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可以笑，才讓我在大屠殺中活了下來，不然，我會永遠哭泣

最近坐著和諧號倒車，就像眼睜睜看著自己在慢性自殺一樣沉痛，實在是寫不出任何快樂的、風花雪月的東西。

上海持續陰雨，我又在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抬頭望向學校教室的窗外，總是不禁想起耶路撒冷的那一天。

剛經歷了一夜喧鬧的普林節，為了記錄猶太人的狂歡而陪他們到凌晨3點的我本想呆在青旅休息工作一天，卻在出去吃早飯時，被灰色的天空所營造的壓抑氛圍吸引：還有什麼比在一個陰沉而毫無生氣的日子去大屠殺紀念館更合適的呢？

那天的能見度令人沮喪

雅法路經歷了普林節徹夜的鬧騰，此刻頹廢異常，滿地的垃圾和酒瓶已被清理，奇裝異服的人們形單影隻，在這個明顯不合適的天氣里，硬要延續節日的氣氛，透露著一種詭異的尷尬，就像在這暴擊連續的6月，還硬要強顏歡笑一樣。我和那些穿著猶太極端正統服飾、不拘言笑的猶太人一起坐上有軌電車，前往紀念山。

電車一路爬坡，越接近紀念山，人煙越稀少。我和車上最後幾個寥寥乘客一起在終點下車，環顧四周，寂靜沉悶，毫無生氣，看上去我是唯一來此的遊客。正在猶豫該往哪裡走時，一位猶太人主動上前問我是不是要去大屠殺紀念館，隨後便給我指了一條小徑。

存了包，我就走進了這個充滿著無數血腥、憤怒、哀傷的紀念館。紀念館運用了多媒體的形式，結合圖片、影像等各種方式，訴說著二戰期間那段駭人的歷史。掛在牆上的屏幕里，播放著老人們對大屠殺的回憶。他們有的激動、有的平靜、有的甚至悲哀到眼神空洞，我想，他們可以同意出現在鏡頭前，去揭露自己那根深蒂固的傷疤，與過去和解，大約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吧。

故事圍繞著飢餓和死亡展開，他們訴說著自己看著親人餓死、看著朋友被槍殺、在集中營被飢餓折磨的各種經歷，甚至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賣同伴，情到深處，潸然淚下，被出賣的同伴消亡在了彼時彼地，苟活的人們則一生都承受著無休止的良心折磨。

有一個老人令我印象深刻，他講述著集中營的故事，雖稱不上神采飛揚，但臉上卻始終沒有停止過笑容，就像是在講述著隔壁老王家的趣事一樣。末了，他說：「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能笑得出來？」然後他神情略微沉重地想了一會，說道：「正是因為可以笑，才讓我在大屠殺中活了下來，不然，我會永遠哭泣」，說罷，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屏幕黑屏，開始播放下一個故事，而老人笑容背後那無法言說的沉重與悲傷，戛然而止，令我久久不能忘懷。

一個巨大的投影幕布上，播放著人們處理屍體的黑白畫面，骨瘦嶙峋的裸體被當作物體一般搬運，然後用推土機，推入事先挖好的大坑裡，就像如今建築業用推土機處理建築垃圾一樣。在這裡，根本無須去分析在那個「變態」的年代，人到底有沒有被當做人來對待，眼前的所有影像資料，都在向我們展示一個超越一切想像的恐怖世界。

但最令人無法理喻的是，這一切進行得並不「瘋狂」，甚至納粹在挑選死亡執行者時，刻意避開了那些患有精神疾病、試圖從「毀滅」中獲得快感的人。這是一群曾經有「良知」的人民，他們在起初對執行這完全「違背本能」的任務時有著天然的不適和抵觸。要知道，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認知的「犯罪」，是被慾望（金錢、權力、性等）所誘惑，而納粹這史無前例的集體犯罪，卻是以「抵制誘惑、克服本能」的形態出現，「罪犯們」為了成為一個守法公民，為了唯命是從，不惜一切代價，甚至克服了自己不願殺人的本能。

