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薩特筆下的中國

羅素與薩特是近代西方著名的哲學家。他們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分別寫下了他們所了解和理解的中國。當然，今天的中國與當時已有巨大不同，但他們以哲學家視角寫下的文字仍有許多值得思索之處。文字可以承載人類的記憶，通過這種跨越時代、文化背景的對比，我們或許會發現許多有意思的地方。

論中國人的性格

文 | 羅素

譯 | 戴玉慶

註：本文寫於1922年，距今快百年了，文中的某些「預言」，已變成現實。

西方人中間有一種論調：中國人不可思議，滿腦子的神秘思想，我們難以理解。如果到中國去長期生活體驗一下，可能也會使我抱這樣的觀點。但是，依我在那個國家講學期間的所見所聞，並沒有發現有任何跡像可以證明這種論點是正確的。我與中國人交談就像與英國人交談一樣，他們回答我也很像英國人回答一個中國人。中國人相當有教養，聰慧而明智。我根本不相信「東方人陰險」的神話。

我確信，在一場互相欺騙的遊戲中，一個英國人或一個美國人十有八九會戰勝一個中國人。可是當許多相當貧窮的中國人與富裕的白種人做生意時，這種活動常常只是有利於其中的一方，那毫無疑問，白人受騙上當，而中國人只有像派駐倫敦那樣的昏庸官僚才會如此。

中國人最博得人們讚賞的品質之一，是他們把握外國人感情的能力。不論是到中國去旅遊的，還是多年居住在那兒的，幾乎所有的外國人都喜愛中國人。儘管英日兩國結成聯盟，但是我想不起哪一個孤身在遠東的英國人，會像喜愛中國人那樣喜愛日本人。只有那些在他們中間長期生活的人，才能獲得自己的看法和標準。

初來乍到中國，一定對那裡顯而易見的弊端感到震驚：乞丐成群，貧窮驚人，疾病橫行，社會混亂，政治腐敗。每個有正義感的西方人，無不首先強烈地期待中國人能革除這些弊端。中國理所當然地應進行改革。

但是，中國人，甚至是那些本來可以避免充當不幸的犧牲品的人，對外國人的這種激情表現出無動於衷和麻木不仁的態度。他們就像等待蘇打水的泡沫會自行消失一樣，等待著中國現狀中的弊端自行消失。而且，這種盲目的觀望等待態度，也逐漸影響到被搞糊塗的外國旅遊者的理智。

等一陣憤恨過去之後，他們開始懷疑起自己原來一直確信無疑的信條是否正確。時刻提防不幸的可能降臨，是不是一種真正的明智？放棄現有的歡樂，終月想著災難的可能在某一時刻到來，是不是一種慎重？難道我們的生命應該在建造一座永遠無法居住的海市蜃樓中度過？

中國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持否定態度，因而他們能忍受貧困、疾病和腐敗。但是，作為對這些弊端的自我補償，中國人保持著文明享樂的能力。他們經常自娛、逗笑，在陽光下取樂和討論哲學。這是工業化的國家所沒有的。中國人，包括各階層的人，比我所了解的任何民族都更喜歡開玩笑。他們在每一件事情上尋找樂趣，而且總是用笑話來緩和爭端。

我記得在一個炎熱的夏天，我們一行人坐在轎子里，被抬著穿過山丘地帶，路途崎嶇險峻。這些抬轎子的苦力十分辛苦。當旅途到達山的最高處時，我們要求他們停下來歇十分鐘。他們立即生成行拿出煙斗，又說又笑，似乎對世界上一切都毫不在意。如果在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稍微有點心計的人都會在這種情形下抱怨這熾熱的天氣，以此要求增加小費。我們在那時卻擔心汽車是否已在指定的地點等候我們。

遇上有錢的中國人他們會給你海闊天空地探討一番：宇宙的星辰日月是循環式地轉動的，還是直線式地輪迴運行的；一個完美的哲人是徹底地奉獻自己，還是有時也考慮一點自己的利益。

你偶爾會遇見一些一葉障目、被假象所迷惑的白人。他們被一種假象所迷惑，認為中國是一個不文明的國家，這種人恰恰忘記了構成文明的要素。在北京沒有有軌電車，電燈也很落後，這是事實；但是，北京有許多令人神往的、非常美麗的地方，並且至今完好無損，而歐洲卻為了從這些地方挖煤槽蹋得骯髒不堪，這也應該是事實。有教養的中國人善於寫詩作賦，而不善於記住《特克年鑒》里可以輕而易舉查明的世間百事，這更是事實。

