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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無一紙文憑,卻成為清華最牛教授,被譽為三百年才出一個的大師

他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代宗師陳寅恪。

他終身連一張過硬的文憑都沒有,歷史學家傅斯年卻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度公子

1925年,清華創立國學研究院,

意在整理國故,培養棟樑之才。

建院之初,國學院欲聘四位導師,

前三位都已有了著落:

第一位導師王國維,

曾開創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史,

第二位導師梁啟超,

著作等身,戊戌變法核心人物,

第三位導師趙元任,

從哈佛回來的漢語言學大家。

較之這三位,陳寅恪的名聲沒那麼響亮,

但為了推薦他做導師,

梁啟超還與校長有過一番舌戰。

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校長說:「陳先生一無大部頭著作,

二無博士學位,堂堂國學院導師,

怎麼能連個學銜都沒有呢?」

梁啟超說:「沒有學銜和著作,

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了嗎?

我梁啟超雖然著作等身,

加起來不足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

這樣的人如果不請回來,

遲早會被外國大學請去的!」

清華這才下了聘書。

02

1890年7月4日,

陳寅恪出生於湖南長沙,

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

被曾國藩稱之為「海內奇士」。

父親陳三立,晚清著名詩人,

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號稱「清末四公子」,文學成就曾被譽為魯迅前近代中國第一人。

陳寅恪9歲那年,家裡出了件大事。

祖父眼界高遠、志在變革,

攜陳父一同響應戊戌變法。

變法失敗後,兩人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

父親陳三立從此遠離政治,寄情於詩詞:

「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

左二為陳寅恪。中間老人乃其祖父

陳寅恪之父,陳三立

照理說,這是家族不幸,

沒想到卻成就了陳寅恪。

陳三立不要兒子應科考、求功名,

只叫他遍讀典籍,打下深厚舊學基礎。

陳寅恪才13歲,就被送去日本求學,

博聞強識的他由此接觸到西方文化。

後因足疾回國,就讀於復旦新式學堂,

很快就熟練掌握了德語、法語。

兩年後,陳寅恪從復旦公學畢業,

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輪,

開始了長達16年的遊學生涯。

1896年,陳氏兄妹合影。拈花的孩童為陳寅恪

曾有學生問唐篔(陳寅恪的妻子):

「外傳先生懂三十多種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篔說:「沒有這麼多,也就十七種而已。」

從1910年起,陳寅恪先後求學於,

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大學、哈佛大學等,

掌握梵文、希伯來文等十幾種語言,

學問貫古通今、深不可測。

但16年間,他沒考取一個學位。

彷彿文憑二字,不過是廢紙一張。

他說:「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

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

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

彼時,多少學生為獲得學銜裝點門面,

讀起書來投機取巧,避難就易,

到手的學問還能有不打折扣的?

陳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種人,

哪裡有好大學,哪裡藏書豐富,

他便去哪裡拜師、聽課和研究。

陳寅恪在德國

家境殷實的陳寅恪從不揮霍,

每到一處,不及半載而書櫥充盈。

剛到美國時,豪購之舉令同學詫異:

學世界史,竟將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近代史》、《劍橋古代史》、《劍橋中古史》等幾十巨冊陸續購回。

在柏林讀書時,生活已非常清苦,

每天一早,他買少量最便宜的麵包,

到圖書館一坐就是一天,整日不吃正餐。

1923年,趙元任夫婦到柏林,

見陳寅恪午飯時總是叫炒腰花。

後來在清華,陳寅恪與趙元任同住,

趙的妻子楊步偉就吩咐廚子做腰花,

陳寅恪卻又不吃了。楊步偉覺得很奇怪,

「你在德國不總是叫腰花吃嗎?」

陳寅恪說:「腰花在德國最便宜呀!」

無怪乎後來楊步偉對人說:

「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得亂的不得了,

只有孟真和寅恪兩人是寧國府門前的一對獅子。」

03

1925年冬,陳寅恪抵達清華。

他講課前,講義做得極為細緻,

每一課都要求講得比上次更精彩,

古今中外,信手拈來,令人瞠目,

搞得很多學生根本聽不懂他的課。

1927年被研究院錄取的藍文征回憶:

「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

上課時,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出來,

哦!才知道哪個是德文,哪個是梵文。」

可聽懂的人,無不覺得是一種享受。

北大教授季羨林就曾回憶說:

「聽陳先生講課,如剝蕉葉,

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不武斷,

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

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

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

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

學生聽不懂,教授來聽的卻不少。

朱自清、鋼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課表,

研究院主任吳宓風雨不誤,每課必到。

1929年,改任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後,

陳寅恪在一間小教室里上課,

除了清華學生,還有北大學生專門坐車來聽,

當時兩校相距甚遠,沿途幾十里全是農田,

常有土匪出沒打劫,亦無法阻止學生求知。

因常能為人釋疑,清華園裡奉他為「活辭書」,

不少學生髮現自己教授也愛聽他的課,

最後就尊稱陳寅恪為「太老師」。

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

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感佩其學問之深。

歷史學家鄭天挺稱他為「教授的教授」,

古典文學研究大師傅斯年更是驚嘆:

「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陳寅恪曾經對學生說:

「前人講過的,我不講;

近日講過的,我不講;

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

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

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對講義的細緻、創新貫穿他一生,

他的課,總能以新資料印證舊聞,

或在常見史籍中發現新的理解。

門下弟子備受啟發,終身受益無窮。

1933年,一幫歷史學者在東洋文庫吃飯,

日本史學界泰斗白鳥庫吉也在座。

史學家和田清突然拿出一張地契:

「這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遺物。」

大家依次傳閱,嘆為稀世珍寶。

傳到中國學者藍文征手中,藍卻說:

「這哪是什麼明物,分明是光緒時的東西。

這紙又厚又粗,顯然不是明紙,

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

白鳥聽了,佩服不已,問他識不識陳先生。

藍文征說:「那是我恩師。」

白鳥連忙起身:「久仰久仰。」

發掘、使用原始材料,

是陳寅恪的治學原則之一。

他恪守乾嘉學者的傳統和經驗,

強調以原始材料為支點來做研究。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

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

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

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

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

留洋派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

不掌握現代化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

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04

1937年7月7日,

抗戰爆發,北平淪陷。

民族危亡之際,父親陳三立絕食而亡。

不久,日本憲兵隊請陳寅恪去司令部做客:

「先生如果留下來授課,年金豐厚。」

陳寅恪知道,如果拒絕,肯定要遭迫害,

但他亦不能赴死:

「從史學上來幫助中國,這是我的責任。」

以至於父親的喪事還沒有辦完,

他就悄然離京,輾轉去往西南聯大。

守孝期間,國恨、家愁疊涌而來,

急火攻心,導致他右眼視網膜剝離,

必須馬上做手術,可一旦做了手術,

必須修養一段時間。幾經思慮,

陳寅恪放棄手術,抵達聯大時,

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見了。

在聯大,陳寅恪常常秉燭達旦,

備課、寫作,絕不因壞境惡劣而懈怠。

由於長期在昏暗的燈光下伏案工作,

不久後,他的左眼視力也驟然下降。

陳寅恪讀書,向來行的是「古法」,

圈點、校勘、批語都在書本上。

北平淪陷時,他將所藏典籍送至長沙,

結果在途中被日本人的炮火毀掉,

後來帶到聯大的手稿也悉數損毀,

之前所有的研究心血都化為灰燼。

在幾乎沒有任何資料的情況下,

陳寅恪愣是靠著記憶,在茅草屋裡,汗流浹背,

坐在小板凳上,寫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本巨著,

為後世的史學研究提供了經典範式。

1939年,牛津大學聘其為教授,

這是該校歷史上首位中國籍專職教授。

原本兩度辭謝,後考慮到英國能治眼病,

陳寅恪才答應,攜家人借道香港,

準備渡海趕赴倫敦,不料歐戰突起,

航海中斷,英國之行遂為泡影。

1940年暑假,陳寅恪再赴香港,

因時局關係,赴英之事又延期一年,

此時,崑崙關失守,回聯大無望,

陳寅恪被阻香港,進退維谷。

次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失守。

國民政府派飛機到香港「搶運」學界名流,

陳寅恪卻被保鏢無情擋在飛機門外。

原來是財政部長孔祥熙的二小姐,

將自家洋狗、沙發甚至馬桶全部裝入機艙,

甩下一群學術名流無路可去。

日軍進駐香港後,

陳氏一家生活狀況堪憂,

與內地間的書信、電傳、票匯等全部斷絕,

以至於「食粥不飽,卧床難起」。

不久後,陳璧君派人前往陳家,威逼利誘,

企圖說服陳寅恪到日偽區任大學教授,

陳寅恪狠狠地用腳跺地面:「請走不送!」

偽港督又拿出20萬軍票讓陳寅恪辦刊,

陳寅恪再次拒絕:「請走不送!」

日軍知道陳家生活艱苦,

派憲兵隊給陳家送去多袋麵粉。

憲兵往裡搬,陳寅恪就往外拖,

寧可餓死,也絕不摧眉折腰。

狂儒劉文典向來敬重先生,

每逢昆明警報響起,他都跑得飛快,美其名曰:「我是替《莊子》跑,我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

若是路上看到陳寅恪,便又指揮學生道:

「我死了沒什麼,快去保護國粹!」

得知陳家受困,劉文典在聯大疾呼:

「陳先生若出事,五十年內不再有此人!」

幸而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

後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打通各環節,

才讓陳寅恪一家逃出香港,返回大陸。

隨後,陳寅恪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

昏暗的燈光下,專註於學術一如既往。

1944年,成都一個霧氣陰冷的早晨,

陳寅恪睜開眼睛,卻發現眼前一片漆黑,

從此,他便什麼也看不見了。

05

1927 年,名儒王國維投湖自盡,

在其靈柩前,清華、北大等名教授,

西服齊整,神情莊重,用三次鞠躬與先生告別。

唯獨陳寅恪一襲長袍,來到靈前,

雙膝跪地,將頭顱「咚」地一聲磕在地上,

他額骨觸地,行起三跪九叩之大禮。

大家這才想起來,與王國維先生告別,

這才是最莊重的禮節,才能和先生的馬褂、長辮

(王國維始終留有清代髮辮)融為一體。

這亦是對先生文化精神最好的尊重和理解。

陳寅恪與王力

兩年後,清華國學院停辦,

為紀念王國維,修建了一座紀念碑,

碑面由梁思成設計,碑文由陳寅恪撰寫: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

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是對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評定讚譽,

也是陳寅恪一生治學的堅守與追求。

1948年,國民黨開始「搶救學人」。

胡適匆忙登機,與陳寅恪一家抵達南京,

蔣介石親自接機,並勸說陳寅恪去台灣。

陳寅恪知道國民黨意欲控制學界,

對此深惡痛絕:「台灣我就不去了。」

1949年1月,陳寅恪來到嶺南大學。

但國民黨並不死心,教育部部長杭立武,

親自向陳序經攤牌:「如果答應去香港,

我們馬上給陳寅恪十萬港元及新洋房。」

陳序經一拍桌子,橫眉而立:

「你給十萬我給十五萬!我蓋房子給他住!」

在嶺南大學,陳寅恪受到極大優待,

薪水比其他教授高出兩三倍,

為方便他出行,還專門修路。

陳寅恪與夫人散步

嶺南大學是陳寅恪一生最好的時光,

終於不再顛沛流離,可以安心於著述,

使之「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發出璀璨光華。

然而,這份寧靜持續的時間並不久。

1953年,中科院成立歷史研究委員會,

共有上古、中古、近代三個研究所,

擬任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為三所所長。

此時的陳寅恪,已經在南方構建起一個獨立、自由、純粹的學術世界。

郭沫若卻說:「研究中國史,應該用馬列之方法。」

陳寅恪一聽,當然無法接受。

隨後,陳寅恪的學生汪篯主動請纓,

以「使者」身份,以為志在必得,

肯定能勸說恩師重返北京就職。

11月21日晚,汪篯見到陳寅恪,

用一種「教育開導的口吻」與之談話。

聽到一半,陳寅恪勃然大怒,

「你不是我學生!給我滾出去!」

後來,陳寅恪的女兒回憶說:

「父親從不因為學生學問不夠而動怒,

怒的,是做學問撇棄了學術獨立性,

他為此感到十分的心痛。」

雖已失明,先生仍目光如炬,一臉桀驁,絲毫不像是眼盲之人

次日清晨,陳寅恪作出答覆,

信上提出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兩個條件:

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這樣的要求,在當時實在驚世駭俗!

