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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神秘的一所大學,它只存在過8年,卻成了永遠的第一

中國曾經有過這麼一所大學:

在抗日戰爭中倉促搭起,被稱為「史上最窮」,

校舍破舊得梁思成摔桌子發脾氣;

它僅僅存在了8年,

卻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8位「兩彈一星「元勛、171位兩院院士,

讓牛津大學的學者不遠萬里前來拜訪求教,

驚呼:它是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它就是西南聯大。

總有人問:什麼樣的大學才算一所好大學?

在我看來,

它不在於是否有豪華的大樓,

而在於有沒有最優秀的老師。

1937年回國任教於西南聯大(圖為西南聯大校門)

西南聯大操場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炮火連天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危急關頭,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同時接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三校南遷長沙,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

可師生們剛到長沙不久,上海、南京淪陷的噩耗就接連傳來,日寇步步向內陸進逼,長沙危在旦夕。

「國家亡了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全亡了!」

為了保住文化血脈,大家決定兵分三路,舉校西遷昆明。

一場「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合并,在長沙組建臨時大學。1938年春,又西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慰勞湘黔滇旅行團到達昆明。

炮火聲中,聞一多夾著幾本書,拉著孩子直奔隊伍。路上碰見臧克家一臉震驚地問:「那麼多名貴的珍本你都不要了?」

聞一多說:「大片國土都丟了,幾本書算什麼!」

當時日本人宣稱,如果留下來教書,就會有豐厚的報酬,生活舒適又體面。聞一多得知,狠狠地「呸」了一聲,拂袖而去。

戰火的另一邊,陳寅恪正忙著為父親辦喪事,日本憲兵隊送來勸降留任的請柬。陳寅恪知道,若當場拒絕,必遭迫害。但他不甘心白白受死,「在學術上支持祖國,是我的責任!」於是,他喪事還沒有辦完,就悄然離京,加入隊伍前往西南。

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

就這樣,300多名師生,3600里長途跋涉,歷時68天,一路風餐露宿、饑寒交迫……憑著堅強的意志,終於在1938年4月成功抵達昆明。

危難當頭,

我們要守護的不僅是民族文化的未來,

更是一股永不熄滅的精神火種。

西南聯大的傳奇,

就是由這一副副看似孱弱的肉身下的堅強意志,

徐徐開啟、築壘鋪就而成的。

到昆明後,由於經費不足,校舍條件很差。教室是土牆、塗上綠漆的鐵皮屋頂,每逢下雨,屋頂就吵得沒法上課。

有次,經濟學家陳岱孫上課,中途大雨傾盆,他索性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停課賞雨」四個字,學生們就靜靜地聽了一節課的雨。

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夫婦二人起先交的設計稿幾次被校長無奈「退回」,因為實在沒錢買材料,連鐵皮都買不齊,最後只能用茅草搭屋頂。

學生宿舍則是茅草屋。土牆上開幾個方洞,豎幾根樹棍,就是窗戶;一間宿舍足足塞下40人,桌椅是沒有的,只能把裝肥皂的箱子當作書桌和衣櫃。

學生宿舍。

食堂就更不說了,連凳子都沒有,只能站著吃飯。伙食也不好,米飯裡面常常摻了很多砂子,每天吃的都是鹽水煮菜。

有個學生潘琰,總是最後一個去食堂,用便宜價買到鍋巴。那鍋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連倒泔水的農民都不要,可潘琰硬是把鍋巴買回去,用開水淘一遍,然後再用鹽水泡著吃。

教授們也不復以前的優雅形象,破衣爛衫者比比可見。某天有個女生走夜路,忽然聽到後面有奇怪的腳步聲,以為是壞人,戰戰兢兢回頭一看,竟然是化學教授曾昭掄:他穿著一雙前面露著腳趾、後跟爛了提不起來的「空前絕後鞋」,只能用古怪的姿勢拖沓著往前移動。

西南聯大學生以大地當餐桌。

可即使窮困到這個份上,師生們對學問的熱情絲毫沒打折扣。

1940年10月13日,日本飛機扔下的炸彈將華羅庚的住處炸毀了。他於是找了個牛棚住進去。

每天一早,他拖著瘸腿,步行十幾里路去聯大上課;晚上,又在牛棚里伏案研究數學。老牛常借柱子擦癢,搞得地動山搖,字都寫不好,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得華羅庚滿身包,疼癢難耐。

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華羅庚攻克了十多個世界級數學難題,還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

西南聯大遭日寇飛機轟炸。

華羅庚的恩師楊武之教授,某天在田埂上騎單車回家。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車子一頭栽進水溝里,楊武之被摔得遍體鱗傷,卻不肯休息。

劉文典教授更說:我寧願被日本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華羅庚一家。

在教授們的努力下,課程安排得滿滿當當,課程表把好幾堵牆壁都貼滿了。學生們在課程表前擠來擠去,記下自己想聽的課,很多別院的學生還特地走好幾里路來聽課。

像吳宓講《紅樓夢》,有些外系學生比本系的還早到,上課時,遲到的學生只能站後面。吳宓就放下手杖,帶男生們到旁邊教室搬椅子,等大家都坐下了,才開始講課。

學生們在上課。

老師們常常會布置課後閱讀,可聯大圖書館藏書不夠,座位才200個,一旦去晚了,就要排上半天的隊,更別提借書了。

有次經濟學教授陳岱孫布置大家回去看《經濟學概論》,這門課有100多名學生,書卻只有5、6本,大家只好限定時間「接力」看書,如果實在來不及,就直接手抄。

每天晚上,簡陋的宿舍里透出微弱的火光,學生們熬夜抄書,不亦樂乎,毫無怨言。

西南聯大圖書館。

林語堂曾說:

「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一所大學之所以是好大學,

不在於是不是有最高大的教學樓、最先進的設備,

全在於有沒有精神強大的教授和學生。

儘管物質生活艱困,朝不保夕,

他們依舊激情不減,弦歌不輟。

並非他們因大學而偉大,

而是大學因他們而偉大,

民族,也因他們而偉大。

西南聯大名師雲集,可貴的是,越是普通的課,越是由大師來教。

曾有校友回憶在聯大讀書期間的課表:

「國文老師是沈從文,物理老師是吳有訓,中國通史老師是吳晗,公共倫理學老師是馮友蘭。我還選修了數論和《莊子》,老師分別是華羅庚和聞一多。」這樣的陣容,不可謂不「豪華」。

聯大的教授多數有留學歐美的經歷,同時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無論在知識上還是思維上,都兼具中西方的優點,崇尚獨立思考,兼容並包。

1946年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內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游國恩,羅庸,許駿齋,余冠英,王力,沈從文。

當時流傳著一句話:老師們講課,都以開創性見解為榮,以照本宣科為恥。

陳寅恪,能用13種文字閱讀,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他上課第一天就說:

「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更有趣的是,同一門課程,不同的教授也可以同時開課,像擺擂台一樣,各自拿出看家本領吸引學生去聽。

這樣的教育,不但體現了公平,還促進了良性競爭,激發了學生的獨立思考。

哲學家、黑格爾研究專家賀麟。

與此同時,教授和學生相處平等,在學術上「誰也不怕誰」。

某天,學生們正在教室里看書,忽然有7、8個人嚷著推門進來,一看,竟是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學生。只見他們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演算起來,寫了滿黑板公式,邊寫邊喊:「你們看,是不是這樣?……」一個人站起來大叫:「你錯了,看我的!」一把搶過粉筆,飛快地寫起來。接著,華先生一瘸一瘸走過去說:「諸位,不是這樣的……」幾個人越吵越帶勁,大約吵了1個多小時,才聽見華先生說:「十二點了,先去吃點東西,我請客!」

這樣精彩的「師生打擂台」在聯大隨處可見。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年資和地位,誰都可以直言指出對方的錯誤。被指出的人不但不會生氣,反而更加欣賞對方。

在這樣開放自由的氛圍下,學生們甚至敢於對權威「口出狂言」。

某日課間曾發生過這樣一段對話。一個年輕人問另外一個:「愛因斯坦最近發表的文章,看了沒有?」對面答道:「看了,你覺得怎麼樣?」問者很不屑地搖搖頭:「毫無創新。」

這樣的對話無疑是「狂妄自負」的,可周圍卻沒有人覺得刺耳。這兩位年輕人,後來一個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個成為中國半導體物理的開拓者——他們就是楊振寧和黃昆。

化學系在做實驗。

知識的生命,

在於它的個性和自由,

像楊振寧所說:

「一所好的大學,應該最大限度允許人的自由。

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

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

自由開放的學風,仰賴於一套開明的制度管理。

首先,唯才是舉、莫問出身,是聯大的用人標準。

1938年11月,聯大作出了一個當時國內「史無前例」的決定:聘請「鄉下人」沈從文當教授。那時西南聯大的教師,不是「喝過洋墨水」的海歸,就是從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哪裡見過只有小學學歷的?

但校長梅貽琦根本不看重這些,「我看的是才華」。

1947年4月,清華大學三十六年校慶,梅貽琦(左三)、胡適(左二)、查良釗(左一)、與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合影。

聯大對學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這裡,學生轉系相當容易,入學後如果不喜歡原來報的專業,只要填一張表就可以可以轉入自己喜歡的專業,沒有「一門專業定終生」的擔憂。

平時,學生偶爾「翹課」也不會被老師追究,像汪曾祺就經常白天泡在茶館看書,晚上一個人鑽在中文系圖書館裡看小說。

吳晗在學校演講。

教授們上課自由,學生們選課自由,學校沒有條條框框,一切都靠自覺。也正是這種開放式教學,讓聯大師生有了較大的自主性,更是有了獨創性的見解,這大概是這所學校能夠培養出那麼多傑出人才的原因之一吧。

汪曾祺對此深信不疑,他認為正是西南聯大自由寬鬆的氛圍造就了他:「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

西南聯大畢業證書

抗戰勝利後,1945年12月,在西南聯大即將解散,三校北返之際,校長梅貽琦高聲宣講:

「聯大沒有強迫,只有誘導,沒有盲從,只有信仰。」

1946年,馮友蘭教授撰寫《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聯合大學,

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

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

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

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

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回首往昔,當我們重新審視聯大遺產,那已漸行漸遠的斯人斯事,還殘留多少彼時的精神與風貌?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城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的校歌可曾被再次地唱響回蕩?

光陰如水,濤浪滾滾之中,我們唯有期待並努力,但願西南聯大的精神能穿越歷史繁雜的迷霧,在當下大學已經遍中國的今天,開拓出超越時空的真實道路,讓它通向對教育的堅持、學術獨立的保護、自由思想的包容……

大學已經遍天下,西南聯大不能忘。

抗戰勝利,梅貽琦做最後演講,宣布聯大勝利結束 。

文字為物道原創,圖片來源於網路,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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