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平君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被張作霖政府逮捕。逮捕之後，張作霖才意識到這是一個燙手的山芋。對於張作霖而言，如何處置李大釗成為兩難。當時的意見主分兩派。其中一派認為應該交軍法處分，奉方反對的都是赤黨，國共赤黨北伐已經屬於顛覆國家政權。另一派認為應交給普通法庭，因為逮捕的是文人，而非軍人。最後，張作霖決定由普通法庭審理。不過，所謂審判只是一種掩人耳目的做法。審判之前，張作霖詢問手下各將領應該如何對李大釗判刑。張宗昌、孫傳芳主張嚴辦，其中一人主張電請量情法辦，山西閻錫山則沒有回電。

其後，張作霖政府組成聯合法庭，由安國軍總司令軍法處、京畿衛戍總司令部、京師高等審判廳、京師警察廳等會審，不過，審判仍取秘密形式，不準旁聽，審判人包括政府軍事部部長何豐林，安國軍總司令部執法處處長顏文海等4人。

以政治智慧未透露一句有用信息

當時對方詢問，赤黨在北方區一共設置多少個黨部？李大釗稱，號稱90個，實際只有13個，而他對於北京市區黨部、區分部的情形都說不清，只知道區黨部一共有9個，學校內部有區分部，人數不一定，但具體有什麼人不清楚。

除此之外，還涉及李大釗的國共派別身份問題。李大釗承認是國民黨左派，目的是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對方詢問國共的黨派分合，李大釗認為國民黨崇尚三民主義，共產黨崇尚共同生產主義。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內部分為左右兩派，左派擁護民眾利益側重於照顧工農利益，右派不注重工農利益。左派和右派都在北京設置黨部，但後來右派黨部取消，左派和共產黨人進入俄國大使館，主要目的是發展黨員訓練黨員，左派與共產黨是混合的而並非分離的。

總之，李大釗主要談南方國民黨的情況，對於北方的情況，基本不談。他說，國民黨中央在漢口，先後由譚延闓、汪精衛負責。他堅持認為自己是左派首領，與一般人主張的共產主義反而不同。他說，英國礦山事業非常發達，英國用合法手續將其轉為國家經營，避免被一兩個人壟斷。所謂共產，並非如外邊所說，將他人的產業變成自己的產業，而是共同生產的意思。

李大釗（左）與吳佩孚（中）等人合影

李大釗說，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帝國主義將中國作為殖民地，中國是帝國主義的市場。如果中國的國民革命完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取消，他們國內的資本制度必將受到重大打擊，必將產品滯銷，造成國內社會革命的可能。因此，中國革命成功，也可能會造成英美各國完成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是中國革命的世界性意義。

審判者詢問李大釗是否反對現在的政府，李大釗理直氣壯地承認，表示當然反對。對方詢問如何與蘇聯接洽，李大釗只承認天下人盡知的蘇聯為國民黨訓練黨軍、軍隊用蘇俄教員，其他一概不說。詢問黨的經費來源，李大釗堅決不承認拿俄國人津貼，認為本黨自有經費，不需要俄國人津貼。自己月薪150元，由遠東銀行、中國銀行從南方匯來，以避免「盧布黨」的口實。對方反覆打探，並拿出北京市黨部的賬冊，詢問其中收「外友」款項系何意，李大釗只說不知是李石曾從哪裡張羅來的。審判官費盡心思，卻得不到一句有用的消息。

審判當天下午一時宣判，判處李大釗、譚祖堯、鄧文輝、路有於等21位國民黨、共產黨員絞刑。

唏噓身後事

1927年4月28日下午1時50分系行刑時間，地點在司法部街後身的地方廳看守所內。據媒體報道，對方首先將李大釗送上絞刑台，李大釗知道已經不免一死，神色自若，請以紙筆來，希望寫一封遺書。然而執行者說，此時已晚，由不得你了。李大釗無言，面無懼色，執行者令其脖子伸長，李大釗從容就義。據報道：「二十分鐘始絕，餘人見此情形，盡失色。」3個小時，才將20餘人執行完畢。

李大釗被捕的時間是4月6日，還未有「四一二」蔣介石「分共」之事。李大釗死訊，對於上海的蔣介石來說，可謂是一大快事。一般傳說，蔣介石曾經給張作霖打電報要求處死李大釗，不過似乎只是傳言。如今蔣介石日記已經解密，並未看到任何相關記錄。此時，武漢汪精衛尚未「分共」，李大釗之死曾引起武漢政府悼念。由於李大釗「學問甚博，為人樸素誠實，其品行人格頗為一般人所尊敬」，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蔡元培、張繼、顧孟余等也都極盡哀悼之能事。馮玉祥聽到李大釗的噩耗後，老淚縱橫，全軍戴孝。據當時媒體說，至於陳獨秀，反而似乎並無過多表示，蓋認為李大釗比較「右傾」，與自己的思想有些距離。

1920 年3 月14 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右三）、蔣夢麟（左一）在北京西山卧

李大釗仗義疏財，沒有積蓄。他當年做北大教授薪水很高，但是除了基本生活費之外，都分給了窮學生和朋友，總是你三塊他五塊地給。因此，李大釗身後處境凄涼，沒有積蓄留給子女。當時有記者採訪李大釗夫人，發現這位共產黨黨魁竟然沒有家，只是租房子住，甚至馬上要被趕走：「聞該寓業已退回房東，因尚未租出故，仍暫住該處。唯室中空無傢具，即有亦甚破爛，灰塵滿室，景象極其凄涼。李妻回寓後，首先某前總長夫人趕至慰問，目睹慘狀，為之淚下。」

由於國民黨最終「分共」，以及共產黨活動轉入地下，李大釗死後極為凄涼，無力安葬，一直放在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內。1933年4月，李夫人懇求北大校長蔣夢麟設法安葬。蔣夢麟籌款六七百元，將其靈柩運到西郊香山萬安公墓安葬。當時，參加出殯的有五六百人，教育界有蔣夢麟、馬裕藻等，其餘多是青年學生。據報道，當時棺前輓聯：「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為革命而犧牲，為革命而奮鬥，死固無恨。」這確是李大釗一生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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