助手勸他委婉一點,陳寅恪倔強地說:

「怎麼委婉?兩個條件,一個都不妥協,

自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已寫得清清楚楚,

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這便是陳寅恪,歷時代風氣之變,絕不沉淪,

其固守氣節,猶如高山磐石,巋然不動,

旁人奸者詐者投機取巧,他卻安於拙賢。

別說是一個研究所所長,就是再大的官位,

他也絕不為「學術自由」退讓半步。

06

陳寅恪的「不降志,不屈從」,

使之晚年註定充滿凄涼和苦楚。

1958年,他的教書生涯戛然而止,

因被指為封建主義的種族文化論者。

鐵骨如他,當即憤怒請辭:

「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

轉身回到書桌旁,在助手幫助下,

撰寫《柳如是別傳》,為煙花女子立傳,

藉此倡導做人治學的氣節與風骨。

當時,他行動不便,目光微茫,

全靠自己開列書單,助手讀給他聽,

聽後構思,再口述由助手記錄。

為著述這部 80 萬字的傳記,

他一天平均要工作十幾個小時。

1962年,吳宓來看他時,他感慨萬千:

「柳如是一個倚門賣笑的弱女子,

在明清易代之際,比五尺男兒更看重家國大義,

要為這個被士大夫輕蔑的奇女子立傳,

以此表彰我民族『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我寫此書,是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1966年,時代陰霾轟然而至,

陳寅恪多次被迫作書面檢查,

但他從不詆毀任何人以求自保。

因「頑固不化」和「反動透頂」,

一張張大字報很快貼滿了陳寅恪的房間,

屋裡可拿之物全被拿走,拿不走的統統搗碎。

當時,陳寅恪工資停發,賬戶也遭凍結,

由於腿疾難以行走,只能癱瘓在床,

造反派還想把他抬到學校大禮堂上公開批鬥,

歷史系前主任劉節看到,冒死代替老師上台。

輪番粗暴地進行毆打後,有人問他感受如何,

劉慨然道:「能代表老師挨斗,我感到很光榮!」

話音未落,皮鞭狠狠抽打在身上…

陳寅恪,1964年,已是如此光景

不得不說,在那個荒唐時代,

「惡之創造力」可謂登峰造極。

「陳寅恪不是雙目失明嗎,但他聽得見啊!」

眾人別出心裁,發明了一種新的摧殘手段:

每逢開批鬥會,將高音喇叭吊在陳宅屋前屋後,

有時甚至將小喇叭吊到陳寅恪床前,

要「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二十年後,梁宗岱的夫人在書中回憶道:

「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

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里喊他名字,

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

07

1969年,春節過去不久,

因為「工宣隊」看中陳寅恪的家,

陳氏夫婦被驅逐到四面透風的平房,

此時,陳寅恪連吃「流食」都已困難。

失明後多年間,其雙眼目光如炬,

此時卻也無可奈何地黯淡了下去。

先生瘦得不成人形,親友登門看望,

見他躺在病榻上說不出話,哭不出聲。

一代宗師啊,竟然落得如此凄涼境地!

1969年10月7日晨5時30分,

陳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長逝,

離世時,他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只是眼角不斷流淚。

11月21日晚,妻子唐篔也追隨丈夫而去…

復旦的葛兆光先生曾說:

「陳家三代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命運的縮影,

文化世家的傳統,在這一家三代人身上特別濃厚;

他們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抵抗命運的典型,

表現出一種文化貴族式的傳統精神,

一種擁有自己的真理,不與流俗和光同塵,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

自祖父響應變革,到父親不忍受辱、絕食而亡,

再到陳寅恪守志不屈,中國文人氣節、風骨,

在他們身上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

《離騷》有言:「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為求一生之學術理想、為達澄澈之思想境界,先生盲眼、跛足、受辱而不改,當世者能有幾人?

先生不攀附、不諂媚、不屈從,

以三百年而出一人的淵博學識,

終其一生,志在構建自由、獨立的學術世界,

不為權貴和時代之風氣而退舍、而苟且,

以其書生骨氣鍛造了一座精神豐碑。

今時今日,後世之人仰望這座豐碑,

當反躬自省,何為氣節?何為傲骨?何為獨立?

惟有思今人之所失,追先生之襟抱,

所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才可能立千年而不墜,與日月而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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