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華語」與華文教學

「大華語」與華文教學

周清海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摘要

論文分為五個部分：一、為什麼要提出「大華語」這個概念；二、在大華語」概念下談論語文課程的設計和教材的選取；三、漢語水平考試與地區的語言測試；四、語文教學裡的文化問題。五、結論。

關鍵詞：大華語 漢語大融合 華語教學

1

一、為什麼要提出「大華語」這個概念？

（一）我關心「大華語」的問題，是開始於 1985 年 8 月，參加在北京香山舉行的「第一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接觸北京人說的普通話和北京方言。當時，我覺得北京人說的普通話非常好聽，和新加坡華語有許多不同。從此，我就關心這兩個語言的差距問題，也思考新加坡華文教學裡的語言規範問題。

陸儉明先生也回憶說 ：他（周清海）來北京只幾天就敏銳地感覺到我們的普通話跟他們的新加坡華語有差異。他知道我主要從事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所以就把他的想法跟我說了，並說「不知到底有多大差異」。我只隨口說了一句 ：「這恐怕得做些調查研究，調查了解新加坡華語的特點，並與我們的普通話作對比研究。」可能是這句話放在周教授心裡了，所以 1994 年在他一手創建的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成立不久，就邀請我來從事新加坡華語與現代漢語標準語的比較研究。

「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成立之後，我把新加坡華語和現代漢語的比較研究作為中心的研究項目之一。陸儉明先生為中心做了新加坡華語與現代漢語語法的比較研究，和張楚浩、錢萍寫了〈新加坡華語語法的特點〉，李臨定教授和汪惠迪先生做了辭彙的比較，分別寫了〈新加坡華語辭彙和中國普通話辭彙比較〉（與周海清合作），〈新加坡華語特有詞語探微〉等論文。蕭國政教授也和我合寫了〈新加坡華語詞的詞形、詞義和詞用選擇〉，發表在 1999 年第 4 期的《中國語文》上。這些成果大部分收入我編的《新加坡華語辭彙和語法》（周清海， 2002b）一書里。我也在 2001 年和 2002 年的《中國語文》上發表了兩篇論文（周清海， 2001, 2002a），從語言研究和語言評鑒的角度談及華語研究的相關問題。在 2002 年的文章里，我強調 ：

「處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在面向世界的年代，我們對漢語應該有一個世界的觀點。制定語言政策時，思考角度要寬廣一些，要顧及到世界各地區華人使用漢語的情況。中國的語言工作者、研究者也應該研究世界各地區的華語，了解它們在當地的使用情況，它們和大陸普通話有哪些變異和區別，在這方面應該做些什麼有益的事情等等，都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了。」（周清海，2002a）。

2002 年 6 月 27–29 日，為慶祝《中國語文》創刊 50 周年而在江西南昌大學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個研討會得到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財務上的支持。我在會議上也正式提議編寫《全球華語詞典》（當時我將這樣的詞典取名為「華語通用詞典」）。我說 ：新加坡華語辭彙的使用中約有幾千條詞和大陸普通話有差異，其中有不少已長期穩定下來，今後還將繼續穩定地使用下去。為了溝通的需要，現在應該是考慮編撰「華語通用詞典」的時候了。吸收各地的辭彙與用法，促進各華語區的交流，讓各種差異在交流中彼此融合，比人為的非我不容的做法要好（周清海，2002a）。

2003 年，李宇明先生到新加坡訪問，在宴會上我向他提出編撰詞典的事，得到他的積極回應（鄒煜， 2015）。 2004 年，我率先在新加坡成立新馬編寫組。 2005 年詞典的編寫計劃得到中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立項支持。從 2005 年開始編寫，到 2010 年出版《全球華語詞典》，共計六年（鄒煜， 2015）。從 2002 年提議編寫詞典開始，到 2016 年出版的《全球華語大詞典》前後 15 年。《全球華語大詞典》算是這項工作的結集。參與了《全球華語詞典》和《全球華語大詞典》的編撰工作，我更有了下面的認識 ：

