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宇：中國人為什麼這麼重視高考 知識分子沙龍

2017-07-04 謝宇 知識分子

謝宇在「知識分子沙龍」活動上發言。

《知識分子》微信公眾號：The-Intellectual

導語：

1977年鄧小平恢復高考的決定改寫了中國的歷史，對被文革耽誤了十年的知識青年來說，好像「天亮了」。1977年至今，超過1億名莘莘學子通過高考進入大學，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高考制度至今仍然是中國選拔人才的最主要制度，也是最受關注的教育話題。在今年高考結束後不久，「知識分子」組織了主題為「我的高考，我看高考」的線下沙龍活動，邀請了數位1977年、1978年高考親歷者、高考制度研究者以及大學校長和社會學者，共同回顧恢復高考的歷史，並深入探討高考制度改革的現實意義，參與討論的嘉賓包括：劉學紅（北京大學77級、原中青在線總經理）、謝宇（上海工業大學77級、《知識分子》主編）、湯超（中國科技大學77級、北京大學教授）、張曼菱（北京大學78級、作家）、劉志軍（河南大學副校長）、張端鴻（同濟大學高教研究所講師）。他們分享了自己參加高考的故事和人生經歷，也針對高考制度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方案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特别致謝「知識分子·教育觀察」欄目主持人、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先生擔任這場活動的主持人。這是一場不可多得的具有普世關懷的知識分子的思想碰撞。我們將陸續選登嘉賓的精彩觀點，今天推送的是謝宇教授的發言。

發言 | 謝宇（《知識分子》主編、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

整理 | 徐可

謝宇教授1959年出生於中國江蘇省鎮江市。1977年參加高考，1982年畢業於上海工業大學（現上海大學）冶金工程專業，獲得工學學士學位。1984年獲得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科學史碩士和社會學碩士學位。1989年獲得威斯康星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2015年，謝宇與饒毅、魯白共同創辦《知識分子》。

我在北大、在普林斯頓教書，經常有學生問我：「你成功的秘訣是什麼？有什麼竅門？」我說，實際上很簡單，你不需要去買什麼《我的成功》、《我的事業》這一類的書。反思自己的經歷，我覺得有一個原因，是運氣好，運氣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你的一生。

1976年，我中學畢業，當時我父母被下放到農村，在農村的醫院裡面工作，而我也面臨下鄉。但是還沒有等到安排我下鄉和工作，到1977年，也就一年多的時間，一下子出現了高考。

我年紀比較輕，不聽老師的話。我父母說我不聽老師的話，不是好孩子。老師認為我不認真學習。沒有一個人看好我，認為我以後就是一個沒有出息、沒有出路的人，或者可能是比較「危險」的人，因為我講話比較直，喜歡批判。所以大家都不看好我，特別是老師也不喜歡我。我當時並不在乎，也不知道未來這個世界會發生什麼，但就覺得做我喜歡的事情就行了。

這時候高考出現了，誰也沒想到還會有高考，也沒能想到還能上大學。我們在農村生活的人，都覺得上大學就像去天堂一樣，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情。

我當時想過為國家、為人民做些貢獻，想做個不尋常的人，想要度過一個不平凡的人生。我覺得當時自己周圍的人好像都太平凡了，包括我們大隊的書記、公社的書記等等，大家生活太平凡、毫無意義。我只知道我想要有和他們不一樣的生活，但不知道這個生活會是什麼樣子的，這就讓我很厭煩。這時候，高考就給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的出路。

當時老師們都知道我很聰明，他們說：「我們這所中學大概十年來所有畢業生裡面有隻有你一個人能考上」。後來，的確我們鎮上就只有我和一個學體育的學生考上了。

高考真的改變了我的人生。假如沒有這場考試，我連26個字母也不會，更別說日後的學術成就，這一切都是從上大學開始的。我本來是一個沒有人喜歡的、沒有出息的、沒有出路的、被社會拋棄的和別人不一樣的人，高考讓我一下子變成一個有機會在學術上做自己喜歡的與眾不同的事情的人。可以說，沒有高考，我就很難有這樣一條出路，所以我很感謝鄧小平。

我覺得1977年恢復高考真的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正面和積極的事情，它不僅改變了我們一代人的人生，從對社會的意義來講，後來經濟發展、改革開放、科技的進步等等更是與高考的恢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從這點來講，當時恢復高考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正確的，對社會特別有積極意義的一件事情。