幫助這些「普通人」克服殺人帶來的不適的一大武器便是納粹制定的「語言規則」。「語言規則」讓屠殺執行者們緩解了內心良知的痛苦，以另一套語言麻醉自己，比如「謀殺」被替換成了「允許安樂死」，從而被賦予了「正面意義」，直到在耶路撒冷法庭，納粹的「猶太問題專家」艾希曼都認為殺人不算什麼，對他人造或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甚至「語言規則」讓德國普通人都相信這樣的「安樂死」是元首的恩賜。（一位女性「領袖」說，一個好的德國人不畏懼這場失敗，因為元首「他慈悲為懷，一旦戰爭失利，他會備好毒氣送德國人民舒舒服服地升天。」）

納粹黨衛軍首領希姆萊以「語言規則」欺騙和偽裝，再配以空洞的口號（例如摘自希特勒1931年對黨衛軍所做的演說中的「我的榮譽叫作忠誠」），居然成功地解決了所有人在面對殺戮帶來的生理折磨時所產生的良心不安。從中可以看出，絕大部分「無思性」（沒有思考能力）的人，根本沒有透過語言去究其本質的能力，一套語言規則，就可以完美地將他們制約在其中。組織十分清楚，大部分人是「可以被挑戰底線的」，他們既沒有洞察語言背後所蘊含的本質的能力，也缺乏明確的善惡是非觀，更疲於去做除了服從之外的任何事。歸根結底，無論強加給他們什麼，他們都不會站起來反抗。

在屠殺紀念館的盡頭，一邊是姓名廳，錐形拱頂、錐形深淵。

門口寫著「男人，女人，孩子，一個曾經存在卻被摧毀的猶太世界」。

姓名廳

另一邊是一個黑暗的展廳，只有一個屏幕，播放著一段段文字。我一個人坐在那，看著那些文字在屏幕上閃爍，看了一個小時。

「當務之急不是殺德國人，而是救猶太人。」

「有時，旅程只是三五個小時，有時，同樣的路，卻走了一生，直至死亡。」

「漸漸地，我們重新走進生命的大河，但我們從未曾痊癒。」

面對如此災難，看到最後，竟連憤怒都不剩，只剩絕望過後的沉重和哀傷。

納粹問題當然遠不止「給人類帶來了無法磨滅的痛苦」那麼簡單，它的背後有太多值得深究的問題。

究竟是什麼引發了這樣一場空前的道德崩潰？

個人遵守當時社會的一切法律法規，卻協同國家共同犯下戰爭罪和反人類罪，他是否該為「國家行為」和「集體犯罪」負責？

平等的國家互相之間並沒有司法權，那麼什麼組織有權利對這樣的案件進行審理和判決？

如果缺乏足夠證據，面對顯而易見的「反人類」罪行，正義是否要高於程序正義？如何拿捏這個標準？

雖然德國公然違反《海牙國際公約》在先，但美國就有理由同樣違反該公約而對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嘛？引申一下，當人們聯合起來抵抗明顯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國家、同盟時，是否要遵守敵方並不會去遵守的「條約」？如果遵守，很可能無法打擊邪惡勢力；如果不遵守，又要如何應對質疑？即使文明國家的出發點是「以善制惡」，但當惡肆無忌憚時，是否可以「以惡制惡」？

……

這些問題極具極具現實意義，關係到人類的未來。其中，「惡的平庸性」和「到底以什麼制惡」尤其至關重要。

關於「惡的平庸性」，漢娜·阿倫特已經詳細分析：「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於：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樣，既不心理變態，也不暴虐成性，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他們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從我們的法律制度和我們的道德準繩來看，這種正常比所有殘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為它意味著，這類新的罪犯，這些實實在在犯了反人類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況下行兇作惡的。」「這種遠離現實的做法、這種不思考所導致的災難，比人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還要可怕——事實上，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從耶路撒冷習得的教訓。」

關於到底「以善制惡」還是「以惡制惡」，是二戰後至今西方世界都被困擾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答案，事關中東的未來和人類文明的未來。

至於我們這些坐在倒車上的乘客要如何是好呢？我也不知道。

大概就是堅強一點，繼續抵抗，不要快速遺忘，不要自我閹割吧。

歷史血淋淋地擺在眼前，只要—種特定的罪行出現過一次，重現的機會就遠大於首次出現的概率。對納粹的分析，即使放到當下社會，也並不違和，更何況，在並不遙遠的過去，我們這片土地上，也發生過浩劫。

路或許很長，我們不一定能走到光明來臨，但還是得相信光明一定會來臨吧。

希望天快點放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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