詞典能很好地引導各地華語向普通話靠攏，也向全世界表明用漢字表達的詞語，都是華人的共同財產。詞典也充分表現中國在漢語的相互融合上的柔性引導與協調的精神。這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對語言和諧的重視（周清海，2011）。

詞典主編李宇明先生說：編纂華語詞典的設想，起源於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由新加坡周清海教授所倡導。具有百年出版歷史的商務印書館，知早行快，醞釀謀定，即於 2004 年組建編纂團隊，艱辛六載，纂成《全球華語詞典》。2010 年 5 月 17 日，出版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嘉賓雲聚，李瑞環、李光耀、許嘉璐等貴駕蒞臨。會上，李光耀提議編纂詞量更大的華語詞典，李瑞環當即表示支持，全場報以熱烈掌聲。遵長者善言，又歷六載，成《全球華語大詞典》。《全球華語大詞典》是《全球華語詞典》的升級版。

…… 更為珍貴的，是《全球華語（大）詞典》所秉持的「大華語」理念。所謂「大華語」，就是以普通話 / 國語為基礎的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清末以降，國語運動迭興。以新國音、新辭彙、新語體為代表的國語教育，伴隨著反對封建、昌明科學、復興民族的社會大潮，從中國內地興起，逐漸波及港澳、台灣及海外華人社區。這是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國語）的第一波擴散。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內地）進一步規範漢民族共同語，簡化漢字，制定並推行漢語拼音，大力推廣普通話。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普通話也在持續地影響港澳台及海外，波及華人社會之外。這是現代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第二波擴散。同時，以老國語為基礎的港台及海外華語，也不斷登陸回鄉。新老華語相互接觸、相互借鑒、相互吸收，逐漸形成了現在覆蓋全球的「大華語」。

李宇明先生把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擴散分為兩個時期，和我 2010年 10 月在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的演講所提出的看法是一致的。我認為 ：我們處在一個特殊的時代 — 漢語大融合的時代。1949 年之前，中國經過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這期間，有很多學者通過中印半島往南遷移，他們到了東南亞 — 特別是新馬，就留下來。也有很多學者由廣州到香港、澳門，之後就留在香港、澳門，或者通過香港到了其他地方去。更有一大批學者從上海、福建等地移去台灣。他們帶去的「國語」和「國文」，在所居地發展而形成了當地的「華語」、「華文」。國共意識形態之爭，讓香港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香港的影視業，娛樂業、出版業就為全世界的華人提供了精神糧食，也影響了廣大華人的語言。當時香港的書面語，仍舊是語體文，還沒有出現所謂的香港中文。

華語區的書面語和語體文是高度一致的，差距很小。這是因為華語區的語文教學有注重標準書面語的傳統，用的語文教材和中國大陸 1949 年以前的完全相同。中國之外，各華語區之間的政治制度比較接近，交往比較多，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就比較大。華語區的華人又大都是操南方方言的，華語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方方言的影響，因此各地「華語」之間就具有相當多的共同性。……

1949 以後，很少和海外華語區交流的中國現代漢語，在經過了無數次的政治運動之後，出現了自己顯著的特點。中國現代漢語和各地「華語」、「華文」，差距相當明顯。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和華語區之間的交往頻繁，在你來我往之中，現代漢語和華語的相互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融合的速度隨著交流的頻繁而加快，其中以辭彙的相互吸收最為顯著。目前，現代漢語吸收了相當數量的華語辭彙，這些辭彙，有些就是「國語」辭彙的迴流。隨著交往的頻繁，以及中國傳媒影響力的擴大，現代漢語的輸入局面正在逐漸轉為向華語的輸出。

我們可以說，1949 以後到改革開放之前，是漢語的分離年代 ；改革開放之後，就開始了漢語的大融合。這個大融合的時代，給漢語研究和漢語教學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要求我們以更大的、更寬闊的視野，去研究語言和語言教學問題。

