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持禁煙，一次銷毀20000多箱毒品，由此引發兩國戰爭，現在稱他為民族英雄，但當時有人稱他是國家致亂第一禍首

林則徐能算是民族英雄嗎？

今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已20周年。

香港自1842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戰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起，在近60的時間裡，逐步被英國蠶食佔領，實行了長達156年的殖民統治。

提及香港被殖民統治的歷史，自然會提到鴉片戰爭，而提及鴉片戰爭，就繞不開一個歷史人物，他就是虎門銷煙的林則徐。正是他受清道光皇帝之命，任欽差大臣，赴廣東主持禁煙，在虎門銷毀20000多箱鴉片，點燃了中英鴉片戰爭的導火索。後被道光皇帝當作替罪羊撤職查辦發往新疆伊犁充軍。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歷史書與教科書上，這樣評說林則徐：傑出的政治家，愛國主義者，民族英雄，「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但是近年來，隨著對鴉片戰爭對晚清歷史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不斷深化，學界對林則徐的評價，出現了不同的聲音。至少不完全是正面的聲音了。

其實，林則徐活著的時候，和他去世後直到民國年間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清朝官方、同僚及學界，對他的評價，有好有壞，有褒有貶，都並不完全是正面的。甚至現在在台灣學界，對林則徐的評價都有所保留。新中國成立後，林則徐的歷史形象才發生變化。

在清代，政府官方始終認為與英國發生戰爭的「邊釁」是因林則徐在禁煙過程中辦理不當引起的，以致於三十年後當李鴻章在台灣問題上與日本談判取強硬態度時，總理衙門大臣文祥竟罵「李鴻章要做第二個林則徐!」

在清朝的時人筆記中，也有把林則徐視作國家致亂第一禍首的。「贅漫野叟」在《庚申夷氛紀略》里說：「初作難者，以林則徐為首，而成之者裕謙也，甚之者僧格林沁也」；並且發恨說「參其肉其足食乎」?最後總結說「林則徐……於國家毫無裨益，若論肇開夷釁一節，古人重首禍，是其罪浮於裕與僧也」。

在20世紀30至40年代的民國時期，幾部影響較大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對林則徐的評價也有好有壞。

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書中說：「自吾觀之，於腐敗官吏中，而林則徐竟能不顧一切，毅然禁煙，雖其計劃歸於失敗，而其心中，則為人民除去大害，可得昭示天下，故民族之光也!其失敗之主因，多由於對外知識之淺陋，以為英國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嚇解決，乃不辨明有罪無罪，一律圍困之於商館，使其餓而繳鴉片。」這段文字肯定了林則徐的個人品德與毅力，也責備了他對外界的無知與蠻幹。

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蔣廷黼《中國近代史》這樣評價道：「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他是百戰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廣東戰，既去林之後，當然就開戰。所以士大夫想，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為中國的古法不行，是因為奸臣誤國。當時的士大夫得了這樣的一種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滿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後，林沒有得著機會與英國比武，難怪中國人不服輸。但真的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後，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在廣東所搜集的材料給了魏源。魏後來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以夷制夷，並且以夷器制夷。後來日本的文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

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的提倡。清廷把他謫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大陸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大陸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的。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說，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後來雖又做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他們當然不主張改革。

194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林文忠公則徐之為鴉片戰爭中的中心人物，這是中外所公認的。但是就外國人的眼光來看，總以為他太自大，太強橫，他對外的態度完全是傳統的東方式的，不若和他同時同在此幕劇中占同樣重要地位的滿洲人琦善、耆英等具有外交家的風度與知識。這種論調打動了近今中國新史家的心感，於是發生所謂林則徐琦善優劣論，認定林則徐的對外知識趕不上琦善，自信太過，而琦善則是知己知彼。我們並不要肯定的說林文忠公具有完全的國際知識，然而我們也不便承認在這一方面琦善高出於林文忠公……即使林文忠公缺乏對外知識，而他的精神與人格仍舊是值得讚許的。」郭先生雖著重強調了林則徐的精神與人格，但不諱言林則徐對外界的無知。

1949年後，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及相關史書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林則徐的歷史形象開始發生變化了。

