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的終極關懷

馮友蘭，中國哲學大師，1915年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1919年赴美留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52年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90年11月26日，馮友蘭先生以九十五歲高齡辭世。陳來教授在懷念中細細勾勒出了恩師馮友蘭的終極關懷。

1983年，這一年馮友蘭先生與金岳霖先生都到了八十八歲，馮先生題聯一付，賀金先生壽，這上聯是"何止於米相期以茶"，下聯是「論高白馬道超青牛」。「米」字可分解為「八十八」，故八十八歲有稱為「米壽」的。"茶"字可分解為廿和八十八，故一百〇八歲稱為"茶壽"。上聯表示祝賀，並以茶壽相期；下聯是指金先生的學問，表示推崇。公孫龍著有《白馬論》，「論高白馬」 是說金先生邏輯分析的水平高於公孫龍。「青牛」指老子，金先生有《論道》一書，這是中國現代哲學中的一部著名形上學著作，「道超青牛」是推稱金先生《論道》可以超越《老子》的道論。

馮先生又以"何止於米相期以茶"為上聯，更作下聯"心懷四化意寄三松",以為自壽，並把這付對聯掛在了書房的東牆上。在這下聯中，"心懷四化"是淸楚的，表明馮先生對祖國現代化事業的關注。"意寄三松"，馮先生在北大燕南園的居所名為"三松堂"，這一點至少讀過《三松堂自序》的人多已耳熟能詳；至於馮先生所寄何"意"，在這付對聯里沒有說，照外人的理解，容易想到這可能是馮先生晚年優遊涵泳於燕閑之中的寫照。

1988年春夏間，自海外還家，去看馮先生，與馮先生相別已近二年。馮先生見了我，稍事寒暄，即問我是否還願意給他的寫作《新編》幫點忙，得到我的肯定答覆後，馮先生很高興，說："我近來換了一付對聯。"我順馮先生的手看去，果然，東牆上的對聯已經換了一付新的，這對聯是：

闡舊邦以輔新命

極高明而道中庸

這付對聯是1988年2月寫的,直到馮先生逝世，一直掛在書房。就這付對聯來說，它的上聯出典於《詩經》，其下聯則取自《中庸》的成句。馮先生1987年夏天根據《詩經》舊邦新命的意思，用「闡舊邦以輔新命」這一句話來表達平生的志事，即其一生學術活動的經歷與方向。然後又以此為上聯，而把「極高明而道中庸」作為下聯，形成了一幅對聯。馮先生說「我還打算把這副對聯親自寫出來，懸於璧上，以為我的座右銘」。1988年2月馮先生把它寫出來了。

關於這付對聯，馮先生自己還說過："上聯說的是我的哲學史工作的意義，下聯說的是我的自我修養的目標，這兩句話，是我的自勉之辭。"這付對聯的兩句話與馮先生學術思想的關聯，了解馮先生的人或研究馮先生的人一看便知，而這種聯繫對於一般人來說，就不見得是一目了然了。

"舊邦""新命"出於《詩經·大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1980年馮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自序里說："在解放以後，我時常想：在世界上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其他古國，現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國還繼續存在，不但繼續存在，而且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上有句詩說：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個特點發揚起來。""對於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我還自以為有點理解，有點體會，値此舊邦新命之際，我應該把我的一點理解和體會寫出來。"1982年後，馮先生在接受哥倫比亞大學贈與他名譽文學博士的儀式中致答辭，在答辭的結尾他說：「我經常想起儒家經典《詩經》中的兩句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就現在來說，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而又同時促進實現新命。」 這段話可以看作"闡舊邦以"新命"的一個最好的腳註。"闡舊邦"不再是三十年代《中國哲學史》的"釋古"，這個"闡"是寫出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體會，以便使新時代中的中國能夠保持文化上的同一性（identity）。同時，這個"闡"又是為了促進新命的實現，馮先生明確指出，所謂"新命"就是現代化。舊聯中的"心懷四化"指的也就是這個現代化的"新命"。

上聯寫的是馮先生晚年（1980—1990 ）學術工作的目的和宗旨，下聯則是馮先生一生追求達到的精神境界。《中庸》說：「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馮先生平生最推崇"極高明而道中庸"一句，雖然他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不必與《中庸》的原意相同。馮先生在"貞元六書"中最重要的著作《新原道》中提出， 中國哲學主流的傳統，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馮先生認為，西方的基督敎文化和東方的印度文化中都講到極高的境界，但其境界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不兼容，馮先生說這種哲學的境界指向"出世"， 因而是"極高明而不道中庸"。而另一些哲學，論政治、說道德，卻講不到最高的境界，馮先生說這種哲學即普通所謂"世間"哲學，是"道中庸而不極高明"。在中國哲學中，人們日常的社會生活稱為"人倫日用"，馮先生說：「中國哲學有一個主要的傳統，有一個思想的主流。這個傳統就是求一種最高底境界。這種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離乎人倫日用底。這種境界，就是即世間而出世間底。這種境界以及這種哲學，我們說它是 極高明而道中庸 。」 所以馮先生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高明是指最高的精神境界，中庸是指這種精神境界的實現並不離乎人倫日用，馮先生認為這是中國哲學的傳統，是中國哲學的精神。