高考是社會流動的途徑

我研究的方向是社會不平等、社會流動、社會分層。在每個現代社會國家，教育都非常重要，在中國尤其重要。現在中國的不平等現象非常嚴重。收入、財富、各種資源的分配，在不同階層之間相差很多。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擔心會不會出問題。

對此，我們做了很多調查後發現，中國人在心理上接受不平等的程度非常高，容忍度非常高。那麼，為什麼在中國一般的群眾對不平等接受度比較高，特別越是底層的人反而接受度更高，覺得不平等沒什麼了不起；而有文化、有層次、有地位的人的接受度有時候被認為還不夠高？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我們現在的媒體宣傳中，經常認為重要的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應該享受比較好的待遇，也就是根據你的能力、業績、貢獻來評定你的回報、收入、地位。這種認識是從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傳承下來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不平等本身並不要緊，只要獲得財富和地位的渠道是正當的，就是受認可的，地位獲得的合法性是很重要的。

大學時代的謝宇。

在現代社會中，教育就是獲得地位的一種合法途徑，比如說，什麼樣的人能做老師、做醫生，都是需要以其所接受的教育作為基礎的。所以，從這點來講，我們知道教育對社會地位的獲得很重要。即使是家庭經濟地位低的人，他還是有這種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這種相對機會叫社會流動。如果社會流動是開放的，就算存在不平等，但大家都還是有機會的，只是你的機會多，我的機會少，但我努力一下可能就補上。笨鳥先飛也好，或者是下苦功也好，如果我下了功夫彌補了我先天的不足，那麼這種不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假如個人的教育的獲得更多受到家庭背景的約束，他沒有可能通過大家認可的那種合法化的渠道，來獲得社會流動的機會，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從整個社會來講，一定要對所有的人開放社會流動的渠道，讓人們覺得大家都是有機會的，而且這種機會是合法的、公開的，是被大家認可的，是一種遊戲規則。現代社會和我們當時讀書時的社會很不一樣。我經常說，現在的年輕人是值得同情的，因為你再有才能，你再努力，你也不一定馬上被認可，不會說因為讀了大學馬上被認可；而在我們當年，戴一個大學校徽走出去，大家都會很認可你。

現在，財富的產生、資本的力量，還有政府體制、行政系統也比以前強大得多，相對來講底層人民從教育獲得地位上升的這種渠道比以前削弱了，而且他們的聲音也比較低。

總而言之，我對具體的政策沒有很多的看法，但是我覺得教育非常重要，因為這是一個獲得社會地位的渠道，這個渠道應該對所有人開放，應該是公開的，是合法的，這樣才能夠保證社會的穩定。即使在社會不平等的情況下，它也必須能夠作為一個保持社會穩定的有效機制。

不能割裂地來看高考

高考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機構、不同的層次中，和其他事情都是掛鉤的，所以我們不應該把教育和高考單獨來看。高考影響到工作和回報，這是後話。前面還有中學、小學，還有幼兒園。所以從一定程度來講，高考問題是一個教育體制的問題，也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不能夠單獨地講高考問題。

經過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以後，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強大了，應該說是市場發揮的作用更多。但從一定程度上來講，管理的程度增加了，政府的角色強化了，行政化程度比較高，社會不良現象也增加了。那麼，在當下，是不是最好的人就一定會坐在最好的崗位？不盡如此。有人說，我們的教育體制太扼殺個性，比如說學校的自主權太少，給系所的自主權太少，給老師的自主權太少。比如很多老師不能夠招自己真正想要的研究生，因為有這樣那樣的規定。

假如政府的權力太大，就會變成很多東西只能用分數衡量，分數是一種簡單化的衡量手段。人實際上是有異質性的，就算考分一樣，個性不一樣，他的潛在能力也不一樣。老師、學校也是同一個道理。除了「985」「211」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學校、不同的發展方向、不同的專業，並不是說一定是誰高誰低、誰好誰壞。當整個社會把所有的人都同質化了，都是按照分數從高到低來排位，那麼這個社會就是存在問題的。

為什麼我們在中國就一定要上北大、清華？實際上我們新建的很多學校都是很好的學校，任何地方的學校都可以出人才。在美國，任何一所前100名、200名的大學都可能出人才。而我們的做法太簡單化了，看分數、學校就知道你大概是在什麼樣的範圍，僱主招聘時候也一樣，這種做法降低了管理成本，卻帶來了很多問題。

