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力：古書是活物

韋力簡介

號芷蘭齋，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院兼職研究員。憑個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萬冊，四部齊備，被認為是中國民間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著有《古書之愛》《古書收藏》《芷蘭齋書跋集》《得書記》《失書記》《覓宗記》《魯迅藏書志》《硃痕探驪》《上書房行走》等，另有與安妮寶貝合著《古書之美》。

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院兼職研究員韋力，日前攜新作《書樓覓蹤》來蘇。在《江浙藏書文化漫談》分享會上，韋力接受了姑蘇晚報記者專訪。

從聽故事開始喜歡古籍

記者：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對收藏古籍感興趣？

韋力：我這些年在記者追問下說了不同的版本，大部分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理由，真實情況說不清。愛好是天生的自然對某個東西的偏好，似乎沒什麼理由。但是，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如果要探究這個愛好的後天成分，我覺得是受我的爺爺影響比較大。我幾歲就跟著爺爺，他是以前的老秀才，他經常講一些故事，我最初對這些故事並無興趣，聽不懂。後來有一陣廣播里都在說《水滸》，我問爺爺，「別人都說水壺轉，我們家的水壺為啥總不轉？」爺爺就開始給我講《水滸》的故事。潛移默化吧，那時就感興趣了。還有一個契機，那時候沒有很多書可讀，我把懂得的古書知識和故事講給孩子們聽，小孩子們很新奇，物資貧乏的年代，他們用家裡好吃的來給我交換故事，這讓我很有成就感，促使我想讀更多的書。現在回想，我對古書的偏好，跟這段經歷有很大關係。

記者：你早年從什麼渠道收到這些古書？

韋力：早年渠道不多，書很少。雖然各地都有古籍書店，書店收來很多書，但是並不能隨意賣給普通百姓。比如我熟悉的北京琉璃廠，把古書分成三六九等，開放給老百姓的部分往往沒有什麼善本。當時大量古籍賣給了圖書館，這被認為是古籍書店的一項業績。那時我只能買一些普通本子，第一，底蘊眼界有限，不懂得什麼才是真正的好書，也沒什麼師承。第二，沒看過太多好書。我這一代，如果還稱得上藏書家，我說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無傳承無體系無嚴格的教育師承。

兩百萬拍得一部

程甲本《紅樓夢》

記者：後來收書渠道變得豐富了嗎？韋力：市場一直在變化，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北京搞了書市，這是我這一代藏書人的很大機遇。這麼多年很多書不能賣，書店有龐大的庫存，最終有關部門批准了搞古舊書市。這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次大批量公開供應古書，北京琉璃廠、上海福州路是中國兩大古籍集散地，琉璃廠最大，當年科舉在北京舉行，赴考學子住在南城，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參考書市場，漸漸形成全國最大的書市。所以，80年代琉璃廠的古籍書市成為全國風向標，第一次開始大規模賣古籍。一類是好書，現場排在書架上。第二類是大量殘書，當時從倉庫拉來十幾卡車的殘書，堆成一座小山。這些書不分版本不分全殘，一律五毛一本，吸引了全國各地愛書人蜂擁而上。我花171元買了四大捆書，這件事我印象深刻，是我第一次花上百的錢買書。

書市陸續舉辦幾屆，價格持續漲，幾年後停了，突然間從買方市場轉為賣方市場，這個轉變就是古籍拍賣的出現。書店突然意識到古籍的價值，這中間有兩到三年交錯期，一邊古籍拍賣，一邊書店售賣，其間差價巨大。比如一套書，上拍可能拍出三萬，但這套書在書店可能標價三千。古書不像製成品的定價，它值多少錢與成本無關，是一種人為，即所謂的藝術無價。比如宋本書，全的我們平均一冊300萬，這是一個行規。拍賣的出現順應了人們對藝術品的認同心理，我迅速去書店買很多原本嫌貴的書。早期古籍拍賣，業內說是在書店價格標籤的數字前加1，現在是在數字後面加零。

古籍拍賣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中國古書流通的整體格局，把買家與賣家吸引到一個必然的平台上。豐厚的利潤可能，使得越來越多好書聚集到拍賣公司，這個書也許我買不起，但是它出現在公眾視野了，所以拍賣公司有存在的必要，從1994年古籍拍賣專場出現，中國的古書流通格局徹底轉變了。

記者：你在拍賣會上收到過什麼特別的寶貝？

韋力：大約十年前吧，我用兩百萬拍得一部程甲本《紅樓夢》。在最近的一場拍賣中，有程甲本《紅樓夢》拍到了2000多萬，那是一套名家藏本，是我十年前拍賣價的十倍。程甲本《紅樓夢》當時印了多少不確定，但是流傳下來非常少。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有公共圖書館館藏的各類善本，程甲本的館藏紀錄是四部，可想而知它的稀罕程度。我買到的是第五部，最近拍出2000多萬的是第六部。今後是否還有程甲本出現，我不好說，但就目前來看，《紅樓夢》作為四大名著，「五四」以來一直很火，你可能會想，這次拍出2000多萬的高價，會不會接下來還有程甲本出現，我認為這種概率微乎其微，因為對這個書的搜羅已經逾百餘年歷史，不太可能之前一直沒有，最近突然大量湧現。古籍跟其他文物不同，其他的東西你可能之前沒發現，但是只要發掘一個大型古墓，就有可能出土很多，但是幾乎不可能挖出一部古書來，它太易碎。所以，無論拍出多高價，都不會有更多程甲本湧現了。

