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中美關係冰封期，一位美國青年突破重重阻撓而來，記錄下他眼中的真實中國

新聞 07-05

遠在小球玩轉大球的「乒乓外交」之前很久

中美民間外交就開始了

1957美國青年訪華之旅：冰封時期的青年外交

本刊記者 | 宋春丹黃衛蘇潔

本文首發於總第810期《中國新聞周刊》

1957年12月初，在紐約海關，從巴黎返美的26歲美國公民羅伯特·卡爾·科恩拒絕出示自己的護照，只出示了退伍軍人身份證明。

事先他已鑽研過相關法律，並諮詢了一個叫美國全國緊急事件公民權利委員會的人權組織，了解到，美國法院裁定，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入境的唯一條件就是證明自己的公民或居民身份，甚至證人證言亦屬有效。所以他無懼對方恐嚇，與其對峙著。

對方讓步了。移民局局長說，可否「檢查」下他的護照，他也同意了。

按照他的要求，他和局長單獨進入其辦公室，局長坐在辦公桌後，他背抵著門，站在8英尺（約2.4米）之外，把護照舉起來給局長看。

局長看後，給國務院打了一個電話，對方告知，根據法律，這已經算履行了身份證明義務，只能讓其入境。

60年後，科恩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講述了這段海關奇遇。

之所以如此大費周章，是因為他3個多月前違反美國國務院的旅行禁令，作為41人的美國青年代表團成員之一，訪問了中國大陸。他從《紐約時報》上得知，其他成員訪華後，護照在入關時悉數被收繳。

莫斯科聯歡節

1957年七八月間，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在莫斯科舉辦，匯聚了來自131個國家的34000多名代表。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胡耀邦率1200多人組成的中國青年代表團參加。

180多名美國青年參加了聯歡節，科恩也在其中。

科恩畢業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取得了戲劇藝術專業碩士，其後在德國的美軍基地服役。退役後，利用退伍軍人助學金，在巴黎索邦大學攻讀社會心理學博士。他從一份英文報紙上看到世界青年聯歡節的廣告後，抓住英國代表團招募團員去莫斯科電影學院參加聯歡節的機會，隨代表團來到了莫斯科。

在聯歡節上，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簡稱全國青聯）向部分代表團發出了訪華邀請，費用全部由中方負責。其中，特別邀請15名美國青年訪華。

根據聯歡節組委會的要求，參加聯歡節的美國青年選出了7個代表，擔任聯絡工作。這7個人首先進入了受邀名單。另外8個名額，則張貼通告，公開招募。

科恩在聯歡節宿舍牆上看到招募通知後報了名。他告訴7人聯絡小組成員之一、紐約城市大學19歲學生傑克·羅森，如果自己入選，而且能設法弄到一台攝像機的話，他可以為這次旅行擔任攝像。第二天早上，他在牆上張貼的新的通告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訪華團名單出爐後，一時怨聲四起。很多人質疑，名單被一小部分「內部人」操縱了。中方得知後宣布，任何人都可以自願參加訪華團。不過，由於預算有限，自願參加者需負擔國際旅費（中國境內的費用由中方負擔）——當時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車票也不過45美元。

又有32名美國青年報名。除了一名不知何故沒有護照的，都被接受。

在聯歡節上，科恩結識了不少美國新聞界人員，得知他要去中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駐莫斯科記者丹尼爾·肖丹表示，CBS願意為他提供攝像機和膠捲，並將支付稿酬。然而第二天，丹尼爾·肖通知他，CBS紐約總部決定，不能為違反美國政府旅行禁令的人提供支持。

沒有攝像器材，科恩打退堂鼓了。作為一個「典型的美國人」，他對中國一無所知。僅僅是作為普通旅行者去，不值得冒險。他本來希望，通過拍攝可以幫助美國公眾了解真實的中國。因為，如果因為誤解而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將是毀滅性的核戰爭。