一個歐洲人在向旅遊者推薦下榻地點時，往往告訴你，那裡乘火車很方便，因為對歐洲人來說，在選擇任何一個地方的住處時考慮交通便利是最重要的。但是，中國人卻會對火車隻字不提，即使你問起，他也會答非所問。他興緻勃勃地告訴你的是，哪兒有一個古代皇帝營造的宮殿，哪兒湖中有一個棲身之地是唐朝一名憂心天下的著名詩人所建的。正是這種文化視野和看法不同，而被西歐人誤認為不文明。

中國人，上至高官顯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種冷寂而內向的尊嚴，即使是一個受過歐洲文化教化的人，也不會損失這種特性。中國人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民族都是很謙恭的。他們的自豪感來自於自信，他們承認中國軍隊不如外國軍隊強，但中國人卻認為國家的強大主要來自於人或民族的素質。我認為，中國人從心底里認為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偉大、最文明的國家，而西方人對此不能接受，因為判斷的標準截然不同。

但是，中國人的這種觀點也逐漸被西方人認為至少不是荒唐的，因為各自持有的價值標準不同，結論也會不同。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在所處環境內引起儘可能多的變化；而典型的中國人則希望得到儘可能多而奢侈的享受。西方人與中國人之間這種性格差別，形成根本的鮮明對照。

我們西方人崇尚「進步」，這只不過是渴望環境發生變化的一種倫理上的幌子罷了。如果有人問我，機器是否真正地改善了這個世界？這個問題會使我們的回答語無倫次：機器確實給世界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因此，它使世界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我們確信，十有八九所謂崇尚「進步」的西方人，所謂愛好「進步」實際上是嗜好權力，喜歡根據自己的主觀意願，使事物發生變化和差異。

為了追求這種樂趣，一個美國青年會沒命地工作，以致當他成為百萬富翁時，自己卻成了消化不良的受害者，被迫靠吃烤麵包和白開水為生。他在設宴款待賓客的許多筵席上，面對山珍海昧自己卻只能充當一名旁觀者。即使如此，他仍然會自慰地想，他能控制政治，按其投資的需要能發動或阻止戰爭。恰恰是這種特有的氣質，使西方民族具有「進取性」。

當然，中國也有抱負遠大、雄心勃勃的人，只是不像在西方那樣普遍。而且他們的抱負和雄心採取了不同於西方——並不優於西方的表現形式。他們選擇了由偏愛享受權力而產生的一種形式。正是這種貪婪泛濫，導致了中國人由強變衰。金錢意味著能帶來享樂，因而中國人把金錢作為強烈渴求的對象。

對我們西方人來說，人們渴求金錢，只是把它看作爭取權力的工具。政治家追求獲得權力，並非看重金錢，因此經常滿足於個人寒愴拮据的生活。在中國，權柄在握的官僚們，幾乎總是用權去滿足自己的唯一慾望——搜刮大量錢財。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在適當時候身持巨額財富逃往國外安享余年。

事實上，逃離後喪失了權力對他們來說根本無所謂。顯然，這樣的中國政客們所造成的社會災難，僅限於他們管轄的範圍以內。而我們西方政府則不然，為了在選舉中獨佔塑頭，不惜損害包括本國利益在內的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

中國政界的腐敗和混亂所造成的損害，遠不如我們想見的那麼可怕。我們西方的所謂「高效率」政府，特別是日本政府那掠奪成性的追求巨大權力的慾望所帶來的災難比中國要大得多。絕大多數現代政府的行為都具有危害性。因此，他們幹得越差，效果就越好。在中國，政府懶散、腐敗、愚昧，那裡卻有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這種個人自由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已喪失殆盡。

中國的法律像其他國家一樣不完善。有時候，某人因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而在國外勢力的壓力下坐牢，正如他會在英國、美國遭到同樣命運一樣。但這種情況實屬罕見；平常在實際生活中，很少有干擾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情況發生，就如個歐洲人在1914年以來，一個美國人在1917年以來，享有個人的自由一樣。

一個中國人並沒有需要隨波逐流的壓力感。人們依然只需像自己，並不擔心所得出的結論公布後會引起怎麼樣的後果。個人主義在西方已被廢棄，但在中國卻依然生存著。這有好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中國的每個勞苦百姓，或多或少保持著自我尊重和人格尊嚴，而這在西方只有極少數金融寡頭才有。

中國人的「死要面子」，經常使在中國的外國人感到荒唐可笑。然而，中國人僅僅是要求實現與他們社會生活方式相一致的個人尊嚴。每個人都要「面子」，甚至連社會地位最卑下的乞丐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想嚴重觸犯中國人的道德規範，那你就不要使他丟面子，不然你就是在羞辱他。如果你用違反中國道施規則的方式和一個中國人講話，那他一定會嘲笑你；如果中國人不想把你的行為看作是一種冒犯，那你的話必定被他們當作了笑料。