在這個大融合的時代里，海外華人已經從過去的「落葉歸根」的心態，發展為「落地生根」。他們不再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是中國「革命之母」，而轉變為效忠所在地的公民。他們的語言，也從鄉土方言轉變為華語。這些華人和中國人，在語言文化上的認同，遠遠超過政治上的認同。

（二）這18年來，除了對全球華語辭彙的關注之外，我們也在邢福義教授的帶領下，進行了「全球華語語法研究」。

邢福義先生和汪國勝先生說 ：對於全球華語的研究，以往未能受到學界的足夠關注和重視。2005 年啟動、2010 年完稿出版的《全球華語詞典》，只涉及辭彙層面。對於全球華語的語法問題，學界至今無人提出研究計劃。2009 年，新加坡著名學者周清海先生提出，應將全球華語語法提上研究日程，並多次與我們溝通，希望以我們研究中心為依託，立項並組織對全球華語語法的研究。這一倡議，反映了世界華人的寄託和期望。作為教育部的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用實際行動做出積極而有效的回應。

啟動這一項目，既是為了深入了解華語語情，揭示華語語法的基本面貌，也是為了促進華人社會的語言溝通和漢語的國際教育與傳播，為中華文化的發展和繁榮作出我們的努力。我們期待的是，本項目能夠成為學界的一項共同課題，能有更多的學者加入到研究的行列。（邢福義、汪國勝，2012）。

這個重大的研究項目獲得中國社科基金的支持。第一期的研究已經結項，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五本書 ：香港卷、台灣卷、新加坡卷、馬來西亞卷和美國卷。

（三）在辭彙和語法研究的項目展開之後，我和中國語言研究以及語言教學界的友人逐漸有了明確的「大華語」的概念。李宇明先生給「大華語」的定義是「以普通話 / 國語為基礎的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他在接受訪談時說 ：通過編這個詞典（指《全球華語詞典》），我們認識到，全世界有一個比普通話更高層次的東西，那就是大華語。大華語是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言，這個概念就很不一樣了，境界很高了。陸儉明先生也大力提倡「大華語」。接著要解決大華語的社區變體問題，大陸也是一個華語社區。（鄒煜，2015）。

又說 ：「大華語」指稱的是除了地區方言之外的海內外「華語」。在「華語」前加一「大」字，既為避免「華語」的 …… 歧義，也是在強調看待華語的全球視角、全球意識，強調一種「新華語觀」。……「全球華人共同語」概念的提出，是很有意義的。…… 這一命題的提出及華語研究，有助於科學認識各地華語的關係，有助於加深對各地華語現象的認識，有助於促進世界華人的溝通，有助於強化世界華人的認同。」 並且說 ：「這是在多年探討、多人研究的基礎上得到的一個共識性表達。（李宇明， 2017）。

中國從輸出革命的時代到現在的經濟騰飛，只不過是短短的 30多年左右的時間。中國國家的舊印象仍然深深地刻印在華人心中。中國和華語區的交往，在語言方面，需要更多的協調與融合。「大華語」的概念就能促進這個協調和融合。

陸儉明（2005）認為 ：「建立並確認『大華語』概念的好處是，首先有助於增強世界華人的凝聚力和認同感 ；其次更有助於推進世界範圍的漢語教學。……一方面要提倡以普通話為規範標準，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做硬性規定，不一定要求境外華語非要不折不扣地完全受中國普通話規範不可，也可以有一個容忍度。」

李宇明（2017）也對「大華語」的意義做了很好的總結 ：「這種新華語觀，不再忽視對海外華語和唐人街華語的關注，不再把普通話作為教學的唯一規範標準，不再人為強化普通話與台灣「國語」之間的差異與對立（包括簡繁漢字之間的差異與對立），而是把各種華語變體都看作是華人的語言智慧而珍重它，而是更加關注各華語社區的交流與溝通，在交流與溝通中相互理解、借鑒和吸收，進而使各華語變體趨近趨同。同時，各華語社區也利用自己的資源，協力向世界傳播華語和中華文化。這種新華語觀，無疑會理性推進華語社區的語言互動，加大華語變體間的相互影響。」