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保存了民國時的一些評價：「林則徐的才能在當時雖然是第一流，但閉關時代的封建知識限制了他，使他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茫然無知。他起初和一般士人一樣，抱著『天朝聲威』可以『懾服夷人』，『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絕市閉關，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一類自高自大不識時務的舊見解。」不過，變化就在這裡出現了，後面就是「新社會新說法」了：「在與外人實際接觸中，林則徐逐漸改正舊思想，開始從無知進到探求新知，從嚴禁鴉片到獎勵商船，他的思想是在向進步方面變化中。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刺激下，一小部分地主開始有轉化的傾向，林則徐正是這種傾向的代表人」，「林則徐是少數進步人士的代表者。這種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堅決抵抗外國侵略。在他的言行中，絲毫不曾畏懼英國的船堅炮利，他極畏懼的卻是掌握著政權的腐爛勢力。事實也是林則徐在軍事上不敗於英軍，而在政治上敗於道光帝的荒謬指導和投降派的陰謀破壞。」

195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中國近代史教學參考書》，評價說：林則徐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人物，他雖然是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但是他的行動，他的思想已經突破了他本人階級的限制，符合當時廣大人民的利益……林則徐領導的這一堅決的、徹底的愛國保民的運動，具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他得到人民的熱烈支持。

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歷史故事》：1839年3月，林則徐到了廣州。他一到廣州，就把做鴉片生意的中國奸商抓了起來……廣東方面，經過林則徐努力整頓，腐敗的清軍都成了能打仗的部隊，廣大人民群眾，也已經組織起來，軍民團結一致，反抗侵略的情緒十分高漲。……老百姓都行動起來了，他們在沿海一帶，協助官兵偵察英國軍艦的活動，捉拿姦細，有人還假裝到英國軍艦上去做買賣，趁機放火燒船，或者配合官兵，里外夾攻……

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中國近代史》，這樣說虎門銷煙：「這一偉大行動，第一次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國人民純潔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堅決性，一洗百餘年來被貪污卑劣的官吏所給予中國的恥辱。」對後續行動的評價是：英國侵略者一再發動戰爭的挑釁並沒有將林則徐嚇倒，相反的是促使林則徐採取積極從事防禦侵略的措施。林則徐自到廣東以後，就著手整頓廣東海防，並開始了解國外情況……特別是林則徐有依靠民眾的思想，他深信「民心可用」，確認民眾「必能自保身家，團結禦侮」。在林則徐的策划下，廣東的防務相當的穩固。

1981年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庄葳的《林則徐的故事》說：做地方官時，林則徐做了不少對人民有利的事情，人稱「林青天」；在廣東禁煙，林則徐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性勝利；抵抗英國侵略者，他能相信與利用人民群眾的力量；他不但了解西方的情況和技術，還設法購買西方的大炮，學習敵人的技術來對付他們的侵略，這在當時也是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的。林則徐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向西方學習的首倡者；被投降派陷害後，他在新疆為開發祖國邊疆、鞏固西北邊防，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雖然他晚年鎮壓過人民起義，但是他一生中的主要事業，卻是禁鴉片，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一百多年來，在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的鬥爭中，林則徐是一個非常傑出的人物。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楊國楨教授的《林則徐傳》。在自序中，楊國楨教授給林則徐的定位基本與來新夏教授相同：傑出的政治家與民族英雄，他領導的禁煙抗英鬥爭和探求西方知識的努力，在近代歷史上起了先驅者的作用。

198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振江的《簡明中國近代史》，評曰：「虎門銷煙的壯舉，有力地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的氣焰，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斗態，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振奮了民族精神，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1985年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近代史簡明教材》：「虎門銷煙是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的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奴役和欺壓的一個偉大勝利。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維護民族尊嚴和反抗外國侵略的堅強意志與純潔的道德心，它伸張了正義，大長了民氣，譜寫了中國人民百年來反對外國侵略的第一頁光輝篇章。虎門銷煙又是林則徐厲行禁煙運動的重大勝利，充分表現出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在反對外國鴉片侵略的過程中，林則徐看到沿海的廣大農民和漁民對英國侵略者『皆動公憤』，認識到『民心可用』、『民心可信』。由於林則徐堅持對內禁煙，外抗侵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當地廣大人民的抗英積極性，廣東海防力量進一步增強，號令嚴明，軍勢壯盛，因而多次挫敗了英國侵略者的武裝挑釁。」

