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花園與甲午戰爭

慈禧挪用巨額海軍軍費為自己修建頤和園並興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晚清政局腐朽透頂的一個最明顯的標誌。

在內憂外患不斷、財政幾瀕破產、統治岌岌可危可說已到朝不保夕的險境之中，她竟能動用巨額軍費為滿足自己「頤養」、遊樂之欲而大興土木、修建奢華園林，且無人敢於勸阻，不能不說大清王朝的「氣數」將盡了。

為何獨獨「看中」海軍

以慈禧的權柄獨操、連皇帝都可玩弄於股掌上的「獨尊」地位，從來是「朕即國家」、視舉國為其私產，完全可以從各方各面撥錢為自己建園修海，為何獨獨「看中」創建伊始的海軍、偏偏要動用海軍軍費？個中緣由，頗耐人尋味。

慈禧性喜享樂，曾幾次想重修剛被英法聯軍焚毀的圓明園，終因花費實在太巨且在恭親王奕昕、醇親王奕譞及李鴻章等一批王公大臣或明或暗的聯手反對下不了了之。此後，「修個花園」始終是她的一個「情結」。到了1877年冬，在慈禧的幾次打壓下奕昕已經失勢，奕譞卻日漸得寵。或許是為了彌補當年曾經反對重修圓明園之「過」，使自己在慈禧面前更得寵幸，奕譞就想以在昆明湖邊設機器局的名義，為慈禧重建與圓明園一同被焚、原建於乾隆年間的清漪園，但也為人所阻，未得實現。不過，奕譞此後卻一直惦記著為太后「修園」邀寵。耿耿此心，將近十年。

1886年，慈禧借口即將結束垂簾聽政，想建個花園以 「頤養天年」，而這時早已主持軍國大計、受命總理新成立不久的海軍衙門事務的奕譞奉慈禧之命巡閱北洋海防時，趕忙上了 《奏請復昆明湖水操舊制折》。原來當年乾隆皇帝以為母親祝壽、興修水利和操練水師之名，將京城西北的瓮山泊擴改為 「昆明湖」，健銳營、外火器營曾在昆明湖進行水上操練。在昆明湖練水師當然是 「形式」大於 「內容」，頗有些皇家觀賞、娛樂性質，所以此制後來便被廢除。但據此，奕譞在奏摺中提出：「查健銳營、外火器營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後經裁撤。相應請旨仍復舊制，改隸神經營，海軍衙門會同經理。」他知道，要找出這樣的 「歷史依據」更有合法性。

就在上奏當日，奕譞即奉接「依議」的慈禧懿旨。這樣，一年前剛剛成立的海軍衙門就負責起恢復在昆明湖「水操」「練兵」的舊制。名為「水操」，實為給太后修園。

在昆明湖「水操」，皇上和皇太后自然要「幸臨」，各種設施自然不能簡陋，所以奕譞在另一份奏摺中「順理成章」地寫道：「因見沿湖一帶殿宇亭台半就頹圯，若不稍加修葺，誠恐恭備閱操時難昭敬謹」，因此「擬將萬壽山及廣潤靈雨祠舊有殿宇台榭並沿湖各橋座、牌樓酌加保護修補，以供臨幸」。修園就在恢復水操舊制和籌建昆明湖水師學堂這種冠冕堂皇的名義之下正式開始，經費自然從海軍出。

人人明白這是「掛羊頭賣狗肉」，翁同龢在日記中諷刺道：「蓋以昆明湖易渤海，萬壽山換灤陽也。」「渤海」指北洋水師的主要防區；「灤陽」是承德的別稱，指實際是以海防為代價修建類似避暑山莊一樣的行宮別館。但權傾一時的翁氏也只能在日記中發泄自己的不滿而不敢公開表示，遑論他人！

1887年1月末，昆明湖水師學堂的開學典禮竟「不避嫌」，與專門為慈禧太后過生日受賀而建的金碧輝煌、氣勢宏大排雲殿上樑典禮同日舉行；3 月中旬，清廷以光緒的名義發布上諭，將清漪園改名為頤和園，不久水師學堂的內、外學堂先後竣工，還安裝有電燈、鍋爐房等「現代化」設備。給「老佛爺」造園當然是頭等大事，有關官員自不敢有絲毫怠慢。1889 年，朝廷命令李鴻章將部分北洋水師官兵和水師學堂新畢業的學員共計3000 多人調來昆明湖，將「湖水淺」的昆明湖當成「汪洋大海」，用小火輪作「戰艦」在湖面駛來駛去，水兵們做各種表演，與岸上的陸軍同向坐在南湖島嵐翠間的「閱兵台」上的慈禧搖旗吶喊，歡呼致敬。這次「閱兵」既顯示了慈禧對海軍的關心和作為全國軍隊最高統帥的絕對權威、使其虛榮心又一次得到滿足，同時又帶有相當大的娛樂性、使性喜遊樂的她興奮不已，更企圖以此向世人表明「修園」並非為己享樂、真的是為了大清海軍的建設！可謂一箭數雕。

從1886年到1894年，頤和園一直修園未停，究竟動用了多少海軍經費，準確數字已難考訂，因為統治者其實也「做賊心虛」，唯恐為世為人所知，所以早就由海軍衙門奏請，將其各項雜支用款不用造冊報戶部核銷。準確數據，將成為永遠的秘密。根據相關史料研究推算，多數研究者認為花費在兩、三千萬兩白銀之多。