我們現在是在改革開放取得成就的新局面下談論華文教學。而從「大華語」的概念看來，所謂「華文」，不是指現代漢語普通話，不是指台灣的國語、國文，也不是指香港的中文，而是指世界華人的共同語言。

華語區的華文教學，除了港澳、台灣之外，大部分是「作為第二語言的母語教學」，這個教學既在「培養用漢語進行交際的能力 ；同時也有文化植入的任務。」（李宇明， 2015）。

我們就結合「大華語」和「作為第二語言的母語教學」的觀點，進行下面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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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華語」的內部差異與語文課程的設計和教材的選取

（一）「大華語」的內部差異既表現在辭彙上，也表現在語法和語音上。

現階段，我們對辭彙的差距了解得比較多。中國朋友說「倒車」，我說「退車」。華語區的「同志」（同性戀）、「觸電」（比喻男女瞬間產生愛意的感覺）、「沒心沒肺」（《現代漢語詞典》收了形容不動腦筋，沒有心計指沒有良心。新加坡華語只有意思。）、「心病」，新加坡華語指「關係不好，有矛盾 ：他們兩個有心病。」和現代漢語的「指憂慮或煩悶的心情」，「再」和普通話的

「才」也有差異 ：「提綱擬好之後，不急於改寫，等全書編好之後再寫。」

（呂叔湘《馬氏文通讀本》手跡）這個句子里的「再」，新加坡華語多用「才」。

台灣的「案子」是指「書面計劃」，「告訴」是指「受害人向法院提出訴訟」。「框限」是台灣用詞，和「框定」將來怎樣分工，有待觀察。

香港的「醒目」是「機靈」，「照會」是「通知、告訴」，大陸沒這個意思，但華語區都這麼用。「執勤」和「值班」在華語里沒分別，但在大陸「執勤」指部隊或治安人員在規定時間擔任工作。「頭臉」是「面子」，也說「有頭有臉」。但「沒頭沒臉」在大陸卻是「劈頭蓋臉」，如 ：「婆婆把臉一沉，大煙袋鍋子沒頭沒臉打下來。」（楊朔《春子姑娘》）。這些都跟華語區的用法不同。

詞語的褒貶意義也有差距 ：「一小撮」的貶義色彩，新加坡華語里有逐漸消失的趨勢。「出籠」也比喻壞的作品發表或偽劣商品上市等。新加坡和香港都沒有貶義。

「黨魁」：政黨的首領（多含貶義），台灣新馬都不含貶義。「擴張」：在「擴大（勢力、領地）」這個義項上，新加坡的是含貶義的。「捲土重來」：比喻失敗後重新組織力量再干，多用於貶義。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這樣用 ：「競賽將於 2015

年 11 月捲土重來，為您送上無限驚喜。」「傾巢而出」：出動全部力量（多含貶義）。新加坡報章的「各政黨的領導人都傾巢而出」，顯然不含貶義。

（二）社區詞是香港學者田小琳（2006）首先提出來的，我是第一個支持這個概念的。因為這些詞「多半在本社區流通」，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就得特別加以關注。

新加坡的「資政、集選區、擁車證、官委議員、大學先修班、樂齡、揮春、固本、現金卡、財路易通卡、市鎮理事會、理事長、奎籠、開黃腔」；

馬來西亞的「巫統、馬華、華小、董教總、國民型中學、東馬、西馬、茶錢、暗探」；

台灣的「泛藍、泛綠、草莓族、長青族、掃街拜票、背書、統獨、一邊一國、擦地板、菜鳥、叩應」；

香港的「高買、特首、負資產、飲咖啡、大信封、高官問責制、廉政公署、財爺、粵語殘片、車公誕」；

中國的「工程、菜籃子工程、四化、兩會、特區、四美三熱愛、三個代表、改革開放、一國兩制、擦邊球、高價生」等等。

從漢語全球化的立場來看，社區詞特別重要。因為學漢語用漢語，不一定只在中國。華語區之間，華語區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交流，最大的語言藩籬，恐怕也是這些數目不小的社區詞了。這些社區詞，是沒有辦法規範的，是我們到那個社區去，所必需了解和掌握的。社區詞在多個社區使用之後，就可能成為華語的共同詞語。