1994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鄭師渠的《中國近代史》，書中說：「虎門銷煙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的氣焰，以實際行動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反對外侮的決心」。

在上述這些歷史敘述中，雖然不忘提示林則徐乃地主階級陣營中的一員，但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是重點突出的課題，所以林則徐的歷史形象基本上定型為如下範式：依靠人民，發動群眾，反帝愛國，抵抗侵略，改革開放的先驅，甚至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云云。

與國內林則徐形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鴉片戰爭直到現代，西方人對林則徐的評價一直是多元化甚至喜劇化或者小丑化的。比如美裔學者張馨保，對林則徐的個人品德操守給予了足夠的好評，但說到虎門銷煙，卻是全盤否定，認為那是一場「虛幻的勝利」。比如林則徐禁煙期間給英國女王照會一事，在美國學者的筆下，是如此境遇：「林則徐蒼白的語言，無力的威脅，看起來非常可笑。這次事件被搬上了舞台，成為流行的喜劇，在其中，英國商人在廣州的遭遇被用來取樂。他們揮舞著滑稽的、誇張的手槍，把自己打扮成海盜。在遙遠的中國發生的鴉片戰爭成為倫敦的笑料和一種娛樂。」

台海兩岸中學歷史教材中，對林則徐的評價也大不相同。比如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中國歷史》教材說：虎門銷煙是中國人民禁煙鬥爭的偉大勝利，顯示了中華民族反對外來侵略的堅強意志；領導這場鬥爭的林則徐，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而台灣三民書局出版的高級中學《歷史》下冊在講到這段時，只簡單敘述了林則徐的禁煙與銷煙活動，對虎門銷煙未評一詞，對林則徐本人也是未評一句。

這樣看來，林則徐是一個頗有爭議的歷史人物。

之所以出現這種評價不一的情況，是因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不同研究者，站在不同的立場，以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以不同的歷史觀來評價的結果。

林則徐當時代的官方和同僚，對他有負面的評價，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在為鴉片戰爭中清帝國完敗於英國找替罪羊或者說是一種借口和託辭。從歷史真實的角度來看，林則徐並不是禁煙運動的領導人，真正的領導人是道光皇帝而非他的臣子，林則徐是受命於皇帝而行事。戰敗了，官方也好，同僚也罷，自然不能去追究皇帝的責任，只能拿主持廣東禁煙的林則徐開刀。這是在中國歷史上不止一次發生過的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那個時候，清朝上下都還沒有從天朝大國的迷夢中清醒過來，自認為天朝大國不會也不應該敗於西方洋夷，敗了肯定就是某個人行為失當所致。而林則徐又是主持禁煙的欽差大臣，就只能是他的責任了。其實，換另一個人來主持禁煙，也不一定會比林則徐好到哪兒去。因為當時的大清已經是全面落後於西方洋夷了。只是他們自己不知道罷了。一個非常荒唐的國際級笑話是，大清戰敗後，道光皇帝竟然連和自己熱熱鬧鬧打了兩年仗的英國洋夷在哪兒都不知道，在戰爭中他的決策也總是搖擺不定，用愚昧、顢頇來形容道光皇帝一點都不為過。一個全面落後且腐朽的國家，敗於一個在工業革命後崛起的強大國家，再正常不過了。其戰敗責任絕不在林則徐一人的言行。

至於外國學者對林則徐的惡評，一方面是所持立場所致，畢竟英國人為了保護走私鴉片的利益向中國開戰，無論如何都是非正義的不道德的行為，為了保護他們那個所謂文明的面子，自然要把戰爭的責任推諉於中國，自然要把主持禁煙並給英國人造成很大損失的林則徐身上的一些缺點或不足加以誇大和醜化。另一方面，西方學者在近代和現代，一直掌控著國際學術的話語權，如同當年大清帝國對他們這些洋夷有著歧視一樣，西方學者長期以來對中國歷史人物的評價，從來都是戴著有色眼鏡的。對林則徐的醜化和貶低，也就很正常了。