現在的高考沒有體現人的異質性

同質性太強對學生而言不是好事情。因為他們會不知道別人怎麼想，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麼想，比如說，現在的北大清華的學生家庭背景大都比較好，家庭背景相似，經歷相似，同質性較強。但實際上，你應該要和不同層次的人打交道，我們這裡講叫做多元化（diversity）。我熟知的一位教授針對蘋果、谷歌等高科技公司做的研究，題目是「什麼樣的團隊最能夠成功？」。他的主要觀點是，團隊里應該有不同的人，異質性很強的人，文化、性別、教育背景、專業、國籍，等等，越是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越能夠產生創見。

謝宇和大學時代的導師徐匡迪（中）合影。

而反觀我們國家的考試制度，學生能夠考一樣的分數，經常看的書也都大同小異，背的課本也一樣，想法也相似，這樣就太同質化了。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現在要講高考出了什麼問題，實際上我們要反過來問，是不是我們的整個教育系統出了問題，是不是說整個社會結構出了一些問題？我們要思考的是這些更大的問題，而不只是高考的問題。

中國人為什麼這麼重視高考？

這裡面有多種原因，總結起來有三點，一是文化，二是政治，三是經濟結構。

首先，中國文化對中國人有著深遠的影響——比如作為官考的科舉制度。中國古代的官考實際上也和中國的政治結構有關係：中國的政治機構規定了不能任用親戚，但官員的權力很大，很多人都想做官，這個官職到底給你還是給他呢？沒有標準，所以到漢代有了推薦制度，後來發現推薦的不靠譜，是具有一定主觀性的。所以，到了隋朝就變成了考試制度。這是歷史上的原因。

中國人不管在哪裡，都喜歡考試，野心（ambition）也都很高。我們在美國做過一個研究發現：美國的白人，在同樣的學校里，那些來自經濟地位比較低的家庭的學生，他的讀書慾望（expectation）比較低；反之則比較高，呈現一種斜率的分布。亞洲人是不管他的家庭地位多高，都有很高的讀書慾望，這條線基本上平的。我們在中國的中西部也做了一個調查，情況類似：父母都沒有高中畢業的，有將近50%的希望小孩讀博士，期望非常高。

第二，體制的原因，就是說我們相對來講，處於一個「強政治」的環境。我們有教育部、有很多學校，在選拔學生和人才時，最方便、最容易處理問題的方式就是看分數，這樣可以按照計劃規範行事。在這樣一個體制當中，每個老師都是可以替換的，每個學生也是可以替換的。因為，這就是一個數字，就是一個編碼，沒有任何特徵，這樣，我們就很難去真正了解每一個人、每一所學校。

第三，經濟發展使中國進入了工業化時代。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當時的中國有約85%的農民。我們的父輩很多是不識字的。我們當時的大學錄取率是5%；現在中國的毛入學率接近美國，是很高的一個數字。工業化社會就是把人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了，而從事非農的工作就需要發展教育，因為農民傳統的農業知識實際上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不需要上學也不需要系統地學習。但在非農業社會，要找工作，就要看你的文憑，接受教育成為進入市場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還有，實際上，整個社會，無論是它的價值觀，還是它的體系，都是單一化的，是整個官僚的體系。什麼處級、副處級、局級，我是什麼級別，別人是什麼級別……這種與官場相應的等級制度、符號、身份，在中國社會，對人們很重要。你說楊振寧需要說自己是某某長嗎？不需要，楊振寧就是一個科學家。但是很多人都需要一個招牌，因為他已經沒有內涵了。在等級社會，改變每一個行業的辦法都是排座次，所以，一個外部的評價標準也就應運而生了。但中國不是一直這樣的，比如說魯迅、蔡元培那個時候，我覺得還是很有個性的。

北大清華畢業生獲得的好處太多了

在中國，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這個問題的答案所包含的信息量太大了，北大清華畢業生獲得的好處太多了。在中國，上北大清華這樣的名牌大學所得到的回報要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學所得到的回報。在美國，你去個哈佛、普林斯頓沒什麼了不起，你就是去了一個學校，是一個好的學生而已。

謝宇說，當年戴著大學校徽就會很受尊重。

在就業、工作、社交，甚至談戀愛找朋友方面，北大清華畢業的都受優待。甚至高校招老師，有人說差不多背景的人，我看不出誰好誰不好，但我們就要北大清華畢業的，這在美國是不可想像的。這個信號太大，利益太大，回報也太大。家長對上清華北大名校的熱情非常高，這個社會給他們這些上清華北大的人的回報也太高，這不合理。