（三）從目前的信息交流之迅速程度看來，詞語的規範問題更應該注意的是交流中達意的準確性，而不必太快決定取捨。「一直以來、見錢眼開、搞定、樂齡、按揭、崩盤、比拼、包裝、飈升、強暴（指強姦）、願景」等詞語，就是在交流中進入了普通話的。

當然，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隨著和華語區頻繁交往，以及中國傳媒影響力的擴大，現代漢語也正在逐漸向華語輸出。但儘管如此，華語區的用詞，仍然和現代漢語有差距。華語區用「冷氣、塞車、馬鈴薯、賺錢、網路（路）、登機證」等等，現代漢語用的是「空調、堵車、土豆、掙錢、互聯網、登機牌」。陸儉明認為現代漢語也用「網路」，而且現在似乎已逐步替代「互聯網」；「賺錢」大陸也用，但只強調「盈利」的意思，沒有「他出去打工掙錢去了」里的「掙錢」的意思。

上面所舉的都是些常用詞，在口語和書面語教學上，都會碰到。辭彙語義的差異，只會增加交流的負擔，因此，從規範的角度看，是最需要處理的。但處理這些問題，華語區之間需要有更大的共識。目前，我們所應該採取的態度是尊重華語區的語言變體，容忍差異，讓語言在交流中慢慢融合。

（四）我對過去新加坡華語語法研究，說了下面的話 ：過去，新加坡華語語法的研究有個共同的傾向，就是從普通話的立場來單向地看待新加坡華語語法的特點。在這種研究模式下，研究者「挑出」新加坡華語中與普通話不同的語料加以討論，認為這些就是新加坡華語語法的特點。這樣的研究並不足以讓我們看到新加坡華語語法的整體面貌。

這種研究方法只告訴我們新加坡華語「變」了什麼，卻忽略了「不變」的部分。「不變」的部分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過於強調「變」的部分容易出現以偏概全的毛病。……其次，現有研究讓我們看到了新加坡華語「有」而普通話「沒有」的語法現象，卻忽略了普通話「有」而新加坡華語「沒有」的語法表現。

這個總結，也可以包括所有華語區的華語語法研究。現階段，我們對各地華語的語法差距，還了解得不全面，希望「全球華語語法長編」 編成後，能更全面地呈現這個差距。

在「大華語」的觀念下，語文研究和語文教學人員應該研究和了解各華語區的語言變體。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以更寬容的態度來看待現代漢語的規範問題，「不一定要求境外華語非要不折不扣地完全受中國普通話規範不可，也可以有一個容忍度」。

（五）在「大華語」概念下，語文課程的設計與教材的編寫，應注意 ：

1.在華語擴大用途時，不能只是考慮自己的需要，或者一切以中國為中心，而必須從整個華語區的需要著眼。了解華語區的人情社會狀況，熟悉當地的語言狀況，應該成為語文學習的目的之一。因此語文課程應該更包容，因為學習者可能在不同的華語區生活工作。

2.過去中國語文教材里收錄了蘇聯作家的作品，目的是了解蘇聯，讓學習者親近蘇聯。現在為了了解華語區、鼓勵華語區的文學創作，華語區或者中國的語文教材里，收入華語區的作品，就是必要的。

3.在教材處理上，必須指出語言文化差異，讓學習者知道這些差異，以便他們到其他華語區時能夠恰當地應用語言。我強調 ：編寫語文教材時，不應該忽視、迴避地域性差異，無論是課堂教學，或者編撰課本、詞典等等，都應該提供這些差異的信息（周清海， 2007a，頁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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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華語」與語言測試

