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凌晨，胡雪岩的最後傳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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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光

2002年，馮根生、魯冠球、宗慶後三人被評為杭州傑出企業家。

發布會上，魯冠球說「要造一座汽車城，為每位杭州市民造一輛汽車」，宗慶後說「要成為杭州的李嘉誠」，馮根生說「那些離我太遙遠，我只想好好休息」。

時過境遷，魯冠球造出了汽車，宗慶後問鼎過全國首富，馮根生卻於今天凌晨駕鶴西去。

生前，他曾說自己沒有夕陽紅，「像奴隸一樣工作了30年」。外人則稱「他把一輩子都獻給了這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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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馮根生生於杭州，祖父、父親都是「紅頂商人」胡雪岩創辦的「胡慶余堂」的老葯工。

1949年，小學畢業的第四天，馮根生也去胡慶余堂做了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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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祖母一針一線縫製的長衫，馮根生站到了葯堂的門口，一塊寫著「江南藥王」四個大字的牌匾下。

祖母反覆叮囑他：窮要窮得有志氣，老闆給你的錢拿著，別的一分也不能拿。要規規矩矩做人，認認真真做事，多做積德的事，能幫人盡量幫人，千萬不可做缺德害人的事。

此後的一生，他都在實踐這段話。

解放前，胡慶余堂一年只收一個學徒。解放後，學徒製取消，馮根生由此成了胡慶余堂的關門弟子，也是胡雪岩的最後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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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學徒期間，馮根生將兩千多種藥材的藥性、配對、功效爛熟於胸，其藥到病除在杭州有口皆碑。後來，他學徒時的故事，被收錄進了浙江的小學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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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慶余堂收歸國有後，馮根生成了體制內的員工。1972年，胡慶余堂一分為二，市區原廠更名杭州中藥廠，西郊桃源嶺下的作坊升級為杭州中藥二廠。

說是二廠，實際是一座破廟，走幾步便是墳地。夠做廠長級別的幹部中沒人願去這鳥不拉屎的地方，「好事」破格落在了只是車間主任的馮根生頭上。

一片荒涼中，馮根生走馬上任。時值十年動蕩，剛上任2小時，他便被「掛牌」為「走資派」，接受批鬥。

馮根生說，我又沒走，算個什麼走資派，但當時，誰家的工廠還在冒煙，誰家就是「走資派」。

即便這樣，馮根生也不放棄，一邊抓生產，一邊被教育。生產好了，他給職工多發3塊錢獎金，然後又因「只抓生產、不抓革命」被再教育。

即便這樣，馮根生也不覺得苦，反而鬥志昂揚，他的內心有一團火。

第一次召集工人開會時，他就叉著腰告訴大家說，要在「十年內建成國內一流的中藥廠」，話音未落，工人們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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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笑完畢，荒郊野嶺，他開始熱火朝天。不久，破廟變成了廠房，土路變成了公路，再過不久，這裡成了一片蔚為壯觀的中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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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是國企，但一出生便被扔進了市場的大潮里。馮根生上任時，廠里沒有一分錢現金，他向政府借了5000塊才發出工資。

如何自力更生，甚至做得更好？

馮根生的答案是，找能人，一起干。

於是，他大膽延攬當時大家避之不及的「臭老九」，費盡心思從全國各處請知識分子。

現北京振國腫瘤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國，當年因為身份屢遭排擠。受命到杭州搞醫藥工業調查時，他來到了馮根生的二廠。馮根生看上了他的才華和研究項目，當即「獻媚」不止，親自陪同遊覽西湖，還當場提出安排住房、安排配偶工作、安排單獨實驗室，安排幾名助手等一系列優越條件。

思考再三，王振國婉拒了馮根生的好意。熟料馮根生卻說：即使你不來，需要錢就吱一聲，我們支持你搞研究，目的是讓全世界認識中藥。

這句話令王振國至今感嘆馮根生的氣魄和遠見。

對於費盡心思挖人才、用人才，馮根生的解釋是：舊社會有人發國難財，我現在也是在發財，為咱們社會主義發人才之財！

帶著這樣的信念，馮根生在那個知識分子都是「臭老九」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韙，不僅網羅了一大批醫藥專才，還招來機械、化工、建築等看似和醫藥不沾邊的人才，構成了二廠後來成為最具創新能力國企之一的基石。

1982年，二廠工業總產值躍升至全國業內第7位，固定資產增加了10倍，員工人數增加的5倍，被國家醫藥管理局列為行業樣板廠。

「十年內建成國內一流的中藥廠」的「笑話」，轉眼成了現實。

4

馮根生認為，二廠真正實現原始積累，是在開始搞改革開放試點工作的1984年。

是年，時任杭州市委書記厲德鑫組織人去福州福日電視機廠學習，這是當時最出名的合資企業，效益很好。

回浙後，厲德鑫要求大家向福日學習，馮根生聽完後說：要學習，得放權，我們全部實行合同制，可不可以？

當時，全中國都沒有一家全部合同制的企業，但馮根生的斗膽要求得到了厲德鑫的首肯，二廠由此打響了改革的第一炮。

這一改變一度在杭州引發了強烈爭議，原因在於相較之前，合同制過於「嚴苛」。按照新規定，廠方有辭退權，遲到一次罰款10塊，3次遲到算曠工，3天曠工除名、解除合同，而當時工人的普遍工資才50多塊。

