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三百年來僅此一人，司馬光後千年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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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小事，「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句話，道出的不僅僅是學者做學問需要有的態度，更道出了每個人須具有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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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7月3日，陳寅恪出生於湖南長沙。他的祖父陳寶箴，是少見的實幹型政治家，眼界開闊，敢於變革，未出道時就被曾國藩稱之為「海內奇士」，官拜湖南巡撫，是維新變法時，唯一響應中央的地方巡撫。

他的父親陳三立，則是晚清著名詩人，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號稱「晚清四公子」，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稱之為魯迅之前中國近代文學成就最高者。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陳三立已85歲，卻仍在夢中狂呼「殺日本人」，最後憂憤絕食斷葯而死。

在一個重血緣、重門第、重傳承、重淵源的國度里，這樣的出身足以讓人望而卻步、肅然起敬了。

然而，作為官三代的陳寅恪，卻依舊是光彩照人、風流絲毫不輸先人。

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四書五經，廣泛閱讀歷史、哲學典籍。

十三歲東渡日本，後遊學歐美，二十餘年潛心學問，能讀十四種文字，會說五國外語，能聽懂八種語言，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導師之一。在清華園，他以學識淵博著稱。

陳寶箴領諸孫及重孫合影於南昌（1899年）。左二為陳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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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精神獨立，是人類最可貴的美德。

「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陳寅恪先生題寫在清華大學王國維先生紀念碑上的十個大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永遠銘刻在有風骨的知識分子心中。

1927年6月2日，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

陳寅恪在輓詩中寫道：「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纍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

隨後在寫就的輓詞中，集中表達了對於王國維之死的看法，並在輓詞的序言中指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繼而指出，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和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異曲同工，因此王國維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

「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留學日本時的陳寅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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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一生罵人無數，主任、主編、校長、總長、將軍、元帥、總統，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領導或下屬，他一不開心張口就罵，卻沒有罵過路礦學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陳寅恪的舅舅，也沒有罵過陳寅恪。

當年陳寅恪名篇《王觀堂先生挽辭》，就發表在吳宓主持的《學衡》雜誌上。《學衡》還刊登過陳寅恪《與妹書》、《與劉叔雅教授論國文考試題》。魯迅把吳宓罵得狗血淋頭，對陳寅恪的「古董」文章卻很難得地保持著沉默。

1902年，魯迅與陳寅恪的哥哥陳衡恪同時從南京礦路學堂畢業，在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的親自帶領下，乘日輪大貞丸由南京出發去日本，小小少年陳寅恪也同船隨行。

同學兩年。在弘文學院，魯迅與陳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處。早年二人關係密切，聚首之時，回憶起留學種種，也還是談笑風生。

但後來的陳寅恪卻和魯迅不再聯繫，對於與魯迅先生曾經是同窗的經歷更是從不提及，一直到晚年，他才透露，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後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一代聖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成為「謬托知己」的「無聊之徒」，然後「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

所以，這也是陳寅恪孤高與自尊的證明。他默默地走著一條漫長無盡的學術之路，最終成為令人仰望的一代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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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是真真正正為學問之人。

留學十六年，卻沒有考取一個學位。對別人表現出的驚訝，他卻不以為然：「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

他是為學問而來，不是為學位而來。

每天一早，陳寅恪買少量最便宜的麵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整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餐。在飯店吃飯時，每次都叫最便宜的炒腰花，別人以為他愛吃腰花，後來才知道，不過是為了省錢而已。

以陳寅恪的家境而言，是不用愁吃愁喝的，他卻用省下來的錢都拿去買書了。常常是「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已充櫥盈笥」，不但自個買，還勸別人買，結果身邊的同學也按捺不住，跟著出大血本從書店搬了幾櫥回來。

1925年秋，清華由留美預備學校進行大學改制，決定設立國學研究院，並聽取胡適建議，採用宋、元書院時期的導師制度，由吳宓擔任研究院主任，聘請大師，主持籌備事宜。

在聘請了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之後，還差一位，梁啟超推薦陳寅恪。校長曹雲祥不知陳寅恪，問梁啟超：「他是哪一國博士？」

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

梁答：「也沒有著作。」

曹又問：「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

梁啟超火了：「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價值。」

曹一聽，不再猶豫，請。於是就有了後來清華園「四大導師」的傳奇。

陳寅恪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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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曾把愛情分為幾個不同的層次：最偉大、最純潔的愛情應當是完全出於理想，「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這樣的愛情現實中是沒有的，只有在文藝作品中才能發現。

第二個層次的愛情是若真心愛上某人，即便不能結合，也為其忠貞不渝，矢志不變。如賈寶玉與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貞女等。

第三個層次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這又是《紅樓夢》中的稍具現實主義色彩的例子了。