有一次，我認為我教的一些學生不像我期望的那樣用功，我就像以前對我的英國學生那樣談了些看法。但我很快發現自己犯了一個錯誤。這些學生都很不自在地笑了。我對此感到很驚訝，後來我才搞清楚了其中的原因。中國人，甚至那些最文明的人遠比我們西方人更講究客套。

然而這種習慣不利於提高效率，更為嚴重的是不利於在人與人之間建立誠摯而真實的關係。如果我是中國人的話，我將希望減少一點表面客套帶來的痛苦。但是，中國人由於遭受西方列強的欺辱已經養成了一種溫文爾雅的心性。中國人的彬彬有禮與我們西方人的直率相比，究竟孰優孰劣，我尚不敢斷言。

在一個英國人看來，喜歡妥協和屈服於公眾輿論的壓力，是中國人性格中的特點。很少有一種衝突發展成為軒然大波。滿洲皇帝的待遇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在西方，國家一旦變為共和國，人們向來是砍掉被廢黜的君主的頭，或至少將其流放到國外。在中國給皇帝依然保留皇上的稱號，華麗的宮殿，大批的太監內臣，每年九百萬元的貫俸。溥儀現在正滿十六歲，安寧舒適地住在紫禁城內。在一次國內戰爭中，他曾名義上復辟過幾天，但他又一次被推翻，並沒因為他的復辟行徑而受到任何懲罰。

在中國，公眾輿論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1920年北洋軍閥御用的「安福國會」的垮台，主要歸咎於輿論的壓力。這個國會是親日派，並接受日本貸款。對日本人的切齒仇恨，是中國人的一股最強大、最廣泛的政治激情。這場反對「安福國會」的運動，是在學生們的宣傳鼓動下發起的。一開始，「安福國會」有著占絕對優勢的軍隊力量，但當士兵們在輿論影響下明白了應當為誰而戰時，就開始倒戈。最後反對派進入了北京，幾乎不打一槍就一舉推翻了「安福國會」的政府。

這種公眾輿論的影響，在一次教師的罷工鬥爭中也起了關鍵作用，那場教師罷工鬥爭在我離開北京時取得了勝利。當時政府由於腐敗，財政資金一直緊缺，拖欠了教師好幾個月的工資。教師們被迫在學生們的聲援下向政府和平請願，強烈要求頒發工資。結果，士兵和警察出面鎮壓，雙方發生衝突，許多教師和學生都受了傷。尊師重教在中國民眾中有著深刻而廣泛的基礎，因而這件事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報界立即發表文章表示聲討此事，政府剛得了三個依憑武力強行敲詐勒索的軍閥900萬元的不義之財。政府如果拒絕教師們提出的幾萬元的合理要求，實在找不出任何借口，無奈只能向輿論屈服。我想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家裡，不會因為教師的利益而引起如此巨大的社會反響。

沒有比中國人的忍耐更令歐洲人吃驚的了。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深刻地認識到外國人對中華民族生存造成的威脅。他們清楚地知道日本人在滿洲和山東的侵略行徑，也明白在香港的英國人正在不遺餘力地破壞廣州革命，企圖建立一個親英的南方政府。

他們深知，世界上所有的列強都無一例外地對中國尚未開發的豐富資源，特別是對中國的煤炭、鐵礦垂涎三尺，虎視耽耽。日本是放在中國人面前的一個典型。日本通過推行野蠻的軍國主義，實行嚴酷的紀律，倡立一種新的反動宗教，成功地遏制了「文明的」工業主義者的貪婪慾望。

但是，中國人既不模仿日本，也不願馴服地屈從外國勢力的控制。他們考慮問題，不是以幾十年計算，而是以幾個世紀計算。他們以前曾被外族征服過，首先是蒙古人，之後是滿族人；但最後這兩個外族征服者，卻都反被他們同化了。中國的文明淵源流長，亘古不變；經過幾代人之後，入侵者反變得比中國人更像中國人了。

滿洲里地域廣闊，有一片可供移民的土地。日本人聲稱需要殖民地容納其餘的人口而侵入滿洲里。然而，中國內地遷移到滿洲的移民比日本要多一百倍。不管滿洲此時的政治勢態如何，它必然仍是中國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處境危難，滿洲里將會重新回歸中國所有。

四萬萬中國人匯聚成這樣一種強大的力量：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撓的剛強偉力，以及無與倫比的民族凝聚力。儘管中國也有內戰，但只是表面喧鬧。中國人蔑視敵人軍隊的方法，他們一直等到敵人在自相殘殺中消耗了銳氣和精力才起來反抗。

中國的文明遠比中國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統的特性。中國文明是世界上幾大古國文明中唯一得以倖存和延續下來的文明。自從孔子時代以來，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其頓和羅馬帝國的文明都相繼消亡，但中國文明卻通過持續不斷的改良，得以維持了下來。中國文明也一直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從早先的佛教影響，直到現代的西方科學的影響。但是，佛教並沒有把中國人變成印度人。西方科學也沒有把他們變成歐洲人。

