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竟然認為抗日戰爭一半是對的一半是錯的！

作者：步平，男，1948—2016，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黨委書記。主要研究方向是中日關係史、東北亞國際關係史、日本侵華史、抗日戰爭史。

（「大東亞共榮」宣傳畫）

（此篇接上篇《為什麼日本總說自己是二戰中的「受害者」？》）

日本擺脫了西方列強的壓迫，變成了亞洲的強國後，卻使用西方列強對待亞洲的方式對待中國、朝鮮，同時還強調西方列強的壓力，聲稱可以代表尚未進入文明世界的中國和朝鮮的利益，即代表東亞的利益和西方作戰，並始終強調日本的「民族主義」的正當性和正義性。其實，在中國與朝鮮的眼中，日本已經是列強的一員，是躋身於西洋列強中的「東洋列強」。但日本卻根本不顧中國、朝鮮的感受，自認為能夠代表東亞，所以提出了以日本為主導的「大東亞」的概念，而且還鎮壓不認可其領袖地位的中國、朝鮮的抵抗運動，導致了與中國、朝鮮的衝突。

這是中日兩國近代體驗的更重要不同之處。

上述的差異導致中日兩國對許多問題的認識的差異。例如對「民族主義」的理解。日本的民族主義，在成為強國前，確實有抵抗西方列強的意義，但是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後，他的民族主義逐漸走向反面。所謂的「大亞細亞主義」，已經失去了對抗西方列強的正當意義，而是壓制東方的「國家主義」了。進一步發展就走向了支配朝鮮、侵略中國的戰爭。所以日本戰敗以後，日本的知識分子特別厭惡日本軍部和政府一直鼓吹的「愛國」這個概念，他們覺得「愛國」把日本拉到戰爭道路上去了，所以對於民族主義是持批評態度，對近年來日本保守勢力鼓吹的「愛國心」教育，也有許多批評。我們近代的體驗與日本不同，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民族主義的指向是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是我們用以凝聚力量的重要手段，所以可以說是「健康」的。中國從未有過日本那樣作為東洋強國的體驗，所以也不會像日本的知識分子一樣厭惡「愛國主義」。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也與日本戰爭中的「愛國精神」完全不同。當然，我們今天也應注意將民族主義極端化的問題，因為時代已經改變了。

（二戰期間狂熱的日本人民）

另外，對中日歷史上的同一問題的認識，兩國的觀察角度也會有所不同。

例如，1931年到1945年，在中國被稱為「抗日戰爭」時期。這一時期從我們的角度看，九一八事變後進入局部抗日時期，盧溝橋事變後進入全面抗日時期，至於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們的對手都是日本，沒有變化。但是，同樣的時期，站在日本的角度來觀察的話，會有不同的認識。1931年到1937年，是日本與中國發生衝突和調整關係的時期，1937年後開始了「日中戰爭」，而1941年12月8日後，日本認為主要對手發生了變化，成為美國。所以，關於同中國的戰爭，日本的社會輿論70%認為是侵略戰爭，是錯的。但對1941年之後對美國的戰爭，則有70%的日本人認為是亞洲的「解放戰爭」，是以歐美為主要對手。這也是日本將戰爭稱為領導東亞同西方作戰所謂「大東亞戰爭」的原因。

（日本歷史教科書書影）

還有，中日雙方的歷史教育差別也挺大。中國的歷史教育比較關注1840年以後的近代史，但是在日本則重視古代史，近代史則不大受重視。而且日本的老師在課堂上，講古代史的時候會配合許多資料，繪聲繪色地講許多故事，但到學期結束的時候，才開始講近代史。所以近代史教育很薄弱。比如，在日本的《世界史》教科書中出現的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人名有135人，而近代史上的人物只有36人。《日本史》教科書中，古代的中國人介紹了22個，近代史的人物只介紹了11個。中國的情況相反。我們的教科書講日本古代歷史特別少，講近代日本發動的侵略與戰爭的歷史比重比較多。這樣的歷史教育導致了雙方學生歷史認識的錯位。雙方學生在對話的時候，往往發生爭論，其原因是知識的不平衡。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15級碩士研究生 雷曉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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