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制裁與朝鮮有關的中國銀行及公司-長在集中營里的玫瑰也是玫瑰-苦難：族群的德性之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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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集中營里的玫瑰也是玫瑰

蕭和瀚2012年10月17日

今年的諾獎委員會將文學獎頒給了莫言，以表彰他「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結合在一起（所取得的成就）」。平心而論，我雖沒讀過他所有作品，但就讀過的而言，這一評價是中肯的，雖然這並不意味著其成就已經達到公認的獲獎水準——歷史上被公認為是文學大師的諾獎作家也只佔到30%左右。莫言遭到包括我在內許多人批評的某些公共言行，並不能成為喪失獲獎資格的理由——是否夠格應該按照文學標準而不是政治標準論定。

歷史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常常置身於藝術與政治模糊的邊界，引發有關藝術與意識形態關係的爭論。

1940年，納粹鐵蹄踏入挪威，一個同樣令人震驚錯愕的消息傳來：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克努特·漢姆生(Knut Hamsun)叛國投敵，效忠希特勒德國，他甚至將諾貝爾獎章獻給了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

漢姆生是挪威的偉大作家，20世紀現代派文學創始人之一，192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因獲獎在前叛國在後，他沒讓諾委會為難，但諾委會還是花了數十年的時間回答一個折磨人的問題：諾貝爾文學獎可否頒給暴政的支持者？

1965年，蘇聯作家、蘇共黨員米哈依爾·肖洛霍夫因《靜靜的頓河》「在描繪頓河的史詩式作品中，以藝術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現了俄國人民生活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面貌」而獲獎。這部史詩性巨著的第一卷在1928年甫一出版即震動世界文壇，從首版到獲獎，整整經過了37年！與肖洛霍夫歷經漫長歲月方才獲獎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57年，蘇共政權的厭惡者帕斯捷爾納克通過秘密渠道將其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送到境外出版，第二年的諾獎就落到他頭上。兩人的藝術成就各領風騷，難分春秋，但從諾委會那裡得到的待遇卻差了36年！

人們也許會問，像《靜靜的頓河》這種藝術成就一目了然的巨著，為什麼會經歷諾委會如此漫長的猶豫期？藝術家的政治觀點與藝術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河水不犯井水還是沆瀣一氣？藝術家的政治觀點是否會直接影響作品的藝術性？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和我一樣，愛看二戰影片的原因之一是喜歡看納粹德國的軍裝——這是我見過的設計得最帥的制服，這種審美誘惑幾乎是難以抗拒的——據說70年前不少德國少年就是魅惑於這套軍裝而主動上前線當炮灰。德國女導演萊尼·瑞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執導的《意志的勝利》、《奧林匹亞》，雖是納粹宣傳片，但其精湛的電影藝術成就難以抹煞；被視為美國電影史上商業片開山之作的《一個國家的誕生》因歌頌3K黨而政治不正確——據說里根總統被記者問及如何評價它時索性矢口否認自己看過這部電影，但其開創性的藝術成就舉世公認。

藝術與政治常常就這麼水火不容，尤其當藝術被當作政治工具，成就再高，也不管是否協從作惡，都會被憤怒的人群將它們從寵兒的寶座上掀翻在地，踏無數只腳，受盡凌辱；就像義大利導演朱塞佩·托納托雷(Giuseppe Tornatore)拍攝的電影《瑪蓮娜》(Malena)里，瑪蓮娜因與德國人的瓜葛，她的美貌成了罪狀，從而遭到同胞們的暴力羞辱。關鍵是，人們常常很難有效地划出藝術與政治的楚河漢界，無論是為了保護它，還是為了侮蔑它。

藝術，就如高爾泰先生那句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徵」，始於自由終於驕傲，藝術的承載者藝術家們也因此常常是桀驁不馴的。而政治，作為某種權力的表現方式，無論是來自官方組織性、有著巨大強制力的權力，還是來自民間道義威勢的權力，總是傾向於控制、奴役、整齊劃一，它最討厭的就是獨立、自由與參差多態。所以，柏拉圖《共和國》里憂心忡忡地聲稱要把詩趕出城邦，提醒從政者要提防詩人、不得讚美，其筆下的蘇格拉底也是個書報檢查官，喜歡刪除《荷馬史詩》中被他視為對阿伽門農不敬的詩句——令人同樣困惑甚至啼笑皆非的是，我們到底該感謝孔子幫後人留下305篇詩歌，還是該遺憾他埋沒了2700多首詩？