在中國我遇到一些人，他們像我們西方國家教授那樣熟知西方文化。然而，他們並沒有失去文化心理上的平衡，也未脫離自己的人民。他們認為，西方一些不好的東西，如野蠻好戰，動亂不安，欺負弱小，利欲熏心，追求純粹的物質享受目標等，是不可取的。而一些好的東西，特別是西方科學，中國人則希望學習採納。

古老的中國本土文化已經變得幾近僵死，其文化與藝術已不像過去那樣具有生機，孔子的儒教已不再能滿足現代中國人的需求了。凡受過歐美教育的中國人都認識到，他們需要外來的新因素來振興他們的傳統文化。因而，他們開始轉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國傳統文化得到新的活力。

但是，他們並不希望創建一種類似我們的文明。他們期望開拓一條更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國人不被煽動尚武精神，那他們一定會創造出一種新的更加燦爛的文明。這種新文明將比我們西方人現在所能創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到目前為止，我主要談了中國人性格好的一面；但是中華民族如同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一樣，也有其不好的一面。我不情願談及中國人性格上的弱點，因為我在與中國人交往中深深感受到中國人是這樣的謙恭有禮，溫和善良，寧願說自己這些好的感受。

但是，不論是出於對中國的真正友善，還是從尊重事實的角度來看，不承認中國人性格中的弱點是錯誤的。我只要求讀者能記住，平心而論，我認為中華民族是我所遇見的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之一。同時，我準備起草一份嚴肅的起訴書，控告任何一個欺侮中國的列強。

在我快要離開中國之前，有一位著名的中國作家誠懇地要求我談談中國人性格的主要缺點。我以猶豫的心情談了三點：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說起來很奇怪，這位作家非但不生氣，反而承認我的批評公正中肯，並和我繼續討論可以對這些缺點進行醫治的辦法。這也生動地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最大美德。

中國人的缺乏同情心，使每個西方人感到震驚。他們缺乏人道主義的衝動，而這種衝動促使西方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安慰自己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給他人造成的不幸。例如，我們一再禁止奧地利加入德國，阻止他們移民和獲得工業原料，結果，除了一部分維也納人願意靠我們的救濟行善而活下來以外，許多人都餓死了。中國人沒有花精力去餓死維也納人，也不會仁慈行善，讓一些維也納人活下去。

當我在中國的時候，幾百萬人死於饑荒。有的人為了幾塊錢將自己的孩子出賣當奴隸，如果得不到這樣一筆錢，他們甚至會殺死這些孩子。救濟饑民這種行善事業，許多都是白種人在那裡干，極少有中國人所為。即便有極少的救濟金，也被貪官污吏所吞噬。

當然，也可以這樣說，西方人之所以這樣做，與其說是幫助中國人，倒不如說是出於安撫自己的良心。只要中國目前的生育率和農業生產方式依然如故，發生饑荒將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這一次饑荒中靠別人的慈善救濟倖存下來的人，也許在下一次饑荒中很難逃生。

中國只要改進農業生產技術，同時結合移民和大規模的控制生育，是可以永遠消除饑荒的。中國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了這一點，因而他們採用不同於白人靠單純救濟的方法去拯救饑民。大多數中國人對自己缺乏同情心都有一種同樣的解釋，並且對許多有關問題的看法是趨向一致的，但這裡仍然有一個問題無法理解。

如果一條狗被汽車嚴重輾傷，十有八九過路的中國人會停下來對這條可憐的狗的痛嚎感到好笑，並以此取樂。看到痛苦本身並不會引起一般中國人多少同情心。事實上，他們好像看到別人痛苦還感到很愜意開心。

從中國歷史以及1911年以前刑事法典來看，中國人決不是沒有殘忍行為的心理衝動，但我本人並未遇見這種情況。有一點必須指出，所有的西方列強都是殘忍行為的實踐者，只不過我們西方人用偽善部分地掩蓋了我們的殘忍行為。

懦弱，是中國人的令人一看便知的一個缺點。但是，我並不相信他們真的就缺乏勇氣，貪生怕死。在戰場上兩軍相戰，雙方都想逃離戰揚，勝利就屬於首先發現對方潰退的一方。但是這只能說明中國士兵是明智的人。因為沒有什麼重大的衝突，軍隊也純粹是由僱傭兵組成。當勢態嚴重時，例如，「太平天國起義」，據說中國人打得非常勇猛頑強，特別是他們在有良帥驍將時更是如此。

