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二十四史」校點緣起存件

中華書局校點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對我國史學界的一大貢獻，也是近年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項巨大成就。此事的緣起，是由於毛澤東親自倡議，委託范文瀾、吳晗組織進行。我在范老處工作，參與了一些具體事務，因而保存了若干有關文件。歷經年所，幸未遺失。現應編者之囑，提供於此，並略加說明，以供參考。

在此以前，在1953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曾面告吳晗，要他與范文瀾組織校點《資治通鑒》出版。此書於1956年校點完成出書。1958年9月，毛澤東又指示吳晗，繼續組織標點前四史。9月13日范文瀾、吳晗邀約有關人員商辦此事，由我作紀錄。現將我保存的會議紀錄稿，抄錄如下：

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紀錄

時間：1958年9月13日下午

出席人：范文瀾、吳晗、尹達、侯外廬、金燦然、張思俊

(一)吳晗報告標點前四史工作緣起。商訂辦法如下：

1．《史記》已有顧頡剛用金陵本為底本的標點底稿，由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負責復校。前《漢書》用王先謙補註本，由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二所負責組織人力標點。《後漢書》用王先謙集解本，金兆梓現正進行此書的標點工作，由中華書局負責督促完成。《三國志》的標點由中華書局編輯部負責。

2．四史的標點分段體例應予統一，以《資治通鑒》標點體例為標準，由中華書局草擬印發。各書後附載歷史地圖。書籍裝幀力求簡便。

3．歷代避諱字可製成對照表，作為附錄。本文中一般不改。

4．前四史的標點、出版工作應在年內完成，爭取明年國慶前陸續出齊。其中《史記》一書爭取今年年底出版。

5．其他廿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亦即著手組織人力，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

(二)關於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的決議

1．此項工作已商請由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領導。中國科學院三個歷史研究所負責審圖。

2．改繪工作原由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譚其驤負責，地圖出版社派人協助。擬請科委與教育部聯繫，將此工作列入復旦大學研究工作計劃，由該校負責領導完成。

3．改繪地圖分幅陸續出版，限於明年國度前出齊。

4．改繪地圖以今圖為底圖，應力求精確和統一，台灣及我國領海內各島嶼必須繪入。

以上紀錄是我依據會議商討的意見整理而成，紀錄稿送吳晗看過，他在兩處作了文字上的修改。上錄文字是修改後的定稿。范文瀾時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會議在該所會議室舉行。出席人尹達時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副所長，侯外廬時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當時中國科學院分設三個歷史研究所，後來，第一所與第二所合并為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仍稱近代史研究所。金燦然時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張思俊是地圖出版社總編輯，因討論地圖出版工作，所以請他參加。

紀錄中「吳晗報告標點前四史工作緣起」，即傳達毛澤東主席關於此事的指示。主席的指示原為標點出版前四史，會議經過討論，提出「其他廿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亦即著手組織人力，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向毛主席報告。所以，這次會議實為標點「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最早的紀錄。

改繪楊守敬地圖即據楊守敬《歷代疆域圖》改繪中國歷史地圖。這是毛澤東在指示標點《資治通鑒》的同時交付的一項工作。原由范文瀾、吳晗組織的「標點《資治通鑒》委員會」統一管理。由於工作進行中涉及到地圖測繪等一些問題，這次會議決議，商請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領導，譚其驤教授負責主持，納入復旦大學研究工作計劃。這是一項重要的決定。此後這一工作即在復旦大學和譚其驤教授主持下，與全國各地專家合作進行。1975年出版了《中國歷史地圖集》八冊，是我國歷史地理學的一項巨大成果。

1958年9月20日吳晗將我寄給他的紀錄稿退我。來信說：

美彪同志：

記錄已看過，即請印發。(並送姜君辰同志二份)

敬禮

吳晗 九、廿

姜君辰同志當時是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社會科學組的負責人，因這次會議商討了改繪歷史地圖的領導事，所以，要把紀錄送他查閱。我收到此信後，即按照經吳晗看過並作了修改的紀錄稿正式列印，並對他所擬致姜君辰信稿提了一點建插圖議。10月6日，我又收到吳晗來信，全文如下：

美彪同志：

致姜信已照尊旨加上一句，原稿附還，即請加紀錄二份發出。地圖出版社擬稿已送科委未，請您即檢催(我處無地址)。紀錄已由我處送主席一份，具范、吳名，並請告范老(底稿附)。

敬禮

吳晗 十、六

吳晗這封信，附有由他所寫具范、吳名給毛主席的信稿。原文如下：

主席：

關於標點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關同志討論並布置，決定於明年十月前出書，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其餘二十一史及楊守敬歷史地圖改繪工作，也作了安排(標點本為便於閱讀，擬出一種平裝薄本)。現將會議紀錄送上，妥否，乞指示。

敬禮

范、吳 十月六日

信中所說「其餘二十一史」，據會議紀錄，是指「二十四史」中的其餘二十史和《清史稿》，並非徐世昌所定的「二十五史」。吳晗在傳達毛澤東主席關係標點前四史的指示時曾提到主席對他說，送給他的《資治通鑒》精裝本「像是塊磚頭」，「我要在床上看書，得練習舉重」 (大意)。所以會議紀錄上寫入「書籍裝幀，力求簡便」。范吳具名給毛主席的信中也因而再次呈報「標點本為便於閱讀，擬出一種平裝薄本」。爾後，中華書局標點本「二十四史」，採用平裝分冊出版，即緣於此。

我接到吳晗此信幾天之後，又收到他的來信，說主席已複信，原件由他保存，將抄件寄來，請告范老。他抄寄的主席來信很簡要，大意是：范吳同志，來信收到，計劃很好，望照此實行。吳晗的這封來信和毛主席信的抄件，「文革」中已上交，我手邊沒有存件了。

標點計劃經毛澤東主席核備後，中華書局和有關專家便開始緊張工作。1959年7月即出版了《史記》的校點本。工作中依據實際情況，對原來商訂的辦法有所變動。如原擬附歷史地圖，因地圖工作尚在進行，不能繪出，沒有附錄。書中避諱字，區別不同情況，分別作了處理，在「出版說明」中作了交代。同年十二月，校點本《三國志》出版。1962年出版《漢書》，1965年出版《後漢書》。「文革」以前，前四史的校點出版工作已全部完成。

「文革」期間，范文瀾於1969年7月病逝。吳晗因遭迫害致死。周恩來總理得知「二十四史」標點計劃後，親自過問此事，指示中華書局負責，繼續組織進行。從全國各地調集對各斷代最有研究的專家，集中住在中華書局，全力以赴。一批還在「受審」的專家因而得以較早地恢愎了學術工作。校點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也由於周恩來的關懷，得以在1976年全部出齊，全面實現了毛澤東的有關指示與核准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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