隨著大學入學率的提高，我們的文化不適應這種現狀。以前是幾百個人裡面、幾千個人裡面才有一個讀書的；現在富裕了，大家都讀得起書。這樣，讀書就應該變成一個基本的條件、是一個常態，並不要把它捧得太高。上好的大學沒什麼了不起，只不過是你有個不錯的開始。我跟北大、清華的學生講，你們是運氣好，因為考試當中多出來的一兩分都是隨機的現象，你就是比人家運氣好才進來了。即使你真的智商高，也不一定做得出成就。不要太認同考分高的人，比如說，美國的比爾·蓋茨、喬布斯都是大學沒有畢業的，我覺得馬雲也蠻好，普通學校的大學生也可以做得很好，社會應該提倡每個人都是優秀的這樣的風氣，即使考不上北大清華，畢竟不可能每個人都能上名牌大學。既然是精英，精英一定是少的。其餘的大部分人也要有出路，要有追求。

所以中國的問題，我覺得不僅是「北大清華」的問題，是大多數人不讀北大清華，讀普通高校或者讀普通專科技校，他們不受老師的重用，他們挨父母的罵、被罵沒出息，整個社會也不重視這些人，他們是受苦的。

所以整個社會要改，首先從教育上、從政治上，要解決大多數人的問題。

觀眾提問1：您從工科領域到社會學，然後從事社會學研究，是如何選擇自己的專業的？

謝宇：我們讀大學的時候，志願幾乎都是自己填的。那時候社會需要冶金，所以我就學了鍊鋼。當時我們都認為科技就能夠救國，後來讀了兩三年大學以後就發現並不是這樣。我們當時不許轉專業，所以我就讀完了冶金專業。在我們77級那一屆，不僅恢復了高考，還有一次機會，就是教育部組織的選派出國，據說也是鄧小平做的。於是，本科畢業後，我就考了科學史專業，官派出國。

我學科學史的原因就想了解西方的歷史和它的文化。我覺得科學技術與經濟和其他都是分不開的，所以我就想去了解西方的哲學和文化。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我本身又對現代社會很感興趣，所以我當時暑假沒事就選了一門課，叫做社會學方法。在這門課上，我碰到一個老師，老師說，你這麼有才，應該來學社會學。我說我沒有錢，他說你可以申請到獎學金。就是這樣一個偶然的事件，讓我改學了社會學。後來，我也碰到兩三個這樣的老師，說我很有才，應該改專業。我說不能再改了，我已經改了兩次了。我還遇到過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他也要我轉學經濟學，我也沒改。回首這樣一段經歷，我覺得自己很幸運。社會分工就是應該讓每個人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做到了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觀眾提問2：想要請教一下謝宇老師，在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可能並不完全是一個褒義詞，但是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你創辦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公眾號是怎樣一種情懷或者是怎樣一種期待。您認為高考或者高等教育在培養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上應該承擔怎樣的職責？

謝宇：我不認為我是「公共知識分子」。我是一個知識分子，但不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首先，我覺得社會一定要有分工，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不喜歡被人管，我也不管別人，把我分內的事情做好就好。

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就是一個獨立思考的人。而我就是一個獨立思考的人，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夠獨立思考。我覺得中國的種種傳統使得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思維、知識面、意識形態都太單一。我們要有創見，就必須要有不同的想法，我們可以去懷疑和挑戰權威。沒有懷疑，就不可能有科學，也不可能有愛因斯坦，不可能有牛頓。

科學的本質就是懷疑，知識的本質也是懷疑。我們要懷疑就是要跟權威做挑戰，這一切的基礎，就是要獨立思考。所以，我們創辦《知識分子》的初衷或者目標主要是給中國帶來一個不同的價值觀。用饒毅的話來講，就是科學價值觀，就是科學至上的價值觀。對我來講，就是個人為主體，自己為自己考量，而不是依靠一個單位、一個課本、一個系統的體制來想問題。中國最缺乏的就是以個人為代表的個體甚至產品。我覺得，目前我們缺乏有個性的產品和企業。

我覺得人的價值就在於個體而不在於群體。我們都吃同樣的菜，上同樣的學校，受同樣的教育，喊同樣的口號，看同樣的東西，這樣的大眾文化是一個大趨勢，但是這與人類本身的文明是相違背的。你去讀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人文主義，就是把人的本質解放。追求一個人的異質性，而不是被同化掉。這就是我想追求的。

製版編輯：徐可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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