然而，我認為中國人與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相比，中國人可算不是勇敢的人民，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只知消極地忍耐。中國人的忍耐精神是少有的。中國人會為了在許多好戰的民族的人看來全無必要的動機，如只是為了不肯說出別人隱匿被盜物的地方而忍受折磨，甚至死亡。儘管比較起來他們缺乏戰鬥的勇氣，但他們一點也不比我們西方人更怕死，他們隨時準備承擔自殺的義務就是一個明證。

貪心，我以為是中國人最大缺點。生活艱苦，很難掙錢，為了得到金錢，除了極少數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外，許多人會貪污犯罪。僅僅為了幾分錢，幾乎所有苦力階層的人都會甘受一次死的危險。中國與日本打仗陷入困境，主要是因為大多數的中國政治家根本不能抵制日本人的賄賂。

我認為這種貪婪的缺點可能是根源於經濟條件。也許多少年代以來，品行廉潔的人在生活中吃虧了，得不到所需要的錢。只有當經濟條件改善了，這種貪婪的情況才會減少。

我不相信今日中國的貪污腐敗，要比歐洲18世紀的情形還要糟。我從沒聽說過中國的將軍比烏爾伯勒公爵更腐敗，也沒有聽說中國的政治家比卡迪納爾杜布瓦貪污受賄更甚。因此，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國人完全有希望變得像我們西方人那樣的誠實。當然至少西方人實際上如何廉潔，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我已經說起過，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有點懶散和缺乏激情外，大多聰明能幹而又多神多疑。但是，這只是他們性格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國人又很會狂熱激動，而且常常是一種集體的狂熱激動。儘管我很少見到，但這無疑是事實。「義和拳」運動的興起就證明了這點。中國歷史上也或多或少地充滿了這樣的動亂。

正是中國人性格中的這種因素使他們變得不可捉摸，甚至對中國人的將來也難於預料。你可以想像他們中一部分人會變成積極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勇敢無畏的抗日救國者，瘋狂的基督教徒，或狂熱地獻身於某個最終宣稱自己為絕對統治者的領袖。

我認為正是中國人性格中的這種因素，才使中國人成為世界上最不顧一切後果的冒險者，儘管他們平時一貫小心翼翼。雖然浪漫主義的愛情在中國遠遠比在西方更受蔑視，但是中國歷史上許多皇帝由於追求浪漫主義的愛情而丟掉皇冠。

概括中國人的性格並不容易。給外國人印象最深的僅僅是，中國人保留著一種尚未受到工業化影響的古代文明。所有這些古代文明可能在侵華的日本、歐洲和美國金融資本家的壓迫下喪失殆盡。中國藝術正在遭受毀壞，取而代之的是拙劣的模仿歐洲的二流繪畫。大多數受過歐洲教育的中國人，都對本民族的繪畫缺乏審美能力，而且輕率地認為中國沒有遵循繪畫的透視法則。

到過中國的旅遊者發規，獨具魅力的中國優良文化傳統頗難保持下去，它必將隨著工業化的到來而消失。但是，有些東西仍然可以保留下去，如中國人的某些無與倫比的優秀道德品質，這些優秀的品質正是現代社會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

在中國人所有的道德品質中，我最欣賞的是他們平和的氣質，這種氣質使地們在尋求解決爭端時更多地是講究平等公正，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樣喜歡仰仗實力。當然，中國人能否繼續保持自己溫文平和的性格，完全取決於西方列強的所作所為。假如迫使中國人面對像日本在中國實行的那種極端野蠻的軍團主義暴行，那麼中國人出於自衛而會變得更加無畏。

中國故事（節選）

文 | 薩特

譯 | 范立新

註：本篇為讓-保羅·薩特為布勒松拍攝的《從一個中國到另一個中國》（1954年出版）畫冊撰寫的序。

在這個巨大的農業帝國里，共產主義者是鄉村的主人。然而，每張照片都向我們揭示了落後經濟的弊病：手工業，人口過剩，貧困。米壽（Miichaux ）說：「中國人是天生的手工藝人……所有的人都能找來修修弄弄的活計。」真的，你看這些商人，狡黠而耐心的面容，再看他們的手，靈活敏捷從不閑著，轉動著兩隻核桃，好象希臘人數琥珀念珠。這些手就是為了修修補補和偷竊而造的，在中國，詭計與罪惡絕無聯繫，而與其他一切都有聯繫，美德，就是精心策劃。大家都有手段，當然大家就都是工匠、藝匠、狡猾的人。但是如果你認為他們的狡詐來自他們的膚色，來自他們大腦的形狀或來自他們的飲食習慣，我就會問你一個中國人和一個那不勒斯人誰更有創造才能，誰更機靈？