（一）2000 年，我參加香港理工大學主辦的語文測試國際研討會，發表了《語文測試里的語言問題》一文，就提出一些華文測試的原則性問題。我認為 ：因為各地華語之間具有共性，也有差異。華語之間的共性，使各華語地區之間的交際得以順利進行。但是存在的差異，也不能不加以重視。在語文測試中，如果忽視這種差距的存在，將直接影響測試結果的可靠性，使測試失去信度（周清海，2001）。

（二）從《漢語水平考試大綱》的語法點看，雙音形容詞和雙音動詞，華語區有「 AB 不 AB」和「 A 不 AB」兩種重疊方式，而更常用的是「 A 不 AB」的方式。陳建民認為 ：「原先，北京口語里是『 AB不 AB』（如『不管孔聖人願意不願意』－老舍選集， 129 頁）。近年來，『 A 不 AB』的格式已滲入北京口語了。」（陳建民， 1984，頁 29）我問過一些北京的朋友，他們都不認為北京口語有「 A 不 AB」的格式。因為普通話沒有省略第一個音節的形式，所以《漢語水平考試大綱》里不收這個句式。

《漢語水平考試大綱》的口語格式里有「看 / 瞧把 …… 得」的格式，如 ：

1. 你看把他們醉得。

2. 你看把個老頭樂得。

其他華語區恐怕很少這麼說，都在「得」的後邊，用上補語，至少也得用上

「這樣子」。「 A 不 AB」和「得這樣子」，如果依《漢語水平考試大綱》的標準，這些說法都是不規範的。

各地區在語音方面，也有差距，如新加坡華語和台灣國語在日常生活應用時，會出現 zhi,chi,shi 與 zi,ci,si, 不分，輕聲與非輕聲不分、沒有兒化……。普通話常用的語氣詞「唄」，時態助詞「來著」（有時省作「來」）都不見或少見於其他的華語區 ；華語區常說的「輕鬆輕鬆一下」，不見於普通話等等。當我們對各地區的華語做進一步的研究後，將會發現更多的差距。

（三）在語文評鑒方面，我強調四點 ：

1. 漢語水平考試應該注重華語里的共同性，減少區域性的特徵，不管是普通話，台灣的國語，香港或者新加坡華語里的特殊成分，都不應該作為漢語水平測試的項目。也就是說，漢語水平測試，應以華語的共同核心為測試依據（李宇明， 2015）。

2. 各地區不能避免的要接受自己的常用辭彙、語音特點以及語法句式，也應該將這些包括在各地區自己的測試範圍之內。也就是說各地區的語文測試必須包括各自的語文特點。如果要更大地調動華語區教學人員的積極性，可以考慮設立漢語水平考試的地區分卷。這份考卷的核心部分，由中國內地負責，讓各地區的人員參與設題，構成地區分卷。這才能做到漢語水平考試的國別化。

3. 對書面語和口語也可以做不同的評鑒要求。書面語更強調華語的共同核心，而口語中可以接受某些固定下來的用法，因為口語本身具有即時性和不完善、不規範的特性（徐峰， 2015，頁 54）。

4. 教學從嚴，評鑒從寬 ：我們的經驗是大眾傳媒與語文教學方面盡量「從嚴」，盡量向普通話靠攏，因為「英語、法語傳播到國外，會變。英語有英國英語和美國英語。新加坡有 300 多萬人口，要了解 13 億人口的中國所講的話，所寫的字，就要以你們的為標準。」（李光耀資政生前會見中國副教育部長郝平時的談話）（周清海，2011a）。而人民一般的語言應用和語文教學裡語文評鑒則應該「從寬」，允許一些地區性的辭彙和語法現象，因為「忽然間改變，聽起來不舒服，不習慣」（周清海，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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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華語」與文化問題

