僅是出於絕望才去美國，無論是從經濟還是競技的角度來講都是如此，他對運動同樣充滿熱愛。他喜歡體育運動作為一種娛樂形式而存在，而不只是殘酷無情的一決高下。「勝利不是一切，」他在《我的轉身》中寫道：「我一直對此深信不疑。而更重要的是你的行動。」

與歐洲足球優勝劣汰的殘酷本質相比，克魯伊夫更享受北美足球聯盟的自由。他喜歡俱樂部照顧球員的方式。他喜歡這個國家樂於成長為一個足球國家的好學精神，他喜歡運動，尤其是足球，在教育體系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認為，一個能自嘲自己很傻很天真的國家，有很多值得其他地方學習的東西。

儘管克魯伊夫對這個國家讚賞不已，但足球在美國仍然處於發展初期。畢竟，克魯伊夫在一個電視節目中，他「不得不向觀眾解釋球場的大小，球場是綠色的，邊線是用來幹什麼的。」他幾乎是一名足球老師，很快就受到越來越多的熱情歡迎。

而正是在華盛頓，克魯伊夫第一次嘗到了辦慈善的滋味。外交家在他的合同中要求他在每一場客場比賽中，都要為殘疾兒童上一堂訓練課。當孩子們沒有任何進步的跡象時，克魯伊夫開始會對此耿耿於懷，認為這是白費功夫。但他很快就意識到贈人玫瑰，手有餘香，他在給弱勢兒童帶來快樂的過程中，只要參與其中並幫助他們取得一點微小的進步，自己也能感到快樂。

後來克魯伊夫成立了約翰·克魯伊夫基金會，一系列「克魯伊夫球場」在世界各地投入使用，這些小型球場為殘疾兒童踢足球提供了空間。到2016年，已經有超過200個這樣的球場在使用中。

在效力外交家的第一個賽季後，克魯伊夫堅持認為，如果俱樂部想要更加成功，就需要做出改變。他說道:「我向外交家隊提出的要求都是關於內部組織、訓練和陣容結構。因為如果我們老調重彈，那麼我們將會重蹈去年的覆轍。我們可以進入季後賽，但將會早早出局。」

但是他們不需要克魯伊夫提出這樣的要求。儘管克魯伊夫還有兩年的合約，但外交家的老闆索尼·維伯林已經不想玩了，於是俱樂部就倒閉了。1981年底特律速遞隊搬遷到華盛頓而成為新的外交家隊，而克魯伊夫在1981賽季的末段曾短暫回歸。俱樂部因為球迷的流失而損失慘重，只能絕望地期待克魯伊夫成為俱樂部的救世主。

克魯伊夫臨危受命。他並沒能挽救外交家，這傢俱樂部在1981賽季後就不復存在，但他確實給俱樂部和球迷留下了一個經典時刻，這是他的美國生涯的永恆經典。在對陣多倫多暴雪的第20分鐘，他在中線附近接球，利用一個轉身和凌厲的加速甩開了三個防守球員，然後稍微向前推進，就在離門40碼外踢出一記完美的吊射，令門將鞭長莫及。隨後他回到荷蘭，在阿賈克斯和費耶諾德再續輝煌。

曾與荷蘭人一同效力於外交家隊的鮑勃·亞魯西說道：「克魯伊夫是真心想讓美國的足球發展壯大。」毫無疑問，他的影響力深遠。就像在他的職業生涯中為每支球隊踢球和執教時所做的一樣，克魯伊夫努力做得更多，帶著超前的遠見去實現更廣闊的宏圖。

然後就是從一個與以往不同的經歷中自我完善、學習和發展。他後來寫道:「即使是今天，我仍然感到驕傲的是，我和貝利、貝肯鮑爾、約翰·內斯肯斯以及其他所有人一樣，成為了這個大陸的足球崛起的先驅……當我看到足球在那裡的進步時，我知道美國隊贏得世界盃只是時間問題。作為一個足球愛好者，我樂見其成。」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