如果你在街頭商販那裡買煙，天知道你抽的是什麼。可是你看這位賣煙的商人，在一個蔣介石和兩個孫中山的保護之下 ，目光凝重，嘴唇下垂，他傻得有些誠實，可是他擺出的所有盒子都敞開著，他取出煙捲兒里的煙絲，然後摻進些碎末，再把兩頭偽裝好。由於沒有工業而掌握技巧的人們把時間都花在修理、維護、裝填、捆綁上面，他們補洞，防止牆壁和屋頂坍塌，然後，在兩次洪水之間，坐在路邊，守候著富人，好從他們那裡掙幾個小錢。他們的靈巧和透著溫厚的不誠實，是苦難和機器缺乏造成的。

亞洲的人群應該感謝卡蒂埃?布勒松沒描繪他們的擁擠不堪。因為這些人群並不擁擠，或者極少擁擠，它們井然有序。當然它們侵襲一切，摧毀一切，這些邁著小步、卑躬行禮、面帶微笑朝前走的老太太都是老傭人，她們中的一位怯生生地走進一幢富人的房子，去探望一個女傭，她的侄女或者表妹一下子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跟著進去，擠在一起，這所房子擠這麼多人顯得太小了，牆壁要擠塌了。這些數不清的訪問者特別讓美國人害怕。

然而，誰也無權把這樣的集結跟蝗蟲的侵害混為一談。中國的人群是有秩序的，人群佔據了人行道，又涌到馬路中間，可是每個人都馬上排好自己的位置並且承認相鄰者的位置。你看這些理髮師，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間，誰也不想為此向他們提出異議。這些象鏈環一樣的人群在束緊的時候流血了。在上海，政府在市場上出售黃金，買黃金的人排起長隊，大批人流聚集在一起，結果死亡七人，多人骨折。在中國，人群中的人與人應該保持一定的距離，然而聞名於世的中國禮儀首先就是一種防止窒息的措施。卡蒂埃?布勒松到處讓我們猜到這被分割成細小星座的幽靈般的聚集和不引人注目，而又無處不在的死亡威脅。對於我這個喜歡海一樣的人群的人，這些中國百姓既不可怕也不陌生。弄死了人卻把死者抱在懷裡喝他們的血，就象吸墨紙吸墨那樣，未見未聞。我們則更刺激，更殘忍，這就是結論。當他們離開的時候，把死者丟在身後，留下被血染紅的人行道，這是唯一的區別。

滿身污垢，美妙骯髒，這些仍然是在苦難打擊之下人們的狀況。有人抱怨嗎？飢餓和寒冷決定了那麼多可笑的發明和古怪的發現，而且窮人都是保管員，他們保存著舊傢具、舊衣服、舊工具，因為他們沒能力換新的。有人曾去他們又臟又亂的小屋尋找古代中國的傳統。我們變化很大嗎？我們不再去家裡訪問窮人，甚至有人說我們在躲避他們。是他們誇大其詞了，很久以來，他們妨礙了富人。

想想巴海（Barres）在北京的情景。我們回到1908，年，他慢步從一個收容所返回，忽然他停住腳步，看到腳下有一個布包。你想像一下，在中國，如果一個孩子死了，就用一塊紅布裹起來，夜裡把他扔到街角里，早晨，垃圾場的車子會把他拉到一處公共墳場。巴海深為感動，他怎麼不同情這美妙的習俗呢？這些鮮紅色的小山給暗淡的黎明畫上了鮮艷、明亮的一筆，他凝視著這些小山，他得到的是一種多麼純粹的藝術家的快樂啊。在那布包旁邊放著一隻死貓，一隻死貓、一個死孩子，兩朵小小生命浪花兒。巴海讓他們分享了同一段悼詞，然後進一步作了更高雅的對比，與此同時，也許有人正把一個裹在紫紅色綢緞中的妃子那溫暖美麗的身體抬上皇帝的床鋪。一個小巧溫暖的身體，一個瘦小冰冷的身體，在兩者身上有著同樣的血跡。我們找到了血、肉慾、死亡。幸運的巴海輪到他死了，他把良心的秘密帶進了墳墓。我們其他人呢，我們看到了兒童在轟炸之下或在納粹的集中營里象老鼠一樣死去，在一片紅土原野和棕櫚樹的背景之下，當有人讓我們看到一群蒼蠅正在吮食新生兒的眼睛的時候，我們轉過頭去，我們感到愧疚。要把這事解釋一下嗎？一天，在那不勒斯的一個小街里，馬廄的門開著，朝向一個陰暗的洞口，在一個巨大的婚床上，一個六個月的嬰兒躺著，小小的皺褶的臉象一塊破布，好象化過妝，他和上星期在聖?皮埃爾作彌撒的九十歲的紅衣主教相像得能讓人搞錯。他死了。這個那不勒斯被遺棄的死者，我看到一次就足夠了。我感動無法恰如其分地評價這些貧困的中國小孩身上那充滿詩意的裹屍布，我的目光穿透了它，看到一張布滿皺紋的臉，幼小得甚至不能叫他兒童。必須相信，我們已經變得無動於衷了，回憶美麗的慈禧的綢緞披巾、絲一般的肌膚的念頭已不再有。我們只想一件事，必須防止這些孩子死亡，在這個被害死的小孩面前，我們慶賀八路軍的勝利。這本畫冊是一個通告，它宣布了瀏覽觀光的結束，它以婉轉和不帶絲毫無益的感傷的方式告訴我們：苦難已經失去，並將永遠失去它的生動別緻。

