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對偷拍、偷錄音的患者說「不」

科里有一位宮頸癌IB1期的患者，入院後完善各項輔助檢查後擬行手術治療，通知家屬術前談話簽字。來簽字的是患者之前並未露面的老公。

談話伊始患者的老公就表現出了「反正我又不懂，你們就是推卸責任，讓我簽字我還能不簽」的態度，讓術前談話變得異常尷尬。患者老公最後掏出手機，將知情同意書拍照。科里的年輕住院大夫雖然對患者老公這樣的態度不滿，但並沒有阻攔。

然而更加讓人咋舌的故事發生在次日清晨，教授知曉了術前談話患者拍照的事情，認為術前談話並不成功，準備親自談話。患者老公再次出現，一出面就打開了手機的錄音軟體，翻放在桌子上。而教授和我們已然發現，立即要求患者老公停止錄音，並想到昨天術前談話時可能患者老公已經在未經我們同意的情況下進行了錄音，而事實果然如此。

我們討論一致認為患者家屬此舉動第一是對我們的侮辱，第二是對我們的不信任。我們認為在患者家屬不信任醫生的情況下進行手術是非常不明智的行為，手術叫停。

最後，患者及其兒子在我們的建議下轉上級醫院治療，同時我們建議患者不要再做出類似舉動，或者在錄音之前爭得醫生知情同意。

中國的醫生越來越多被偷拍、偷錄

隨著智能手機及其他電子產品的普及，錄音錄像越來越普及。而在中國醫院，緊張的醫患關係，不被信任的醫生，使得各種電子設備，成為患者「保護」自己，卻傷害了醫生感情的利器。

丁香園一項投票調查顯示，在診療過程中遇到過患方錄音、錄像的醫生高達 65%，有 5% 的人選擇「喊保安解決」，而選擇「忍」和「拒診」的醫生各占 30% 左右。

「我不僅被拍過照，還被錄音好多次，我周圍同事還有被錄像的。很氣憤，但現在醫患環境就這樣，無可奈何。」一名從醫多年的急診醫生說。

「這種現象越來越多吧，我們血液病區做個骨穿談話都被病人錄過音。」按照網友「趙小小妹兒」的說法，這已然要成為某種常態了。

「我已經被拍的不下 5 次了吧，我都免疫了，她拍她的，我講我的，講多一點，講全面一點，講嚴重一點，可用可不用的葯不用，可不做的檢查盡量不做，文字記錄盡量完善，盡量不要留下漏洞，怕她做甚？ 」

這名醫生的做法值得學習，但他的心態可不是每個醫生都能做到的，不少醫生對於患者沒有徵兆的拍照是非常介意的，他們認為這是對他們極大的不信任，「既然這麼不信任又何必找我看病呢？」這反映了大部分醫生的心態。

患者偷偷錄音可以作為狀告醫生的證據嗎？

患者偷偷錄音合法嗎？這些錄音可以作為患者狀告醫生的證據嗎？我們醫生能不能錄音？我們可以要求患者放下手中的錄音機或攝像機嗎？先聽聽專業律師怎麼說。

北京道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醫患和諧促進會常務理事的萬欣律師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解答。

（1）偷偷錄音不能作為直接認定醫療事故的證據

錄音僅僅是對聲音的一種記錄，並不能完整體現診療過程，且無法明確說話人身份，難以確認真實性，故一般情況下難以推翻病歷資料的真實性。更不足以作為直接認定醫療事故的證據。

（2）患者偷偷錄音的行為並不違法

我們現在判斷錄音證據合法性時，主要有兩個指標：其一，其錄音器材是否是合法的？一般來講，錄音使用的錄音筆、手機等，都是市場上公開正常銷售的電子產品，顯然是合法的。其二，要看其內容是否侵害對方當事人隱私和社會公序良俗。

患者接受手術過程，實際上也是醫務人員提供診療服務的過程，這個過程對於雙方而言都不存在隱私的問題，且患者也有權了解診療過程。因此，患者偷偷錄音這種行為很難被認定為非法行為。

但是，不違法並不代表就可以做，罵人也不違法，你可以隨便罵人嗎。強調一點，患者如果想要錄音，應該爭得醫務人員同意。

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鄧利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患者或家屬擁有對病情的知情權，但這種錄音錄像的行為說明患者缺乏對醫生的信任，會引發醫生反感。似乎也沒有具體的法律法規對此作出明確規定。」如果醫生難以接受這種行為，完全可以要求對方停止。

「我給醫生的建議是，患者不收起攝像設備，就拒絕與其討論病情。」

偷拍、偷錄，也許不少醫生已經習慣，甚至漠然，但我們不應該一直退讓。你可以對這些不尊重醫生，不尊重醫學的患者說「不」。

（3）在與患者談知情同意時，醫院也可以錄音

醫院錄音也是合法的，但是每個知情告知都錄音錄像難度較大。建議對於重要手術、風險大的手術、家屬堅持做的手術等，應進行告知的錄音錄像。但是醫生在錄音錄像過程中要特別謹慎，應當做到全面的告知。

所以，面對患者的錄音錄像，醫院要化被動為主動，科室建立專門的談話室，完善錄音攝影設備，主動建立談話錄音錄像流程，主動拷貝談話內容給患方，必要時要請第三方機構比如律師見證及監督，有利規範談話制度。

小斬有話說

首先，我想說如果病人家屬偷拍醫生談話以及診療的過程，這不是一個很明智的做法。一旦被醫生髮現這種偷拍行為，大多數醫生會有一種被冒犯的感覺，他會覺得自己不被尊重和信任。

如果我發現了這種行為，會向家屬直接提出我不喜歡被偷拍，請他停止拍攝。如果他仍然堅持，我會拒絕與其討論病情。如果他需要對醫生的談話進行記錄，我建議在專門的談話室，醫院也要保留談話錄音錄像，也可以邀請律師進行公證；如果他要拍攝醫生的診治行為，我會對病人和家屬解釋我們對病情的分析、判斷，講明原因，採取專業的態度、運用通俗的語言，但是因拍攝行為會影響到病人的診治過程，我會予以制止。即使醫生不提出來，心裡也會不爽，很可能在醫療行為中採取更多防禦性措施，不願意去承擔更多的責任，這對患者也不是好事。

信任是人與人和諧關係的基石。可是，在當今不斷異化的社會裡，信任之花瀕臨枯萎。而醫院，正是信任危機、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發口。在這裡，病人質疑醫生，並不是新鮮事。如果鬧成了醫患糾紛，兩敗俱傷的結局顯而易見。但殊不知，心照不宣的暗地裡較勁，後果同樣如此。

為了得到更好的療效，病人應當選擇信任醫生。因為，信任是得到有效治療的基礎。它所帶來的安慰劑效應，遠比你想的要神奇。可即便你知曉這個事實，療效仍有可能打折扣，因為，倘若你的心底已經鋪滿了懷疑的土壤，無論如何偽裝，也不能改變一個事實——貧瘠的土地是生長不出甘甜果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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