「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而"字表示高明與中庸不可離，有高明而無中庸，就流於虛；有中庸而無高明，便失於俗。至於"高明"是一種什麼具體的境界，這句話並無表示。但就馮先生自己的了解來說，他所追求的高明境界與耶、佛、老不同，這個境界用《新原人》的話，就是「天地境界」，宋儒程明道說「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就表示了這一種境界。「廓然大公」就是「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物來順應"就是"無心以順有"。這個境界是馮先生所了解的"極高明而道中庸"境界的具體涵義。

大體上說，在這付對聯中，上聯說學問，下聯論境界，或問：此聯可為馮先生一生之槪括乎？答曰：不盡然也。馮先生的哲學工作，從來都是時代的產物，與時代和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但不同時代馮先生給自己提出的目標和宗旨有所不同。《新理學》的自序說："以期對於當前之大時代，即有涓埃之貢獻。"《新世訓》自序中也說："我國家民族方建震古爍今之大業，譬之築室。此三書者，或能為其壁間一磚一石歟？"然而，哲學家之貢獻的性質必定與奮鬥的將士、勞作的工農不同，馮先生當時自己所了解的他的工作的意義是什麼呢？《新原人》的自序對此有明白的表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這表明馮先生四十年代對於他的工作意義有明確的自覺，這就是，他作為哲學家對民族大業的「涓埃貢獻」是從哲學的高度探討國家治平的方向和為國民提供安心立命的資源。到了貞元六書的後期，馮先生越來越意識到，就哲學工作自身的特殊性質來說，他的工作總體上有一個特點，即"繼開 。"繼" 是繼承中國哲學的傳統和精神，"開"是把中國哲學發展為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繼往開來。馮先生把他的"新理學"體系說成"新統"，表示他認為自己構建了一個適應時代的新哲學。由此可見，就馮先生的自我期許來說，四十年代他是要"安身心以致本平"、"繼往聖而開新統"，因而「闡舊邦以輔新命」是不適於四十年代的馮先生的。因為四十年代的馮先生並不是努力論釋中國古典哲學，而是著意完成一個新的體系、新的哲學。

文革後的馮先生對自己的期許不再有張載四句的"四為"氣槪。這是十分自然的，馮先生這時"心嚮往之"的，就學術來說，就是"闡舊邦以輔新命"， 但馮先生並不企圖為現代化的中國提供一套正統哲學，像四十年代他曾做的那樣。這一次，他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準備"，而不是"建構"。他說："通觀中國歷史，毎當國家完成統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處的時候，隨後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包括自然、社會、個人生活各方面的廣泛哲學體系，作為當時社會結構的理論基礎和時代精神的內容。""中國今天也需要一個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廣泛哲學體系，作為國家的指針。"馮先生並不認為他自己應構造這個中國今天所需要的哲學體系，他只是希望"為這個廣泛的哲學體系準備村料、鋪設道路"。也就是說，在他看來，中國需要這樣一個哲學體系，但這一體系即適應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體系還未產生或還未完成。他提出："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其一就是德國古典哲學。為現代中國服務的包括各方面的廣泛哲學體系，會需要中國古典哲學作為它的來源之一嗎？我看，它會需要的。"馮先生認為他為"新命" 所能作的，不是為中國哲學的發展定基調，也不是為中國哲學的發展預製部件，而是為中國哲學的發展提供營養品。所以，《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意義， 不僅是哲學史的，也是哲學的，馮先生說："它應當不僅是過去的歷史的敘述，而且是未來的哲學的營養"，"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値的東西，闡發出來，以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養料，看它是否可以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來源。"這些話可以說是馮先生"闡舊邦以輔新命" 的具體解釋。"意寄三松"則表達了馮先生的精神狀態和修養境界，表達他在從事中國哲學史工作的同時，還在追求一種精神的境界。

"闡舊輔新"這付對聯要表達的意思已如上說。馮先生稱這兩句是"自勉之辭"，固然不錯。在這個意義上，用《三松堂自序》的話來說，就是"明志"了。而在我看來，其意義高尚不止於此。事實上，"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以說是馮先生學術生命的根本動力，是一個對於他具有終極性的文化信念。在這個意義上，用田立克的話來說，這句話及它引發的文化信念，構成了馮先生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這副對聯正是體現了馮先生終極關懷的狀態。田立克的"終極關懷"本是以基督宗敎為基礎提出來的，但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識分子並沒有對終極者的強烈的超越信仰。從古典儒學到宋明儒學以及"新理學"，都顯示出，對民族和文化的眷注是對中國知識階層具有終極意義的關切。在這一意義上，馮先生的文化活動及其對聯為研究人文主義文化中終極關懷的性質提供了一個難得的例證。