有人質問馮根生，「你有政策根據嗎」，他回答說，「沒有，就是覺得不這樣改革，企業沒法發展！」

嚴格的同時，馮根生也有愛。這就是他聞名的一嚴二愛論。當時二廠沒有廠車接送，雨雪天或是帶小孩的女員工，難免遲到，遲到就要罰款，怎麼辦？馮根生開出的方案是：咱們現在不講條件抓緊干，3年內一定全部大巴接送，讓大家享福。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全大巴接送像是天方夜譚，但馮根生兌現了承諾。「一嚴二愛」間，二廠效益突飛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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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二廠營收2400萬，利稅300萬。合同制後，到了1988年，其營業額猛增至1.7億，成了中國2000多家中藥廠里，突破億元大關的第一家。

出於這樣的成績，1988年，馮根生當選首批「全國優秀企業家」——對於他們那個年代的人而言，榮譽幾乎是為商的最高成就。

5

馮根生有句名言：「以權謀公，膽子大點沒關係；以權謀私，膽子要越小越好。」

為了二廠的發展，他時常大刀闊斧，甚至跨紅線、越雷池。

1989年，國家提出整頓國有大中型企業，期間非公有制經濟大發展，國有企業的規模開始萎縮。巨大衝擊下，二廠的營收跌至不足1億，利稅更從頭年的2700萬跌倒500萬。

節骨眼上，馮根生又接到了工廠自營出口被取消的通知，「國內市場走下坡路，國外又出不去，這不是要命嗎？」眼看著訂單化為烏有，營收持續下滑，他決定破釜沉舟，改制自救，將二廠變為合資企業。

一番運作後，他和泰國正大集團走到一起，而且打破一般合資的慣例，提出兩個要求：一是集團不合，保留母體，二是從新評估藥廠總資產。還有一點，他希望正大可以佔大股，也就是控股合資公司。

正大同意了這些安排，也提了個要求，馮根生得屬於合資公司。

馮根生所謂的「集團不合」的集團，是他的一個高招，也是他憑空捏造的一個產物。具體手法是，在二廠之上成立一個新國企——中國青春寶集團，把二廠的品牌，產品秘方和有形資產分開裝入集團，然後轉身用青春寶集團旗下的二廠實體，來跟正大合資成立正大青春寶葯業有限公司。

這樣做的好處是，二廠原有的品牌、產品秘方不用裝入合資公司，可以保護下來，而且確保二廠的利潤仍然屬於國家所有。

保住了這個，馮根生便可以放心讓正大控股，而正大控股後，從某些方面而言，他也可以搖身一變，多擁有一個外資的身份，得以在市場和政策中，更遊刃有餘、左右逢源。

這是一個高明的安排，但高明之外，馮根生還配套著精明。

合資時，二廠賬面凈資產只有4600萬，但馮根生據理力爭，未入賬的土地開發費、新品開發費，甚至綠化雕塑費也要全部納入評估範圍。

最終，賬面凈資產不足5000萬的二廠被評估出了1.28億的價值，正大集團收購總資產的60%，餘下的40%仍作為國有資產投資，按比例分取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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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以權謀公」談合資期間，馮根生還收到了國外財團的邀約——有馬來西亞老闆請他過去做中藥，僅安家費就給百萬美元。

但他一口拒絕，說「那是出賣祖宗」。

6

合資後，青春寶集團實現飛速發展。1996年，馮根生還做了件大事情：收購胡慶余堂。

彼時，胡慶余堂已經病入膏肓，累計債務9500萬元，年貸款的利息就有1000多萬，但年營收只有5000萬。是年10月，杭州市政府作出決定，讓馮根生負責救火。

合并這樣一家企業，要承擔很大的風險，對於步入晚年、珍惜名聲的馮根生而言則風險更大，但他依舊接了手。

兼并後的第一次大會上，馮根生說：「風險大我清楚，可是胡慶余堂不救回來是會丟中國民族葯業臉面的，號稱江南藥王，結果卻關門倒灶，外人會笑掉大牙。為了中藥業的，我得拼一拚老命，還管自己什麼名聲。」