第四個層次，才是人們平常最多見也最為推崇給常人的，即終身為夫婦而終身無外遇者，這樣的婚姻生活以平淡為基調，以穩定為最高準則。

基於此，陳寅恪對如何選擇婚姻與愛情有著自己的立場，他明確表示說：「學德不如人，此實吾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又說：「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

由此可見，陳寅恪的擇偶觀，重心是在為學術上的登峰造極奠基，而絕非為了一己之情愛追逐無休。他的擇偶觀是落在戲劇、小說與文藝作品之外的現實抉擇。

他長期以來潛心學業，加之體弱多病，恐累及他人，故一直未婚。父親陳三立一再催促其成婚，厲聲警告他：你若再不娶妻，我將馬上代為聘定。陳寅恪看父親著急上火的樣子，才感覺事態嚴重，只好請求寬限時日。只是婚嫁之事，哪急得來呢。

緣分來了，擋也擋不住。一次閑談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師家中，看到牆上懸掛的詩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陳寅恪請教。陳寅恪略顯吃驚，沉吟一會兒說：「此人定是灌陽唐公景嵩的孫女，住在何處？我要去登門拜訪。」......

1928年，陳寅恪與唐篔在上海結婚。

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唐篔，從小飽讀詩書，能詩會畫，能唱會跳，是當時有名的才女。才子才女相見，情投意合，相見恨晚。不久，三十八歲的陳寅恪與三十歲的唐篔，締結了偕老之約。

在上海喜結連理後，陳寅恪因清華開學在即，乘船離滬返校，唐篔因要安葬母親，留在上海，不能同行。中秋月圓，茫茫的渤海上，陳寅恪第一次品嘗到愛情的甜蜜和新婚即別的苦澀。他不曾想，等待他們的，是更多的艱辛和磨難。

唐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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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是典型的學者，他全部生命燃於學問，生活中他卻笨拙不堪。唐篔婚前不識柴米，但作為一個老把油燈打翻的書獃子的妻子，她只好學著下廚、養花、種菜、育兒，協調大家庭的人際關係。她的聰明才智，都用來照顧丈夫，解除他的後顧之憂。陳寅恪喜歡吃麵包，唐篔就自製烤麵包架。

抗戰後期，陳寅恪神經衰弱症加劇，又因用眼過度，視力日益衰退，導致視網膜脫落。壯年目盲，陳寅恪頓時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唐篔溫柔體貼地安撫丈夫身心的創痛，照顧飲食起居，打理家務，查閱資料，誦讀報紙，並承攬家中書信的回復。

陳寅恪的許多詩篇都是她一筆一畫筆錄下來的。有一年，助手不辭而別，陳寅恪無法上課，是她，毅然拿起課本，充當丈夫的助手走上講壇。他視她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請她題寫封面。

漫天硝煙的流離亂世，他們數度搬家，但只要稍得喘息，她就會把家布置得溫馨安適，刻意營造一座充滿情趣的「52號寓所」——他們最初的愛巢。

柏樹為籬，植兩株能結子的葡萄藤，籬下栽一畦瓜果，點兩行扁豆，搭一架簡易牽牛花架。不輕易讚許人的陳寅恪，也不禁為她寫下「織素心情還置酒，然脂功狀可封侯」的詩句。

結婚二十八周年紀念日那天，他賦詩贈她：「同夢忽忽廿八秋，也同歡樂也同愁。侏儒方朔俱休說，一笑妝成伴白頭。」這一對患難夫妻，情深義重，相扶相攜，人生路坎坷，他們走得艱難卻幸福。

陳寅恪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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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陳寅恪任教於清華園，後到廣州任教於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合并於中山大學後，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陳寅恪治學嚴謹，在史學研究中碩果累累，對我國史學研究，貢獻巨大。傅斯年對其評價：「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可見其卓然大家的學術成果。

一九五三年，中國科學院任命陳寅恪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斯時，政治干預學術研究的風氣，已經越來越嚴重。

因此，陳寅恪對科學院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紙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明確地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接受我的意見。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書生意氣的風骨躍然紙上，其政治上淳樸率真的稚氣也躍然紙上。

居然要求中國科學院的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居然還要求毛澤東或劉少奇親自寫條子允許此事！他老先生還要用他們的條子當證明書、作擋箭牌！

在世人眼裡，這不僅是天大的笑話，簡直就是瘋了！

這個正當要求，自然被斷然拒絕。

陳寅恪也不是說著玩的，你不同意，我遂不就任。他悠然地任教於中山大學。

但悠然只能一時，禍根則就此埋下。娘要嫁人可能有人能擋得住，天要下雨誰也擋不住。

十年浩劫來也！

陳寅恪在助手黃萱（右一）的協助下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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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在劫難逃。

「文革」妖風驟起，陳寅恪慘遭折磨。一切肉體的迫害，他都能經受得住。但精神的殘害，他經受不起。

他是中山大學的「走資派」，中國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是「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反動派」。