我自己還有一種感覺，這付對聯寫於馮先生雙目失明前不久，它不只是為了自勵銘省，事實上也是馮先生對自己晚年的一個總結。馮先生逝世後我原想作一付輓聯，可是臨到吿別遺體的那個上午， 我突然想到，"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 馮先生的這付對聯才是他最後十年生命活動的最好寫照。上聯講學術，下聯講境界，合而觀之，正是一個中國特色的學者的生命形象。所以，我就把幾乎寫好的輓聯置入篋中，而改以一篇傳統體例的祭文來悼念他。

如果不限於這付對聯，廣義地說，"極高明" 亦指哲學思辨的程度。思維的抽象，古語謂之「經虛涉曠」，所以馮先生在《新原道》中即以能經虛涉曠作為評定中國哲學史上各派學者是否"極高明"的標準。馮先生一生追求思辨的"高明"，與他追求境界的"高明"是互相補充的。去年《新編》寫到熊十力、梁漱溟，一日馮先生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我現在覺得我的哲學見解很高超！」 這是指馮先生在這次寫熊、梁時得到的新認識。馮先生認為這兩位對"直覺"的了解很有見地，而這一點馮先生自己從前是不十分重視的。根據對熊、梁的新認識，馮先生綜合了理性與直覺，提出了他的較全面的看法，黑格爾曾說過，哲學史本質上就是哲學， 馮先生正是如此，他寫哲學史的過程同時是他發展哲學思維的過程。古人有所謂"見道之樂"的說法，馮先生晚年的一些看法是否屬「見道」，不必有一致的意見，但他由理性思維的收穫所發生的樂，其性質屬於「見道之樂」應無可疑。

"闡舊輔新"這副對聯表達了馮先生學問境界的追求，不過，並未涉及馮先生學問境界的具體特點。金岳老故去的那一年，馮先生寫了一篇文章紀念金老，寫好給我看，見其結尾處說金先生可稱是「晉人風流」，我即說：「您可謂 道學氣象 。」馮先生撫髯微頷之。1985年冬馮先生九十壽辰，前一晚馮先生在海淀全聚德宴請親朋友好及敎研室同仁，我贈的一付對聯掛在馮先生正座的右首上。蓋前一星期我對馮先生說：「先生大壽，我寫了兩句不成文的東西。」馮先生說念來。念畢，馮先生說： "大體是很好，但下聯末一句高尚嫌有未工處。"我說就請先生在上改一改，馮先生沉吟半響，在紙上改移了幾個字，這對聯是：

極高明別共殊覺解真際心通天地有形外

道中庸任自然後得混沌意在逍遙無盡中

上聯講學問，點出馮先生思想精要在「別共殊」；下聯講境界，指明馮先生境界的內容是"任自然"。據說馮先生頗為滿意。從我自己今天來看，這付對聯作為壽聯還是不錯，"意在逍遙無盡中"是為了表說馮先生境界的同時貼上"意寄三松"，而這一句若不作為壽聯，就顯得道家氣多了些子，也許改作"性定人倫日用中"略好，（性定之說取自程明道《定性書》）惟稍嫌不工耳。

蕭箑父教授賀馮先生壽有詩云"舊邦新命傳真火，蠶賦雲歌盼好春"，真火即人類幾千年積累的智慧，馮先生曾說："我感覺到，歷來的哲學家、詩人、文學家、藝術家和學問家都是用他們的生命作為燃料以傳這團真火"，"都需要用全副的生命去做，李商隱有兩句詩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蠶是用它的生命來吐絲的，蠟是用它的生命來發光的。"在這"闡舊輔新"的十年中，馮先生正是用全副生命來思想和寫作的。他在今冬病重時仍未停止思考，他吃力地對我說："我躺在醫院裡，又有許多新的想法，但現在還沒有氣力說出來。" 他的哲學思考，直至他用盡了全部生命的能量才停止，可謂精思志道，死而後已。

古人每雲，人之所養所學，發為文辭，不只表於著述，亦可見於詠題。我每讀馮先生之文，不論長短，未嘗不嘆賞其意味深雋，這種意味乃是一種文化的積養與體味所致，與為記誦辭章之學者所達不同，對此我常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感。我的此文雖是論馮先生"闡舊輔新"的對聯，對其所以為此對聯的精神境界卻不敢多論，蓋孟子謂知言為難，而至荊公亦有"難寫是精神"之論。"精神境界"是馮先生哲學思想與體驗受用的核心之點， 其為文為說之所以過於人者，皆在茲乎！

寫於1990.12. 20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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