最終，他如願拯救了這個民族品牌，兼并後的第一年，胡慶余堂就扭虧為盈，實現營收1億元，創利稅1100多萬元。2014年，胡慶余堂的年營收突破10億。

2000年，馮根生就曾提交辭職報告，但直到2009年才批覆下來，此時的他已是76歲的高齡。

因此，馮根生稱自己沒有「夕陽紅」，他每天7點半上班，6點半下班，周末沒有休息，「像奴隸一樣工作了30年」。

即便退休後，他依舊每天早早來到公司，背著手慢篤篤巡視一遍廠區，看見舉止懶散的工人，他會蹙緊眉頭，看見員工開著私家車上班，他打心底開心。

馮離世前，馬雲曾去醫院看望，稱馮根生給予了浙商很大的精神支持。

今日上午，得知馮根生去世的消息後，馬雲在浙商總會理事微信群寫道：「馮董事長是江南藥王，也是改革的先行者，是我的榜樣。他不僅把中醫藥發揚光大，而且他自己也是一味改革的猛葯，他的勇氣、遠見和擔當，是我們浙商的經典代表。在我早期創業時，他還幾次指導、鼓勵過我。馮董事長，一路走好。」

7

改成開放是一條摸石頭過河的路，期間有人「溺亡」，有人入獄，功成名就者只是少數。

作為後者中最耀眼的人之一，馮根生的過河路並非一路平坦。

上世紀80年代末，國家加強對國企領導人的關注，但方法卻不太對，其中一個後來被認為是玩笑的舉措就是，推出國企廠長考試制度。

1990年的某天，馮根生的桌上又放進了幾張考試通知，「中藥工業企業質量管理知識考試」、「企業稅法教育考試」等等，一個比一個麻煩。

最終，這些考試把馮根生惹怒了：即便把我的廠長免掉，我也不考。成績是做出來的，不是考出來的。廠長應該集中精力搞管理、搞創新。「為什麼民營企業萬向集團發展那麼快、那麼大？魯冠球從來沒有人去考他。」

然後，他真的罷考了，愛咋地咋地。

他的言論被媒體廣泛傳播，在全國掀起了一場「為企業領導人鬆綁」的大討論。不久後，「廠長考試」取消，全國的廠長紛紛給馮根生寄來感謝信，稱其講了大家不敢講的話。

「樹大不僅招風，樹大也抗風的。」馮根生說。

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楊軼清曾評價馮根生說，「他不甘碌碌無為的沖頭脾性，在體制變革中扮演了『出頭鳥』的角色。」

而馮根生對於「出頭鳥」卻有一個別樣的解讀：只要保護好心臟（沒有私心），索性只管自己拚命飛，飛得快、飛得高，飛出槍的射程之外，就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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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私心」，正是馮根生給自己牢牢豎起的一把保護傘。他70年代出名，80年代享譽全國，1999年，一家三代人還住在一間只有69平方米的屋子裡。廠里的分房機會，獎金等等，他都讓給了其他人。

打鐵還須自身硬，自己硬了，你不小心得罪了人，想整你的人就不容易抓到把柄。

但沒有私心、沒有把柄，不代表就一定安全，尤其在法治與人治並行的環境里。馮根生對此深有體會：「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要冒險、要得罪人，特別是站在風口浪尖的，哪裡會不得罪人？」

既如此，怎麼辦？

被很多人所忽略的馮氏生存和發展智慧派上了用場。

馮根生膽子大，但他從來不會盲目蠻幹。每個冒險的背後，都有他對大勢和人情的研判與關切。

他認為，好的企業家一定要懂政治，經營管理中時刻都有政治。被外界解讀為膽大的他，每一次冒險、趟雷，事實上都在政治大勢的安全之內。

他做了很多次先行者，打破諸多禁錮和束縛，這些行為顛覆了地方的傳統甚至政策，但卻都是跟在中央政策大勢之後。

如用越雷池一步來形容，馮根生是越雷池半步的人。比地方快半步，但永遠不會走到黨的政策之外。「許多國企領導人對形勢的敏感不夠，其實中央精神就已經告訴你可以怎樣跟上形勢的發展，你錯過了就錯了。」這是他的總結和體會。

除了政策安全，馮根生也是個講究做人藝術的人。

不像很多隻管做事、不管為人，甚至因為勞苦功高而居功自傲、目中無人的改革派和實幹派企業家，馮根生與很多領導都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原杭州市委書記厲德鑫就是一個例子。不少關鍵時刻，他們都支持甚至保護過馮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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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勝利為什麼免掉，就是得罪了當地輕工局領導。佳木斯造紙廠，全國最大的造紙廠，1年的利潤那時候就3億元，孟祥海得罪了當地領導，說免就免掉了，這個教訓還少嗎？我為什麼沒有免掉，虧得當時的厲書記、現在的領導們支持我。」

「厲書記以及現在的領導們」為什麼會支持一個經常在工作上出難題，甚至唱反調的馮根生，這裡面的學問，值得深思。

會做事，還得會做人，這是一句老掉牙的話。

遺憾的是，從古至今，無數英雄好漢都倒在了這句話上。

有才華的人脾氣大，為人桀驁，國企經營者中做出成績後看不起官員，四處樹敵的大有人在。北有孟祥海，南有李經緯，一代企業家們吃過太多教訓。

華商韜略認為，如何堅持自己的追求又能讓領導支持，這是研究馮根生時，不應該忽略的一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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