藝術的自由也隱含著自律，面臨社會基本共識的倫理底線，藝術所應得到的寬容也並不意味著藝術與藝術家總是擁有道德豁免權。然而，到底如何界定藝術的疆域，美的韁繩到底應該系在哪個柵欄哪根樁上，執掌韁繩的人應該對不端藝術發起怎樣的衝鋒？這些一直都在爭論而少有定論。

中國「行為藝術家」朱昱將四個月大的胎兒從子宮中取出食用，引發眾怒，如果仔細閱讀對他的採訪，也不得不承認他的「行為藝術」並非除了邪惡別無其餘。他的「作品」《食人》那種不慌不忙、毫無表情地取食烹調胎兒的過程，正是這個世界的某種隱喻，如同莫言的長篇小說《蛙》里因推行計劃生育政策而強行對他人墮胎2800例的「姑姑」，這種人難道不比食人者殘忍？與這些有名有姓卻又隱身於廣袤索多瑪城裡的「姑姑」們相比，朱昱應該受到更嚴厲的譴責嗎？

當然，行為藝術家即便是嚴守底線倫理，又能聳動視聽地達到極致的藝術震撼效果，在藝術史上也有無數例子。最近紐約MoMA展出兩位藝術家雷諾德·雷諾茲(Reynold Reynolds)和帕特里克·朱利(Patrick Jolley)的視頻作品《燃燒》(Burn)可謂典例，一所房子燃起熊熊大火，而居於屋中的人們卻了無知覺，直到被灼傷、燒死（不知道參與的行為藝術家是否有傷亡），整個過程令觀者極其震撼，也許這部作品是對現代社會人類生活與生死極為妥帖的隱喻。

要準確界定藝術與政治、藝術與倫理的界限幾近徒勞，這條界線就像中印邊境上引發外交爭端的麥克馬洪線一樣無法讓人一勞永逸。藝術構築的世界，原比人們抽象於生活的邏輯更為真實和生動，混沌才是藝術的清晰，模糊才是藝術的準確，人性的自相矛盾才是藝術的邏輯。

生前給沙皇寫過不少肉麻詩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被世界文壇奉為文神；如果哪個文學發燒友讀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只盯著他接受過智利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的禮物，會讓人覺得好笑（多麼不合生活邏輯的人，博爾赫斯反對阿根廷軍政府，卻支持智利的軍政權）；同樣也不會有哪個文學愛好者會將聶魯達的詩燒掉，僅僅因為他支持阿連德政權；汪曾祺也絕不會因為參與過京劇樣板戲的改編而失去其文學地位……

作為人類形而上世界的精靈，冒犯俗世幾乎是藝術家的天然特權，他們除了可以是私域的為人不齒者——西諺所謂「詩人在歷史上是偉人，但住在你隔壁那就是個笑話」，甚至被公共領域拋棄時他們的傑作依然備享朝拜的香火。

2009年是漢姆生誕辰150周年，挪威人重新紀念了他的文學成就，這似乎印證了1987年12月8日美籍俄語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在斯德哥爾摩諾獎晚會上演講時說的話：「國家的哲學、倫理學，更不用說國家的美學，永遠是『昨天』，語言、文學則永遠是『今天』，而且時常——尤其在這一或那一政治體系地位正統的場合下——甚至是『明天』。」

昨天的驚喜也好，憤怒也罷，都是過去時態的倫理或政治，將隨具體事件遠去而被淡忘——正如漢姆生對挪威人民的傷害，最終依然蒼翠挺拔於歷史塵埃之上的，只能是藝術作品本身。藝術這種殘忍的「勢利」，是因為在時間的河床里，美是永恆的大江大海，而傷痛卻只是超不過三代的浪花。

美國小說家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說過一句名言：「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長在百花園裡的玫瑰是玫瑰，長在集中營里的玫瑰也是玫瑰。

苦難：族群的德性之鏡

蕭和瀚為撰稿2012年10月10日

「我只擔心一件事，就是怕我自己配不上所受的苦難。」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總是將苦難審美化繼而倫理化，不過，苦難確實常常是個體乃至龐大族群的鏡子，它能照出人們避而不願正視的自身德性。

無論個人還是族群，苦難的來源都紛繁不一，有意外，有擔當，有誤會，也有報應；有天災，有人禍，也有不良品質下放縱的自找。除了天災地禍的直接災難，許多人總是將族群苦難的原因簡單歸咎於制度，其實，人類趨利避害的智慧與理性，以及相應的各種德性，在族群苦難中同樣被品鑒，畢竟制度本是人的產物。