新中國成立後，對林則徐全面正面肯定的評價，則是出於民族感情和政治宣傳的需要。畢竟中國這樣一個東方文明古國，曾有過千年間領先世界的輝煌，近代的衰敗和落後的歷史，讓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和自尊心都大受傷害。這種情形下，需要有一個英雄人物來保住和照顧民族的面子和情感，而林則徐在禁煙中對英國人強硬的表現，加之林本人又是一個非常能幹和清廉的官員，非常符合中國傳統的正面英雄人物的標準，所以，把林則徐確認或追認為民族英雄，實在是中國人民族感情與自尊的需要。對於林則徐身上的不足，則選擇性的無視了。把林則徐塑造成英雄的手法，和這幾十年來我們塑造英雄玩的是一個套路。

說林則徐是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並不準確。因為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朝代，並不是完全地與世隔絕，通過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與中亞、歐洲和非洲國家，在長達2000多年的歷史中，都有過非常緊密的聯繫與非常頻繁的交流和交往。西漢時的張騫出使西域，其後甘英受命出使尋找羅馬帝國建立聯繫，走到了地中海東岸。他們不僅開眼看過世界，還親自去到了外國，實地看到過外國是什麼樣的。明朝時鄭和七下西洋，他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船隊最遠到達了今天的索馬利亞。鄭和肯定不是閉著眼睛去外國的。相比之下，林則徐不僅時代要晚於這些到過外國的先人，而且林也只是從書本和當時報刊上看到的外國和世界，並沒有親自到外國遊歷考察過。如果他能算得上開眼看世界，充其量也只是清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絕不能算上是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至於說林則徐是改革開放的先驅，實在是胡說八道，林不過是一個專制皇權社會的臣子而已，他的行動都要聽從和服從於皇帝，皇帝不下旨「改革開放」,誰敢改革開放那就是僭越，是欺君之罪要被砍頭的。而且事實上林則徐也沒有進行什麼改革開放，清帝國戰敗後，他被當作替罪羊免職充軍，到後來重新啟用，他在幾年的時間裡，根本沒有提出什麼有關改革的主張和思路。只是在給友人的私信里提出了一個」八字方針「，只能算是在軍事或軍隊建設方面的一個建議，也算不上是什麼完整的救國方略。此時的大清，需要徹底和全面的改革，就像同時代的日本在黑船事件後，奮起改革，卧薪嘗膽，終於在幾十年內取得超越式的發展，在日俄戰爭和甲午海戰中取得勝利，一躍成為世界強國。而此時的大清從上到下，還沉迷於天朝的幻夢中，想的還僅僅是維持專制統治，沒有一絲一毫的改革意識和點滴的改革行動。所以，當英法兩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清帝國再次戰敗，簽訂了更多的不平等條約。

說林則徐虎門銷煙，是中國人民在禁煙鬥爭中取得的偉大勝利，無疑也是誇大和違背歷史真實的，而且根本就有違歷史邏輯。虎門銷煙，最大的意義在於向中國那些幫助英國人走私鴉片的不良商人們，向那些販賣鴉片和吸食鴉片的人，向英國的鴉片走私商人等，宣示了中國對禁煙的決心和強硬態度。可要說是勝利卻實在夠不上。偉大勝利就更是誇張到了沒譜。試想，如果虎門銷煙取得了偉大勝利，那麼中國在隨後的鴉片戰爭中又怎麼會失敗呢。這不合邏輯啊。虎門銷煙只是銷毀了一部分鴉片，並沒有對英國鴉片走私集團造成實質的致命的影響和打擊，並沒有讓英國人知難而退，或是畏懼不前，反倒是最終引發了中英戰爭。所以，勝利實在是談不上的。說它是勝利甚至是偉大的勝利，實在是有點自我安慰和自欺其人的意思了。

說林則徐代表了廣大中國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等等，更是胡言亂語。在林所處的時代，整個中國在皇權專制的極端壓迫和控制下，如一潭死水，且社會各階層分裂甚至是決裂的情形已嚴重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一點，從鴉片戰爭具體戰鬥過程中，中國百姓以看熱鬧的心態旁觀，不為清軍失敗痛心，反為英軍勝利叫好，從百姓和登陸的英軍做生意，向英軍出售糧食蔬菜，為英軍帶路等行為中可見一斑。清軍哪裡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了？