在所有窮困的都市裡，窮人都帶著一個包。他們的包從不離身，當他們坐下的時候，把包放在身邊看著。包里裝的是什麼？什麼都有，偷偷從公園撿的木頭，碎饅頭片兒，捆柵欄的鐵絲，破布頭兒，如果包裝得太沉了，他們就拖著走，或者用獨輪車和手拉車。苦難似乎總是偷偷地搬家，在北京、上海、南京，大家都在推呀、拉呀，這些人正努力向前推著一輛大車，他們正在一座橋上，路面在升高，必須加倍用力，閑逛的頑童總想幫一把，好得點施捨。就象《兩分錢的希望》里的失業者守候在山坡中間，抓住馬籠頭身上拉駕轅的馬。背景上的大廈，是個燈塔，燈塔的頂端，是西方的眼睛，它轉動的目光掃射著中國，最高的三層是專門留給外國記者的，他們太高了，高得看不見地面上發生的事情，他們帶妻子和情婦在天上跳舞。與此同時，在地面上搬運夫在推車，蔣介石正被共產黨的軍隊打敗。美國人既看不到中國的古舊平房，看不到武裝起來的農民，也看不到搬運夫，而搬運夫只有仰起頭才能看到美國的燈塔。

在所有窮困的都市裡，窮人都在搜尋。他們找遍地面和地下，他們聚焦在垃圾箱周圍，他們鑽進瓦礫堆中，「別人不要的是我的，別人沒用的我有用」。在靠近北京的一塊空地上，垃圾堆積如山，這些都是窮人的廢棄物，他們全都篩選過了，他們已經搜遍了自己扔下的垃圾，他們遺憾地扔掉了僅僅是那些不能吃的、不能用的、叫不出名的、污穢不堪的東西。然而，畜群在那兒。四個爪子。每天從早找到晚。

在所有窮困的都市裡，都有偷竊。這是偷竊嗎？不，而是撿拾。這些包裹剛剛卸下，只要在碼頭上放一個多小時，就消失了。剛剛放下的時候，人們就衝過來把它們團團圍住，每人都想搶一把棉花，日復一日，撿來的棉花就能做一件衣服。這些女人的目光我很熟悉，我在馬賽、阿爾及爾、倫敦和柏林街頭都見過，這目光嚴峻、快速、捕捉力強，驚慌中帶著貪婪。必須在被抓住之前得手，這些包裹裝上車之後，小孩子們就會跟在車廂後面奔跑，雙手朝前伸著。

每天，窮人都在挖，在找，在撿。每天，工匠們在重複著習慣的動作。每天黎明時分，當古老的幽靈沿著宮殿滑過，軍人在紫禁城的花園裡操練。每天早晨，北京重組它昨日的、上周的、上一個千年的面容。在我們這裡，工業炸開了所有框框，而在那兒，人們為什麼改變呢？卡蒂埃?布勒松拍攝了永恆。

脆弱的永恆，這是一首永遠重複的樂曲，要讓它停止，必須把唱片打碎。對，會把它打碎。歷史就在城市門口，在稻田裡，在山岡上，在平原上，天天都在發生。日復一日，終會結束，這張舊唱片將會碎片橫飛。這些超越時間的抓拍照片已被精確地註明了日期，它們永遠凝固在永恆的最後時刻。