丹尼爾·肖建議他，可以去找下全國廣播公司的代表歐文·R·萊文。

果然，歐文表示全國廣播公司（NBC）願意挑戰「旅行禁令」，任命科恩為NBC電視部特約記者，為他提供一部16毫米小型手持攝影機和11卷（每卷100英尺）黑白膠捲。

中方為準備訪華的47人發了簽證。由於沒有外交關係，是另紙簽證，即簽證章蓋在一張白紙上。

8月13日，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蒂安·赫脫通過美國駐蘇聯大使湯普森寄交訪華團一封信件，發出警告，稱入華者將受到監禁、罰款或者其他形式的嚴厲制裁。此前，美國政府已多次派湯普森對訪華團予以警告。

14日，47人在聯歡節村舉行了秘密會議，從午夜一直開到了第二天清早，不讓記者參加。

最終，42人堅持訪華。他們的年齡介於19到35歲之間，其中8人是美國共產黨員。一個選出來的執行委員會負責對外聯絡、行程安排、新聞發布等事宜。一些成員稱，此行的目的在於確認「美國公民有旅行的權力」。美國參議員富布萊特等公開聲援他們。

代表團團長為美國聖公會牧師華倫·麥肯納，他來自主張對蘇合作的進步黨。有代表團成員告訴路透社，一些成員開玩笑地管他叫「紅色執事」。還有人說，代表團中的極端右派和「左派」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

當天，42人乘火車離開莫斯科。火車穿越整個西伯利亞，9天後到達北京。3000名手持鮮花的中國青年到火車站迎接，場面熱烈。

來自密西西比的希爾比·塔克因為拒絕向中方出示護照，被驅逐回莫斯科。訪華團人數變為41人。

會見前美國戰俘

為了迎接美國代表團訪華，團中央成立了接待小組，由書記處書記劉西元負責。時任團中央國際聯絡部科長朱良出任正領隊，謝邦定擔任副領隊，全程陪同。8名翻譯為代表團服務。

朱良後來撰文回憶，中央特別是周恩來總理對這次訪華十分重視，指示要「求同存異，實事求是」，對對方的要求盡量滿足，還要注意說服代表團的進步分子團結中間與後進分子，甚至背景複雜的成員。

接待一覽表裡列出了每位成員的身份和政治情況。最初邀請的15人被視為正式成員，除團長華倫·麥肯納外，還有兩位被註明是「代表團團委」，都是美國共產黨員。科恩的一欄里寫著：「電影作家，導演。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電視部特約記者。要求在中國拍電影。」

每到一地，代表團都被安排住當地最好的賓館，伙食標準很高。在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科恩看來，在中國的食宿是一種非同尋常的享受。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所到之處每個人都很友善。

8月26日，代表團來到北京大學，訪問了正在該校學習中國文學的24歲美國學生莫里斯·威爾斯。

威爾斯是1951年在朝鮮戰場上被俘的。停戰協定簽訂後，根據自願遣返原則，21名美國戰俘、1名英國戰俘和325名韓國戰俘拒絕遣返，留在了中國。威爾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北大學習期間的一切費用都由中國紅十字會支付。

代表團與威爾斯一起在食堂用餐。威爾斯一邊用一隻大叉吃飯一邊說，自己從沒學會用筷子，還是經常吃西餐，穿西式服裝。他說，喜歡這裡的環境，也喜歡這裡的人。

有人問他是否打算回美國，他說要先完成學業。他承認有時有點想家，有時會想念物質上的舒適，但除此之外並不怎麼想念美國。他肯定地說，不管去留，中國人對他們並不會有何留難。

訪華團好奇中國人的情感生活，威爾斯告訴他們，中國男孩和女孩比美國人害羞，戀愛要經過較長的時間。

到中國7年之後，威爾斯與一位中國姑娘結了婚。1965年，回到美國。第二年他出版自傳，稱自己當初之所以拒絕遣返，是因為對杜魯門總統撤了他的偶像麥克阿瑟將軍的職務不滿。