赫拉克利特所謂「性格決定命運」，普魯塔克《名人傳》里的馬修斯·克里奧拉努斯(Marcius Coriolanus)可謂典型中典型。這位公元前5世紀勇敢、清廉、堅強的古羅馬優秀將領，因為暴虐與專斷和難以自控的暴烈情緒而至於叛國、首鼠兩端，終至引來殺身之禍。克里奧拉努斯的苦難以至最終殞命，外在原因遠不如其自身原因更致命，一個渴望成為政治家建功立業的人，不幸擁有跟建功立業完全相逆的性格，無疑是一大悲劇。這種苦難是性格缺陷所致，也可以說是自找的。這種苦難的承受者往往除了承受苦難，已經來不及幡然醒悟，也談不上可避免還是不可避免，通常只能成為別人的教訓。

克里奧拉努斯的個人品質給羅馬共和國帶來外敵入侵的嚴重災難，與他幾乎同時期的雅典人阿西比亞德，由於雅典人的高度配合而在毀國方面更勝一籌。

公元前415年初，雅典民主大會討論遠征西西里問題。尼西阿斯力陳其弊，再三勸阻，但著名的美男子、蘇格拉底的學生阿西比亞德卻縱其如簧巧舌，開出一張張空頭支票，說服人們通過了遠征決議。少數反對遠征的人，怕被責不愛國只能閉嘴。不到兩年，狂熱的雅典遠征軍全軍覆沒，包括重裝步兵1萬人在內的5萬多人和200多艘戰艦（這個城邦帝國的自由人加上沒有參戰權的奴隸，總數通常也就15萬人左右），為戰爭耗費的財物更是不計其數。西西里戰爭後，雅典走向衰落，不到80年，雅典連同希臘全境被馬其頓征服，不復當年以寡敵眾大敗波斯帝國的輝煌。

開弓沒有回頭箭，路徑依賴，勢比人強，滿天遍地瀰漫著的某種氣息足以將人推下懸崖，跌入深淵之前，反悔都來不及。人類有些行為，只有一次犯錯的機會——貪婪、虛榮、懶惰、殘忍，這些人類的惡性常常將自己和他人甚至群體帶來深災巨劫。

地中海這場2400多年前的軍事悲劇，結束了一個偉大的文明體。歷史就如《聖經》所謂「太陽底下無新事」，如此慘絕的教訓通常只是留在歷史學家嘆息的書行里，後世的人該多蠢還多蠢。黑格爾曾調侃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東西就是什麼也沒學到」——就在他過世後100年，面對經濟大蕭條的痛苦時，他的人民將權力的戒指通過選舉的橄欖枝遞給了比阿西比亞德還要阿西比亞德一百倍的「新阿西比亞德」——希特勒。這位「新阿西比亞德」完全符合霍弗所提醒過的「領袖必須是個務實者和現實主義者，但說起話來又得像個夢想家與理想主義者」，於是這來自天際的夢幻聲音將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直接綁上戰車，送進墳墓，第三帝國從分娩到入殮僅僅花了15年時間。

如愛因斯坦所言：「只有兩樣東西是無限的，就是宇宙，還有人類的愚蠢，不過我對前者還沒什麼把握。」無須遠求，但看20世紀國史便知，從屠殺數百萬的鎮反、土改，到迫害數百萬，牽連數億的反右，從餓死數千萬的大饑荒，到運動幾億人武鬥、內戰的文革，從毫無正當程序的所謂「嚴打」到摧毀家園的血拆……惶惶百年，中國的大規模暴行從未消停過。

極權政治只是原因的一個維度，正如受過蘇聯極權迫害的大詩人布羅茨基給捷克已故前總統哈維爾的公開信中提醒過的：「地理名稱或政治術語提供的不是一個望遠鏡或一個窗子，而是我們自身的影子：即人類消極潛力的影子。我們在世界的這個部分於超過三分之二世紀里發生的事情之廣度，是不能以一個『共產主義』就可以勾銷的。」