「秘密財政」的後果

北洋海軍在1888 年正式成軍時，其實力大大超過日本海軍，然而此後至甲午戰前的六年，由於經費緊張便未再添置一艦、未再更新一門火炮，甚至正常的維修都難進行。1891年4月，戶部乾脆明確要求停購艦上大炮、裁減海軍人員。

以後，正常維修都不能保證。相反，這六年中，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艦兩艘，日本天皇甚至節省宮中費用，撥「內帑」以充造船、買船費用。兩相對照，夫復何言！也正是在這幾年間，世界海軍造艦水平和艦載火炮技術都有飛速發展，艦速與火炮射速都有大大提高。到甲午海戰時，日本艦隊的航速與火力都大大超過北洋艦隊。其實，中日海戰的勝負在此時已經判定。

事情還不止於此，一條重要的戰略鐵路，也因「修園」而停建。當時，沙俄正在加緊修建東方鐵路，直接威脅到「龍興之地」中國東北的安全；日本一直在朝鮮「挑事」，李鴻章意識到東北、朝鮮受到日本、俄國嚴重威脅，很有可能成為多事之區，立即在1890年3月會同總理衙門上奏朝廷，提出由當時兼管鐵路的海軍修建打通山海關內外的「關東鐵路」以加強防務，即由林西造幹路出山海關至瀋陽，再到吉林，再從瀋陽造到牛庄、營口的支線，以便戰時運兵、運送軍用物資。

此奏立即得到朝廷批准，諭令李鴻章督辦一切事宜。

但是，李在1891年夏給海軍衙門一封催要修建具有戰略意義的關東鐵路撥款信中，卻不能不首先詳盡報告為太后的頤和園買燈器情況：「頤和園電燈、機器全分業經分批解京，並派知州承霖隨往伺候陳設」；他強調這批電燈是趁廣東水師學堂的德國魚雷教官回國休假時「令其親往德廠訂購，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國所未有」。這些燈具「鴻章逐加披視，實屬美備異常」，「機括巧密，料件繁多」，雖然「承霖原是安設電燈熟手，惟此系新式，與尋常不同」，所以還非這位德國教官親自到頤和園安裝不可；而頤和園附近西苑「更換電燈鍋爐各件」是由一洋行代辦，不久就可運到天津，「聞器料尚屬精美，一俟到齊，即派妥員解京以備更換」。最後，才簡單提及修路經費問題，足見要款之不易。然而，到1893 年，戶部為替「老佛爺」祝壽，還是要「商借」海軍關東鐵路經費200萬兩，因每年築路專款恰為200萬兩。李鴻章無奈，只得照辦，已修至山海關、購地已至錦州、具有重要軍事意義的關東鐵路，只得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夜的關鍵時刻停建！

慈禧當然知道如此修園會招世人強烈不滿，因此在以光緒之名發布的上諭中專門強調：「此舉為皇帝孝養所關，深宮未忍過拂，況工用所需，悉出節省羨餘，未動司農正款，亦屬無傷國計。」所謂「羨餘」，是指賦外無名雜稅；「司農」原是漢代主管錢糧的官名，清代因戶部主管錢糧田賦，此處指戶部主管的「正款」。海軍衙門當然更要強調並未動用購艦專款，而「今日萬壽山恭備皇太后閱看水操各處，即異日大慶之年，皇帝躬率臣民祝嘏臚歡之地。先朝成憲具在，與尋常僅供臨幸游豫不同」。「未動正款」「無傷國計」，「與尋常僅供臨幸游豫不同」，恰恰「欲蓋彌彰」，純屬「此地無銀三百兩」。

顯然，只有以海軍的名義才能「名正言順」地修園，才能巧妙地無修園之名而有修園之實。以慈禧的地位之尊尚需有一個「正當」的理由，遑論他人！所以中國「官家」確實深諳此種「正名」之道，許多工程都是巧立名目，在堂堂正正的名目下其實是為了一己之利或某一小集團的利益。別的不說，當現如今在不少風景勝地看到許多豪華甚至超豪華「星」級水平的酒樓或休閑中心居然是一些部委和政府機構的「培訓中心」時，當在許多城市看到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時……確使人能直接感受到這種歷史傳統的深厚呢。

管住皇帝的「錢袋子」

從制度上說，之所以能以「練海軍」的錢給慈禧修花園，是「皇家財政」與「國家財政」不分的結果。中國政治傳統是「天下」是我的，我想怎樣用錢就怎樣用錢，他人不得干預。錢花得是否應該、是否得當，能不能聽進他人的意見，端賴皇帝是否英明。如果聖上英明，財政能合理安排，如果聖上昏庸，則可能亂花錢。

歷史證明，通過立法將「皇家財政」與「國家財政」嚴格區分，財政民主、預算公開，是現代國家制度建設的重要方面。

現代財政制度的核心是以有效的制度約束執政者的「錢袋子」，這種約束對國家、社會大有好處，對執政者其實也大有好處。以「練海軍」為名給慈禧太后修園，再次證明了政府權力應受制約和財政公開的重要性。當權力不受制約、實行「秘密財政」時，掌權者當然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財政。然而，掌權者不受限制為所欲為地「花錢」固然可以痛快一時，但最終是包括統治者在內的全社會利益受到重大損害：慈禧執意為己「修園」一了夙願，端的是心花怒放，但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而甲午慘敗，恰恰是清王朝走向滅亡的重要一步。

（選自《從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後時刻》/雷頤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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