「他們並沒有用電極刺激我們的頭部，也沒有把我們變成一個機器人聽從他們的命令。他們慢慢地，一步一步、一個觀念一個觀念地感化我們。」他說。

8月29日，代表團坐火車前往長春。代表團三位領導成員之一的鮑勃·威廉遜曾告訴媒體，訪問日程是先由他們自己提出想要去的地方、想要看的內容，然後再據此安排的。

他們參觀了蘇聯援建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和旅順軍港。在旅順軍港，科恩被禁止拍攝。在華期間，他被允許拍攝一切所見之物，這是唯一例外。

科恩回憶，參觀一些工廠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中方解釋，這些廠里正在展開反右鬥爭。這些右派分子利用1956年的「百花齊放」方針，做出了極端的行為。

探視美犯

隨後，代表團返回北京。9月6日，出席了全國青聯和共青團中央為歡迎來訪的25個國家的111位青年代表舉行的招待酒會。周恩來出席了酒會。

9月7日上午，代表團探視了獄中的兩名美國間諜：約翰·托馬斯·唐奈和理查德·喬治·費克圖。

1952年10月29日夜，唐奈和費克圖乘坐一架沒有標誌的Ｃ-47飛機進入吉林安圖縣上空，準備接回一名空投間諜。飛機被埋伏的火力擊中，兩名飛行員斃命，唐奈和費克圖跳傘被俘。1954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以「進行特務活動危害中國安全」罪名判處唐奈無期徒刑，費克圖有期徒刑20年。同一天還審理了另一起美國間諜案。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空軍上校阿諾德等14人駕駛偵察機進入中朝邊境進行戰略偵察，被中國戰鬥機擊中跳傘，3人死亡，11人被俘。阿諾德獲刑10年，其他人也分獲不同刑期。

公開審判的消息傳出，美國朝野震驚。中方利用這一契機，終於迫使美國人坐到談判桌前，雙方從1955年開始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中方分兩次釋放了兩案在押美國人，但不包括唐奈和費克圖。美國則堅持不解除旅行禁令。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宣稱，美國不能容忍其他政府將美國人關進牢房，並以之要挾美國。

只有15名正式代表得到這次探訪機會。唐奈和費克圖是分開關押的，15人分成兩組，分別探視。他們被告知，不能詢問案情。如果配合，就將被允許探視關押在上海的其他美國犯人。科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為不許攝像，他將自己的位置讓給了美聯社特約記者拉里·莫亞。

費克圖穿著藍布襯衫、布褲子和球鞋，沒刮鬍子。他說，自己和唐奈曾要求關在同一個牢房，但未能如願。

費克圖說，他在波士頓大學求學時的志向是成為一名足球教練，因為經濟拮据開始為政府工作。有人問費克圖：「是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嗎？」他回答說：「是的。」

他說自己身體很好，1955年1月做了最近一次體檢。他每天有一小時的戶外活動時間，也會想辦法鍛煉大腦，比如逐個回憶老友的樣子。伙食比中國犯人要好，有麵包，而不是米飯。

費克圖要代表團轉告他在美國的母親，他身體健康，過得不錯。有人問他是否有話要對媒體講，他說：「沒有，但是告訴他們設法讓我離開這裡。」

唐奈曬得很黑，剪了平頭，穿著紅色襯衣、黑色褲子和帆布鞋。和費克圖一樣，他也經常接到家信，在監獄的頭兩年中，他接到了680封美國親友的信。

宣判後，他和費克圖被帶到中國各地旅行了六個星期，回來後深受震動。他說：「我從來不是一個認為自由企業至高無上的人。我現在深信，某種形式的計劃經濟對中國、印度也許還有世界上其餘國家是一個辦法。」

唐奈與一個會講英語的中國犯人同住一間。他也說自己身體很好，大部分時間是在牢房中看書，跟獄友聊天，或者呆坐。他能看到馬列主義書籍、小說和美國雜誌。外界消息也時有聽聞，比如肯尼迪總統遇刺。但直到獲釋後，他們才知道美國宇航員登上了月球。