歷史的悲劇無窮無盡，人類的苦難無休無止。真誠還是虛偽，直面還是迴避，博愛還是仇恨，智慧還是愚昧，理性還是迷妄，驗證它們的代價常常大到人們無法想像的地步。人類對待自己的態度，就如《哈扎爾辭典》中快鏡提前顯影或慢鏡延緩顯影的效果，是事先提防還是事後扼腕，是事後吸取教訓還是從此同坑輪迴，端看當事人自己。小到個人，大到族群，人類的問題從來不在於會不會犯錯作惡，而在於犯錯作惡之後有沒有能力吸取教訓遠離覆轍——人類中不同文明的優劣高下分野，從根子上說，無非這麼一點點看似平淡無奇的東西：有沒有不推諉、不歸咎於外人外物的自省精神。

雨天走泥路的人，如果在同一個坑裡摔了100跤，會惹人笑話是笨蛋，如果擁有數億十數億龐大人口的族群這樣做，可能就被稱作尊重傳統，於是在歷史的鬼打牆裡，苦難繼續打著勝利的響指，縱聲大笑。

族群苦難的每一面鏡子里，都能照出人類的同一種模樣：不敢自視並自正罪錯的懦夫。苦難是不知反省者的「正義」（得其應得）。愚昧和報應從來都是歷史荒誕劇的AB角，如果這是「配得上苦難」的新解，那陀思妥耶夫斯基於地下，也必定會一臉的茫然。

美國制裁與朝鮮有關的中國銀行及公司

ALAN RAPPEPORT2017年6月30日

華盛頓——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一家銀行、一家公司和兩名公民實行制裁，以期打擊朝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籌資和研發。

在此之前，被朝鮮關押的美國大學生奧托·F·瓦姆比爾(Otto F. Warmbier)死亡。制裁措施出台之際，正值美國政府對朝鮮導彈試驗的不滿加劇。

最大的制裁直指丹東銀行。美財政部官員稱，這家中國放款機構充當著朝鮮非法金融和洗錢活動的渠道。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網路(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正著手切斷該銀行與美國金融系統的聯繫，這可能會嚴重限制其同全球其他銀行合作的能力。

「我們將追查並切斷那些資金，」財政部長史蒂文·T·努欽(Steven T. Mnuchin)周四在白宮的一場情況通報會上說。

瑞格律師事務所(Ropes & Gray)的美國制裁專家邁克爾·S·凱西(Michael S. Casey)說，「鑒於美國金融系統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的核心角色，這是一個嚴厲的懲罰。」

努欽不願透露是否就這些制裁通知了中國，但他表示，這些措施並不意味著有什麼信息要傳遞給中國政府。

「財政部致力於保護美國金融系統不被朝鮮濫用，並將朝鮮政府承受的壓力最大化，直至其放棄彈道導彈和核計劃，」努欽說。「儘管我們會繼續在朝鮮問題上尋求國際合作，但美國將向全球明示，我們會毫不猶豫地對幫助這個政權的個人、企業和金融機構採取行動。」

通過把該銀行作為目標，特朗普政府也希望中國的金融領域以中國政府未能或不願採取的方式，向朝鮮施壓。財政部恐怖分子資助和金融犯罪辦公室(Office of Terrorist Financing and Financial Crimes)前官員安東尼·魯傑羅(Anthony Ruggiero)表示，因為周四的舉動，中國其他銀行可能會接到美國同行的電話，確定它們沒有參與和朝鮮的非法交易。他說，針對中國更大銀行的類似行動可能正在籌備中。

「這只是冰山一角，」魯傑羅說。「我們知道有更多中國銀行在有意或無意地協助朝鮮。」

這不是美國第一次把中國的銀行作為目標，以便向朝鮮施壓。2006年，財政部認定中國賭博飛地澳門鮮為人知的家族銀行匯業銀行(Banco Delta Asia)是一家「主要的洗錢公司」。這引發了一項非正式的金融禁令。禁令在平壤周邊逐漸收緊，並成了朝鮮核計劃六國談判中的一個砝碼。

然而，在擔心禁令會妨礙談判的韓國政府的呼籲下，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不情願地解除了制裁。後來，談判失敗，朝鮮製造導彈和核炸彈的活動繼續。

這次受到制裁的還有大連宇聯船務有限公司和兩名中國公民。財政部稱，這兩名中國公民和朝鮮有生意往來，涉及非法金融交易。

特朗普總統鼓勵中國向朝鮮施壓，遏制其核野心。中國是朝鮮僅有的幾個盟友之一，也是其主要貿易夥伴。

上周，特朗普在Twitter上表達了自己的失望：「儘管我非常感謝和中國在朝鮮問題上提供的幫助，但還沒見效。」

他接著說，「至少我知道中國嘗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