從這時開始，「學問三百年來第一人」的陳寅恪的心中始終有一個疑問。

這個疑問在他的心裡越來越大，越來越深。可是他不敢隨便問別人。

他只敢問自己的助手黃萱，文革一開始，黃萱就被趕走，她若要去看望陳寅恪，須先向歷史系的掌權者提出申請，經同意後方能登門。有一次，她去見陳寅恪，陳寅恪問她：

什麼是「反動」？黃萱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於是又問護士朱佩貞。

這個不識字的廣東台山婦女一開始不知道如何回應，因為陳寅恪斷腿之後只能卧床，需要幾個小時翻身一次，朱佩貞的翻身技術好，能讓陳翻身的時候感覺不到疼痛。所以，有一次，朱正在為陳翻身，忽然靈光一閃，說：「你每次都問什麼是『反動』，這就是『反動』。」

在粵語某些語境里，「反動」和「翻轉過來」的意思相同。陳寅恪聽了大笑，說：「那你這樣做，就是『反動』了？」

朱佩貞回答：「是我幫你『反動』，而不是我反動。」

這成了陳寅恪生命中最後三年里難得的笑話，之後每次翻身，他和妻子唐篔、護士朱佩貞都要為此大笑一場。

因為生活里可笑的事情，實在是太少了。

陳寅恪與唐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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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冬天開始，陳寅恪開始寫一份又一份的書面檢查交代，檢查寫好交上上去，被批為「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的罪行交代不徹底」，再重新補充交代。

迫害在變本加厲。

一生積攢的書籍、字畫全部查封，手稿被掠。歷盡千難萬險，歷經十幾年戰火僥倖保存下來的二十餘封祖父陳寶箴的手札被劫走。財物喪失殆盡後，「革命者」把幾個大高音喇叭放到他家窗前屋後，讓其聽取革命群眾的怒吼批判，百般污衊。

雙目失明，且患嚴重心臟病的陳寅恪，惶惶不可終日。

致使陳寅恪與夫人唐篔，雙雙心臟病複發，倒地不起。

這還不算，一九六九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校園內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已經極度衰弱，不能進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無不凄然淚下。

絕望的老書生陳寅恪，面對病體嚴重、幾乎癱瘓的夫人唐篔，悲涼無助，夫妻相對而泣。

受盡殘忍折磨的陳寅恪，含著怨憤與痛楚，為夫人唐篔寫下生命中最後一副輓聯作品《挽曉瑩》：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下午，命如懸絲的陳寅恪，再次被造反派批鬥，終至淚乾泣血，口不能言。延至十月七日晨，陳寅恪在凄風苦雨中溘然長逝，年七十九歲。

一代史家，魂斷荒誕。

十一月二十一日，夫人唐篔亦撒手人寰，隨夫而去。

二人骨灰先存火葬場，後存公墓。直到三十四年後才合葬於廬山植物園。

陳寅恪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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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對待魯迅前後的態度，對學術的執著，以及對政治的不苟同，表現出了一代知識分子的錚錚鐵骨。

他說：

「奴才」是指侍奉主人的僕人。「奴才」一詞在春秋就已經出現了，是對下人的一種稱謂！

現在「奴才」一詞，一般用於諷刺那些唯命是從、拍馬奉承、沒有反抗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

由於在全社會提倡「服從」精神，「聽話」被視為品行端正，故「奴才」數量的快速增長，是絕對不容置疑的事實。

母庸置疑，「奴才」們可能活的很滋潤。但「奴才」會被人鄙視。

1931年4月，國民政府任命吳南軒為清華大學校長，他上任即宣稱「奉黨國之命」，「恪遵蔣主席整頓學風之意旨，長治清華」。他獨斷專行，私任親信任校教務長、秘書長，拒不承認清華由「教授會議選舉院長」的慣例。清華民主氣氛甚濃，哪裡吃他這一套，因而引起眾怒。陳寅恪在會上當面指斥吳南軒「你辦事糊塗，你要立刻辭職」！由於廣大師生的反對，不到兩月吳南軒就被攆走了，成為清華校史上「最短命的校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者一味忍讓，陳寅恪對此極為憤慨，他在給胡適《題唐景崧先生遺墨》的謝札中說：「……以四十春悠久之歲月，至今日僅贏得一『不抵抗』主義。誦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1941年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滯留香港，陳先生拒不接受日本人的救濟物品，拒絕同敵修訂歷史教科書，堅決抵制日本人的威逼利誘，最後在友人資助下輾轉出走已淪陷的香港。

陳寅恪以為：「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奸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沉淪不遇。」

陳寅恪屬於後一類，既是賢者，也是拙者，這樣的人，註定是沉淪不遇，難為時代所容。

當他寫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或許已想到，他也將同王國維一樣，為守護這一永恆的信念將付出一生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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