科恩事先已與NBC約定，預留好周日早晨的版面（訪問是周六）。沒想到，15人回來後都拒絕向代表團其他成員透露會見內容，要他們等待統一發布的「官方版本」。

科恩不滿地認為，「7人聯絡小組」本是大家選出來做聯絡工作的，卻以領導者自居了。他至今認為，這些人毀了一個好故事。

探視當天下午，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

團長華倫·麥肯納首先表示，他們中大多數人相信，和平事業不僅是職業外交家的事情。周恩來表示贊同，讚揚代表團做了「兩國人民往來的先鋒」。麥肯納說，代表團成員事先商定，每人問一個問題。周恩來笑著說，這是機會均等。

史蒂·泰勒首先問，24個美國記者是否被允許進入中國？

他指的事情是：1956年，中國邀請16家美國主要新聞機構派記者來華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訪問。在各方壓力下，1957年8月22日，也就是美國青年代表團進入中國前夕，美國國務院終於同意，作為實驗，可以給24位記者頒發有效期7個月的訪華許可。

周恩來回答，美國國務院只同意美國記者到中國來，不許中國記者到美國去。這件事情還應當經過新的努力，要使雙方能在互惠的基礎上交換記者。

傑克·羅森說：「今天我有機會去訪問了在中國的一個美國犯人，你知道，在華美犯問題是在美國引起很大爭論的問題。中美兩國正常關係的建立對這些美犯的地位會有什麼影響，如果有的話？」

周恩來請他轉告在中國監獄的6位美犯的家屬，歡迎他們來探監。他說，美國人民很關心在中國監獄裡的六位犯人，中國人民也同樣關心在美國的中國僑民，特別是5000中國留學生。但不應該把這作為兩國恢復正常關係的先決條件。

李卻特·蘭恩問：目前的反右派鬥爭是否同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一致？周恩來說：是一致的。因為百花裡面有好花，也有壞花。壞花大家就評論它一番，說它不好。花以外，還有毒草，長出來以後，就要把它鋤掉。

科恩對周恩來的印象是溫文爾雅，很有外交風範，英文講得不錯。他關注的是中國對待反共國家的外交政策。周恩來回答，中國願意同任何國家建交，不管其意識形態。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後，當年底，中國政府以「驅逐」方式釋放了費克圖，對唐奈改判五年徒刑。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與周恩來會談時，代年邁體弱的唐奈母親向中國政府請求仁慈。1973年2月1日，他在美國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首次公開承認唐奈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當年10月，唐奈被以「驅逐」方式釋放。

回國後，費克圖當上了波士頓大學體育系主任，他開玩笑說，這得感謝在中國坐牢時天天堅持鍛煉。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唐奈進入哈佛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康納迪克州當律師。期間，他與一位原籍瀋陽的中國女子結婚生子，這名女子的老家就在他們乘坐的飛機被擊落的地點附近。

「漢陽一中事件」

探視美犯的第二天，代表團登上了前往武漢的列車。

幾乎每天，接待人員都會送來最新的《紐約時報》。這天，他們從報上看到了關於「漢陽一中事件」的報道。

就在兩個月前，因湖北省高中招生指標分配城鄉嚴重不均，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學生走上街頭，衝擊縣政府，並強拉縣長去省教育廳請願。事後，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並被說成是湖北民盟主任委員、大右派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富農出身、對學生採取溫和態度的副校長王建國，有眨眼習慣、被認為給王建國使眼色的教師鍾毓文，以及曾來漢陽一中發展民盟成員的縣圖書館管理員楊煥堯，被判處死刑。9名教師和1名學生被判處有期徒刑。

代表團申請訪問漢陽一中，得到了同意。

9月9日，湖北省漢陽縣委接到省委電示，立即研究接待方案。從縣直機關，到各單位，直至居委會，都開會統一思想認識，並動員群眾打掃街道，整頓鎮容，清除了大街小巷張貼的死刑布告。

