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金生

1936年1月4日，《救國時報》（1935年11月，《救國報》突然被法國當局勒令停刊。後經吳玉章等人的努力，更名為《救國時報》重新登記出版）又以「第二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的醒目標題，首次倡導第二次國共合作。這表明，此時中共已經積極開展爭取南京政府上層人士的工作。而與此同時，國民黨的政策也有所變化。

華北事變也直接威脅到南京政府的存亡，「若干其他帝國主義為了它自己的利益，也暫時地贊助中國的統一與和平」。蔣介石在關係南京政府存亡的抉擇面前，在對日交涉中採取較前強硬的態度，並制訂了三年國防計劃，準備抵抗。對內，想用「軟」的一手，「收編」紅軍，「招撫」共產黨，以實現「安內」。

鄧文儀

企圖通過蘇聯壓制中共

就是在此背景下，國共開始了秘密接觸和談判。1936年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和潘漢年與南京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在莫斯科會面。鄧文儀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擔任過蔣介石的侍從秘書。1935年4月任駐蘇聯大使館武官。蔣之所以選擇鄧文儀，因為鄧與王明的同學關係。蔣了解到蘇聯方面希望國共合作的意圖，試圖通過共產國際壓制共產黨在合作中讓步。

1936年春，鄧文儀按蔣的旨意同王明接觸，提出了三項條件：一、取消中國蘇維埃政府，其所有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二、改編中國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因為同日軍作戰必須有統一指揮；三、國共兩黨間恢復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此情況下，共產黨繼續獨立存在。鄧還提議改編後的紅軍可開到內蒙古前線抗日，或劃給西北部分區域作為紅軍的基地。但不料談判期間，蔣突然回電令鄧文儀停止與王明接觸，立即趕赴柏林。這使王明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他當面責問鄧，是不是根本就沒有什麼談判，沒有什麼蔣介石的委託，一切都是「在耍手腕」？其實鄧文儀也深感錯愕，不知道其中的內幕。而真實原因是1936年1月22日蔣介石與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一次會見。蔣在會見中要求蘇聯與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以便國共和談；鮑始終予以拒絕，甚至明確宣布不介入。蔣見指望蘇聯壓中共和談已經不抱希望，認為與王明談判已無實際意義，於是，終止了這次接觸。在蔣看來，與其通過共產國際，還不如利用紅軍的困境，直接在國內找中共中央直接進行談判，也許會更容易些。於是，他委派陳立夫、宋子文等負責秘密與中共接觸。

董健吾

各自派出秘密聯絡人，雙方提出的條件差距甚大

宋子文方面找到的聯絡人是有「紅色牧師」之稱的董健吾。1936年1月，宋慶齡秘密約見董健吾，要他攜一封重要信件到陝北面交毛澤東、周恩來。董為宋子文聖約翰大學同窗學友，此時在上海聖彼得教堂以牧師身份潛伏。為便於通行，還經宋子文給董弄了個國民政府財政部「西北經濟特派員」的頭銜，並化名周繼吾前往。1936年2月下旬，董健吾到達陝北。毛澤東表示「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毛澤東還提出「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等五項條件。蔣介石卻只想收編紅軍，不同意政府改組和組織「聯軍」，雙方所提的條件差距甚大。

陳立夫找的秘密聯絡人是曾養甫。曾養甫當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政務次長，他委託既是老同學又是下屬的諶小岑負責與共產黨打通關係。諶小岑早年是天津「覺悟社」成員，與周恩來、鄧穎超交往頗深。後因政見不同而分手。諶小岑領命，立即寫信給朋友、時任北平中國大學歷史教授的呂振羽。呂接信後，立刻轉給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部長周小舟。周小舟又將情況向中共北方局做了彙報。北方局決定派周小舟、呂振羽到南京與國民黨談判。1936年1月，周小舟到達南京與曾養甫談判。談判並不順利，中共方面要求國民黨當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開放民主，承認蘇區合法地位；國民黨方面要求中共軍隊接受改編，最終因分歧太大而終止。

在與周小舟談判的同時，曾養甫還籌劃打通與中共中央的直接聯繫。他請在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任職的中共地下黨員左恭出面物色一名赴陝北的信使。左恭推薦了張子華。張子華曾擔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組織部秘書，臨時中央被破壞後，他仍留在上海堅持秘密工作。這樣，張就作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使者前往陝北。臨行前，曾養甫再三囑咐，此行乃絕密行動，務必謹慎。張子華滯留西安時恰巧遇到同樣前來談判的董健吾，他們分別來到張學良官邸，請求張提供援助。張、董原就認識，此時不期而遇，驚異之餘，也只好裝作互不相識。在張學良「介紹」之下，互相寒暄。1936年2月底，張子華和董健吾乘張學良提供的飛機前往陝北並同時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當然，二人都不知對方此行的目的。

曾養甫

因此，張學良從中知道蔣介石與共產黨秘密談判的事實，所以蔣介石到西安督戰時，問及張學良有無與中共要員會面時，張坦然承認，並反問蔣介石：「年初委員長不是派人去陝北蘇區嗎?」蔣竟強詞奪理地說：「只許我通共，不許你通共。」因此激怒了張學良，迫使其發動「兵諫」。

張子華單獨向在瓦窯堡留守的博古做了彙報，又趕赴前線向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彙報。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前線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與國民黨聯絡、談判問題。從此張子華數次往返於國共兩黨之間，傳遞信息。經過半年左右的溝通，中共中央確信國民黨對談判頗有誠意，遂決定派由莫斯科回國的潘漢年前往上海。張、董二人的使命隨之結束。

秘密談判期間，中國共產黨為促成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不斷調整對蔣政權的策略方針，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1936年4月9日，毛澤東、彭德懷致張聞天的電報指出：「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在這個口號之外，同時發布主張內戰的討蔣令，在今天是不適當的」，「我們的基本口號不是討蔣令，而是抗日令。」 同月25日，中共中央還發表了與該電報精神一致的《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不久，中共方面就停止了「反蔣」的宣傳，5月5日，在《停戰協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指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為保存國防實力，團結抗日，黨中央停止了紅軍的東征，不再稱蔣介石為「漢奸」「賣國賊頭子」，而稱「蔣氏」「蔣介石氏」，也不再提「反蔣」「討蔣」，而是促進蔣介石氏的「最後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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