蘇州是史上藏書樓最集中之地

記者：近年你尋訪藏書樓，大概走了多少？

韋力：尋訪的藏書樓數量在四五百之間，找到了三分之二。絕大部分都變成了民居，能完好保留的不到十分之一。

記者：蘇州歷史上出了很多藏書家，你的尋訪結果如何？

韋力：我所找到的藏書樓，最集中最多的地方就在蘇州。我的第一本藏書樓結集《書樓尋蹤》，記述了我找到的100多家藏書樓，其中40多家集中在蘇州一地。我分析原因，是傳統。蘇州從清中期乾隆之後，幾乎成了中國的藏書中心，在蘇州一地產生了很多在全國有影響的大藏書家，並且帶出了一種風氣，比如黃丕烈，他們愛好對宋版書的校勘、對稿抄校本的重視，這直接影響了清代的藏書觀。這麼短時間內這麼一批人產生這麼大影響，我還沒得出研究結果。黃丕烈為什麼稱第一，他開了一代風氣，在他之前，蘇州的藏書家寫題跋，多數走校勘的路子，到黃丕烈，把題跋變成了一種文體，他把買書的心態、當時的環境等等都融入書跋，突然間把題跋從學術概念變成了人文題材，這是黃丕烈對於書跋的最大貢獻。當時人們對他的路子並不首肯，認為不正宗、扯閑。這涉及一個概念問題，書究竟是一種情懷，還是學問。其實這是兩個體系，就像你無法比較科學家和詩人誰更偉大。我只本著我的客觀——我看重蘇州的藏書氛圍，看重蘇州藏書家對中國書史的重大貢獻，這個地方產生了這麼一個群體，這個群體產生了很多重要人物，這就是蘇州的特殊之處。

記者：你這次來蘇州漫談江浙藏書文化，江浙藏書文化有什麼特點？

韋力：這得回溯歷史，江南文化為什麼在中國如此重要，學界有不同看法。從更早來看，中國以中原為中心，主流文化誕生在中國北方，黃河流域為主體。後來為什麼長江流域文化燦爛，我個人看法，一是原本的自然性，比如從吳越開始，已經很重視文化，但是我們往往認為是宋室南渡，從這時來斷代，其實吳越文化已經相當厲害，所謂主流與非主流，其實在於敘述主體。第二，客觀來看，中原文化發展的同時，江南文化也在發展，比如魏晉文化，以北方的河南為中心，江南也在發展，隋煬帝混合南北經學的時候，其實是南學高於北學的，南方文化已經有很深的積澱。江浙藏書文化的特點就跟江南文化積澱以及氛圍密切相關，喜歡細處雕琢，比如校勘學其實在南方的發達程度高於北方，校勘學的重要分支是比較，比較的前提就是大量的藏書，所以藏書家的產生跟中國語言的系統有很大關聯度。中國的語言系統以母音發音為主，產生大量同音不同義的字，漢語又是表義系統，我說「yi」，如果不解釋，你很難知道是「一」、「衣」還是「依」。古籍傳承也是這樣，古籍為什麼有大量稿抄校本、批校本受重視，而西方沒有這樣的藏書體系，就是因為一字之差意思全誤，要真正理解古人的思想，校勘學上得下大工夫，確認某個字真實的原義，它有傳抄之誤，傳抄之誤帶來理解之誤，還有字形之誤，中國古人字形很多相近，寫著寫著也會有錯愕，藏書家為了還原真實的歷史，在校勘學上下功夫，只有通過大量的藏書，才能比勘。江南藏書重視考察校本，就是這種傳統的遺留。而江南地區尤其蘇州，對校勘學尤其在意，這是跟北方藏書的很大區別。

記者：媒體流傳一種說法，你的古籍只買不賣，最終這些書會去向哪裡？

韋力：我對只買不賣這種說法一直耿耿於懷，這不是我的初衷，近似一種道德綁架。書從誕生起就是商品，買賣都很正常，並不是說賣書就不高尚了。我到目前為止沒有賣書，但並不等於我以後不賣書。我喜歡書，收藏家喜新不厭舊，每本書都很好。

到最後這些書怎麼辦，人的想法會變，我現在的態度很明確——把我的所有藏書徹底賣散，而不會捐給某個公共圖書館。首先，我不覺得捐給公共圖書館有什麼不好，因為公藏是社會的主體，恰恰因為公藏是主體，使得私人少有能跟古籍親近，我覺得人跟書的關係是一種親近的內在的呼應，視書為活物。如果市場上沒有古籍了，大家都到圖書館看古籍，你很可能是在某個展覽上隔著玻璃像看標本一樣看古籍，我覺得跟看木乃伊沒什麼區別，你對木乃伊會產生情感嗎？我更願意看到我的這些書在市場上流通，它們活著。

即便有人是出於投資來買，我覺得也是好事。附庸風雅是因為價值觀趨同，即便不讀，他認為擺一面書牆是一種風雅，證明他的價值觀跟你趨同，如果家裡的書架上沒有書而是酒瓶，不是更可悲嗎？所以，附庸風雅的人值得肯定而不是貶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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