（一）從文化上看，高度一致的書面語教育也給華語區留下共同的文化與習俗。新加坡華人學習的華文被定義為「母語」的學習，就表示學「華文」既是學習本民族的語文，同時也是學習本民族的文化。李宇明（2015，頁 337）所說的「作為第二語言的母語教學」，新加坡的華文教學就是典型的代表。

在華文教材的內容方面，華語區之間必須維持最大的共同點，維持共同的文化核心。只有在文化和語言方面，有共同的核心，才有利於華語區之間的交際，也才有利於華語走向世界。

哪些是我們共同認可的文化核心？我們可以用以前的或者現行的華語區的語文教材，從文化與價值取向等方面，進行分析，以求得大概的了解。

語文學習里的文化問題，既和各地區自己的本土認同有關，也和華語區之間的共同文化認同有關。華人之間的民族認同，怎樣在不同的語文程度里體現出來，怎樣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體現出來，都是應該思考的。語文教學裡的民族文化得不到重視，就是忽視了語文的認同功能。「語文認同消失了，民族也就消解了。沒有民族認同的人群，是沒有根基的。」我們應該珍惜和保留共同的文化基礎。

（二）在新加坡的華文課程里，我們選取了不少本地作家的作品，是期望語言學習者胸懷國家，從本地出發去看世界以及華人世界。有一篇〈新加坡河—我們的母親〉，課文里有這樣的句子 ：「如果說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那麼，新加坡河便是我國繁榮的起點了。」課文將「新加坡河」與「黃河」並列，並提及「中華文明」，這表現了我們除了熱愛自己的國家之外，也積極向中華文化認同（周清海， 2007c，頁 127）。

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華文教材所強調的文化內容是向傳統認同，從傳說、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古典文學的介紹，近現代作家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華文教材所強調的文化內容是向傳統認同，從傳說、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古典文學的介紹，近現代作家的作品等等，都沒有涉及當代中國。從「夸父」到「秋瑾」、「詹天佑」；從「盤古開天闢地」到「虎門煙」；從《封神演義》到《老殘遊記》；從梁啟超到徐志摩、魯迅、豐子愷等等。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了解中國成為我們的一個重點，因此華文教材增加了當代中國的作家作品，地理名勝、歷史文化等內容，如〈東方明珠—上海〉、〈香山紅葉〉、〈深秋的北風〉、〈從甲骨文到電子書〉等等。也選了中國當代作家，如馮驥才、賈平凹、劉心武等人的作品。作家和作品，除了能帶來新的辭彙，也帶來新的社會生活和地域情況的內容。這些內容，為了解中國鋪墊基礎，也提供了我們和香港、台灣等社區華人談話的共同話題。

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香港台灣以及其他華人社區的作家作品，也出現在我們的華文教材里。容納不同華語區的作品，是必須的。我認為 ：各地不同的作品、語言現象，可以讓語言學習者了解其他華語區的社會與語言，方便學習者以後與其他華語區交往。在華語擴大它的用途時，我們的課程與材，就不能只是考慮自己的需要，或者一切以中國為中心，而必須從整個華語區的需要著眼。

在華語擴大用途的情況下，新加坡的華文閱讀教材所採取的選材與編輯路向，可能值得大家思考。但是，在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如何才能取得平衡？華語文程度和文化認同的關係應該怎樣建立？怎麼樣的語文程度才是合適的？都是需要我們不斷關心的問題。

（三）學習文言也是為了語言和文化的傳承。 我認為現代漢語是「古今雜糅，南北混合」的語言。學習文言，能增進我們對現代漢語的了解。但是文言的教學，必須和現代的需要接合起來，才能讓文言的學習更有意義。

多年前，呂叔湘就曾提出現代漢語和古漢語分科教學的問題。他認為 ：在充分掌握了現代漢語的基礎上，學習文言，達到能閱讀一般文言的程度，我估計至少得學習五六百課時，差不多要佔去高中階段的全部語文課的教學時間，課外作業時間還不算。還要有具有較好的文言修養的教師和合適的教學方法。現行的教材編法和課時安排都還不能符合要求（呂叔湘，1983，頁 319）。