在舊中國循環往複的時間和新中國不可逆轉時間之間，存在一個中間階段，一個既遠離歷史又遠離重複的凝結期，這就是等待。城市解開了捆在一起的幾百萬個日常動作，沒人再銼，再剪，再刮，再切，再瞄，再擦。放棄了他們狹小的生存空間、儀式、鄰居，人們開始聚集，大群大群地毫無秩序，在車站，在碼頭。房屋、作坊、市場空無一人。在一些偏僻地區，民眾在聚集，在凝固，他們精巧的結構被碾碎。緊隨著舊北京空氣輕鬆的照片，一些沉重、密集的圖像出現了。等待。當民眾不承擔歷史的時候，他們正經歷著重大的時刻和無盡的等待。北京和上海的民眾不製造歷史，他們承受歷史，如同監視他們的警察一樣承受歷史，如同從他們中間經過，又從前線回來，不斷從前線回來並且不再去的士兵，如同飛走的官員，如同逃走的將軍們。製造歷史的人們從未見過帝王的大城市，他們只了解山崗和田野，在那裡中國的命運已經被決定了。都市第一次期盼鄉村的好意，歷史將以農民隊伍的形式出現。市民把鄉村看成是一個毫無生氣的空間，它連接著各個城市，軍隊經過這裡，洗劫這裡，直到人們決定在城市實現和平。然而，它突然被發現了，這是肌肉中的感覺的肌肉，城市就象尿素粒被裝進容器里。可是這些民眾並沒有害怕，在高處，美國的眼睛慌了，轉來轉去。但地面上的人們早就知道共產黨勝利了。富人們象咒罵毛澤東那樣咒罵蔣介石，農民想返回家鄉，既然一切都在共產黨手中，在村裡也象城市裡一樣能找到他們。工人和窮人開始希望，重複時代的數千個獨特的期待接近、溶化為一個共同的希望。其餘的居民排成隊列為和平祈禱，為任何一種和平。這是一種消磨時間的辦法，在拜佛和燒香之前，人們抓住機會，處理個人的事情，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撫摸偶像的鼻子，不孕的女人用自己的肚子貼塑像的肚子。儀式之後，大家在寺廟旁邊的大藥房買些能使萎靡不振的丈夫們恢復活力和給妻子們暖腳的干藥丸。

只要當局還在它的位置上，百姓就會受壓迫。警察包圍、阻止著百姓，但他們跟我們的警察有區別，他們很少打人，他們很克制，因為百姓太逼近他們了。他抬起腿，他想踢人嗎？不，他把鞋底踢進一個水窪，濺起泥水，人們會向後退。國民黨的先生們沒有堅守崗位，他們走了，還剩下一千人，還剩下一百人，很快就會一個不剩。走不了的先生們，黃種人和白種人，都被嚇綠了。在國家元首空位期，下等人的卑劣本能就會發作，他們會搶劫、強姦、殺人。忽然，上海的資產階級發自內心地呼喚共產黨，無論任何秩序都勝過民眾的瘋狂。這一次，結束了，顯貴們走了，最後的警察消失了，只有資產階級和下等人留在城市裡。搶劫，不搶劫？令人讚美的民眾，當他們感覺不到曾經壓垮他們的重負時，他們猶豫了片刻，然後慢慢地減壓，這些大塊固體變回氣態。你看這些照片，所有人都在奔跑。他們去哪兒？搶劫？不！他們進入被放棄的豪宅找東西，好像就在昨天，他們還在垃圾堆里找東西。他們拿了什麼？幾乎什麼都沒有，地板上的木板條，用來燒火。一切都很平靜，北方的農民來了，他們會發現一個有秩序的城市。

你還記得1940年6月那些坐著卡車和坦克衝過巴黎沙漠的陰鬱的巨人嗎？那真是生動別緻，沒有快樂卻有很多炸彈、鮮血和死亡。德國人想要一次輝煌的勝利，他們得到了，漂亮的SS（黨衛軍）站在帶有偽裝的汽車上，象神甫，象劊子手，象殉道者，象火星人，象一切，就是不象人。現在，你打開畫冊，孩子們和青年人聚集在勝利者的通道上，他們開心、好奇、平靜，他們交叉雙臂正在觀看，勝利在哪兒？恐怖在哪兒？這是自內戰爆發後在上海看到的第一個共產黨士兵，這是個小個子男人，長著漂亮而憂鬱的臉龐，用一根棍子挑著他的裝備，象我們的老兵從戰場上回來一樣。這個小個子男人筋疲力盡了，這些年輕的觀眾會以為自己站在賽跑的終點處。翻過這頁，從背後看著他們，這些八路軍的戰士，在他們的小陽傘下面，消失在上海的一條大街上。是這些農民奪取了城市還是城市要奪取他們？他們坐下了，在馬路上，在人行道上，在昨天還曾有一群人坐著等待他們的相同的地方。這群人重新站了起來，朝他們擠過來，這群人的個頭超過他們，看著他們。通常，勝利者會藏起來休息，可是這些人呢，有人說他們不想引起恐慌。然而，就是他們擊敗了美國人武裝起來的國民黨軍隊，就是他們圍困了日本軍隊。他們好象被周圍的高樓大廈壓垮了，戰爭結束了，必須贏得和平。這些照片極好地表達了身處這坐美麗而腐朽的城市中的農民的孤獨和不安，在百葉窗後面，先生們鼓起勇氣「我們要牽著他們的鼻子走」。

無須很久就讓這些先生們改變了主意。但這是另外一個故事，卡蒂埃?布勒松沒有給我們講這個故事。我們感謝他懂得向我們展示一次最人道的勝利，唯一一次人們可以無保留地愛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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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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