歷史學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一書中，通過對那段歷史，對林則徐等人在禁煙運動和其後的戰爭中的表現，進行了基於歷史事實和史料的梳理，對林則徐做出的評價，倒是非常客觀和符合歷史真實的。

茅海建先生指出：在當時的條件下，」天朝「與」日不落帝國「之間似乎沒有商量轉圜的餘地。我們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既杜絕鴉片來源又不許挑起釁端，道光帝的這一訓令本來就是一個悖論，任何人都無法執行。這就是後來林則徐的悲劇的癥結。

茅海建指出，林則徐在對形勢與敵情的判斷上犯下錯誤，沒有意識到他的對手不再是作為個人的外國商人，而是站在他們背後的各國政府。當英國已經確定向中國開戰，並派出遠征軍艦隊，林則徐雖然有至少四名翻譯為他收集翻譯和整理英國及其軍隊的情報，但是他從天朝的角度來看問題，卻以」知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上奏皇帝，當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率領第一批部隊已經到達虎門口外時，林則徐向道光皇帝報平安的奏摺離開廣州不到10天。當他的奏摺送到北京時，英軍佔領舟山已經12天了。」戰爭到來了！前方主帥沒有發出戰爭警報！林則徐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錯誤。「」從現存林則徐翻譯資料來看，包羅萬象，對林則徐的褒貶評價皆有，對未來戰爭的是否估計俱存，看不出一個傾向性的意見來。要從這些資料中得出戰爭不可避免的結論，非得是一個熟諳國際事務的行家裡手。但是林則徐本是』天朝『氛圍中人，初涉此道；情報來源僅為報刊書籍等公開資料，並無秘密渠道；更何況一般人的心理活動規律是對已有利的資料印象較深，對已不利的資料不受重視。種種情事，使得林則徐犯錯誤的可能性，遠遠超過不犯錯誤的可能性。林則徐不是神。儘管他在今天有如神話。「

茅海建先生說：」最近幾十年的研究，普遍認定林則徐具有改革中國現狀（主要是軍事方面）的進步思想。依照這一思路，他復出後應當有所建言，應當有所行動。可是很遺憾，我找不到這方面的證據。其辦事細密的作風一如從前，但主要圍繞著平叛等傳統事務，當時中國最急迫的任務放在一旁，他只是順著當時的政治方向走。作為一名一品大員，已有充分的權力和能力，他為什麼不說，為什麼不做？「」實際上還有一種可能，即林則徐的思想被今人誇張了。「」今人稱林則徐具有改革中國的思想，主要源於魏源《海國圖志》中』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著名命題，但這一思想是否出自林，尚無直接證據。「」我們可以認定林則徐有著可貴且有限的開眼看世界的事實，但還不能推導出他有著改革中國的思想。「」鴉片戰爭給中國提出使命是近代化，偏離這一軌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僨事。林則徐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是他的錯誤，儘管他那對抗的姿態是可以表揚的。「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保持一種疏離意識和中立意識，應該在忠於史實的基礎上進行審視。把民族的個人的情感或政治的需要添加進去，都是對歷史的歪曲。

林則徐，是人不是神，說他是愛國主義者，說他是一個清廉能幹的官吏，都是正確的。但是說他是英雄，卻至少是不完全確實。因為從他赴廣東禁煙到被發配充軍，再到復出後的一系列言行舉措來看，如果說他是英雄，那麼也應該是一個有些糊塗和蠻幹的英雄。偉大就談不上了。作為一個思想家，他並沒有給中國尤其是戰敗後的中國，帶來新的思想，指出新的發展方向和提出救國治國方略。所以，他的思想並不具有先進性。林則徐作為那個時代的社會精英，理應承擔起更多的歷史責任，就是要為中國尋找到走向近代化的可行之路。但是林則徐沒有做到。

林則徐那兩句著名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曾被人們當作是愛國名言，被視為是他偉大愛國主義情懷的表現。這種對國家的忠心，值得肯定。但是對於19世紀中期後的中國來說，僅有一片忠心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對於林則徐，我們盡可以彰顯其愛國之心，但卻不能把他捧得過高。

參考資料：鐵血論壇」對林則徐評價的時代變化「，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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