文言和白話不一定要求一個教師教，甚至可以分作兩門，各編課本。（呂叔湘，1983，頁 330）。

新的書面語又會從舊的書面語吸收有用的成分 ： 在現代漢語書刊里，文言成分，特別是利用文言詞素造成的新詞，比《水滸傳》和《紅樓夢》里多得多。（呂叔湘，1983，頁 42）

可見文言的學習負擔是很重的，但為了文化和語言學習的需要，我們又不能不學習文言文。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同時也需要減低學生學習文言的負擔。我建議放棄全篇選讀的做法，只選有意義的段落。吳楚材編《古文觀止》的時代，文言是通行的語文，書寫文言是當時必需的條件，今天我們已經不寫文言了。我們必須以現代的需要，從「古為今用」出發，重新考慮語文教學問題。尤其是在知識近乎爆炸的時代，在全球化的年代，適當地減輕學生的語文和文化的負擔，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國，這個問題是應該提到日程上來考慮的。……以內容為綱處理閱讀教材，結合古代、現代、中外以及華語區共同的文化特點，使華文教學更具有挑戰性（周清海， 2011b）。

我更提倡以不同的課題為中心，將文言和現代漢語的選文結合起來，組成單元，進行教學。如「戀愛觀」、「友誼」、「誠信」、「務實」、「移民問題」、「外來人才」、「民主」、「愛國」、「人性」等等，都可以成為課題，選取現代的文章，結合不成篇的文言，將「古今」融合起來，做到「古為今用」。當然對於中文系的學生和語文教師，可以有不同的要求、可以有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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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一）在「大華語」概念下，華文教學在教材、語言評鑒以及文化認同等方面，需要做些適當的調整，才能符合華人身份的轉變，以及全球化的要求。但華文教學裡書面語高度統一的傳統，是應該繼承和保留的。此外，從語文政策和語文推廣的需要看，下面幾點也應受到重視 ：

（二）從語文政策的高度，強調與維持共同的語言核心，使我們的華語走得出去，這是我們的目的。我們同時也提倡交流，相互吸收，提倡『大華語』的概念。這些做法，對我們這個只有人力資源的小國，是必要的 ；對於漢語的發展，漢語走向世界，我想也是必要的。（這是徐峰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引了我

2006年3月24日在《聯合早報》上的談話）（徐峰，2015，頁3）。當時我用「大漢語」，現在改為「大華語」。

（三）推廣大華語，是所有華語區的責任。那麼，華語師資的培訓，師資資格的論證，華語教材的編寫與出版，都不一定要全在中國。漢辦目前所採取的

「派出去和請進來」的做法，以及（包括僑辦）定期組織中國國內的教學專家前往海外，為當地教師舉辦培訓班的做法，就是沒有充分考慮大華語這個概念，沒有充分調動華語區在推廣大華語中的作用。

（四）調動華語區推廣華語的積極性，不只有助於華語區語文教育的發展，鼓勵華語區的語文教育企業化，對培養具有國際觀的研究人員、語文教師都有好處，更將給漢語的國際化帶來新的動力。漢語國際化，不能單靠經濟力量，軟實力的建立，需要華語區的配合，需要了解中國語言文化的國際友人的支持。

（五）李宇明先生認為 ：「海外華語教學……是漢語教學最為重要的部分，也是國際漢語教學的最為重要的部分。因此，應當受到進一步的重視。」（李宇明，2015，頁343）這個「國際漢語教學的最為重要的部分」，希望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在「一帶一路」的思考中，能受到有關單位充分的關注，而華語區之間，也應充分合作，在大華語的概念下，共同思考這些問題。

（原載自：《國際教育學報》2017，第1期）

圖文編輯：張鍾晶

責任總編輯：老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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