漢陽一中宣布了紀律：全校師生不得主動接近美國青年，所有談話一律通過翻譯進行，被問到「漢陽一中事件」要根據公開材料談，沒有公開的不準談；不準接受美國代表給的東西，小紀念物品可留下，報告上級再作處理；不準與美國代表說英語，等等。

在正在漢陽一中讀高一的劉富道看來，這些規定大部分是多餘的。除了精心挑選的在校門口迎候的數十名同學，其他同學根本無法見到代表團。當時只開俄語課，也沒人能用英語交流。

劉富道最早是從父親那裡聽說訪華團將要來訪的消息的。他的父親在漢陽縣人委會招待所做管理員，代表團將下榻此處。條件簡陋的招待所粉刷一新，所有床鋪都換上了嶄新的白床單。

訪華團抵達漢口後，首先由新華社和《湖北日報》兩位記者向他們介紹了「漢陽一中事件」。新華社記者後來發的內參文章寫道，部分代表態度很是無禮。拉里·施瓦茲說：「這樣的介紹是給我們打預防針，還不及看報紙，我一點也不感興趣。」

9月11日上午11時，訪華團中的11人在一名女翻譯陪同下到達漢陽縣，科恩也在其中。

在辦公樓二樓會議室，新任漢陽一中校長李毅回答了代表團提出的26個尖銳的問題。他原為漢陽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曾擔任漢陽事件調查團副團長。縣委一位副書記則坐鎮會議室隔壁房間。

代表團提問的焦點是：中國政府是依法鎮壓混進教師隊伍的反革命分子還是學生運動領袖？雙方爭辯了幾個回合。訪華團被允許查看宣判大會現場，但會見被處決者家屬及事件組織者的要求被拒絕了。

為了招待代表團午餐，學校新買了全套紅花細瓷盤碗，請了校外名廚，縣衛生局葯檢師到場檢驗食物和飲料衛生。據接待方觀察，代表團吃得很滿意，誰想吃哪盤菜就站起來將它拖到面前，人人爭先恐後，一大桌山珍野味在一小時內一掃而光。

下午2點多，代表團會見了學生代表。會見結束從辦公樓出來時，正好趕上學生下課。

漢陽一中的學生們對這次來訪議論紛紛。談論最多的，是一個高鼻子美國青年，一路舉著攝影機拍街景和校景，連街上赤膊赤腳的勞動者、學校的豬圈、操場外的私人廁所都不放過。「我們這些充滿愛國情懷的青年學生，對此深深厭惡。」劉富道說。

由於拉里·莫亞也為美聯社攝影，科恩不能確認這位高鼻子青年是不是自己。

1986年，湖北省委報經中央批准，為「漢陽一中事件」徹底平反。劉道富後來成為湖北作協副主席，7年磨一劍，出版了全紀實作品《漢陽事件》。

「我們已經體驗出這種團結和力量」

在武漢，代表團還會見了朝鮮戰爭後留在中國的另外4位原美軍戰俘：30歲的理查德·柯敦、26歲的哈羅德·韋伯、28歲的克拉倫斯·亞當斯，以及魯希。他們都表示，已在中國安居樂業，也許會考慮短暫回一下美國。

拒絕遣返的這21名美軍士兵，文革前絕大多數都回到了美國。回國後，許多人背負著叛國者的惡名，經歷了艱難的時刻。

在武漢期間，代表團還訪問了湖北省第二監獄、武漢醫學院、武漢市立二醫院，參觀了武漢長江大橋、武漢歌劇院，遊覽了東湖和歸元寺等。這些行程均有公開報道，唯獨到漢陽一中訪問，國內報紙上隻字未提。

結束武漢行程後，代表團先前往南京，訪問了南京大學、江蘇省中醫院等地，再前往上海。

9月19日，訪華團獲准探視了被監禁在上海的三名美犯。他們是：麥考密克神甫、華格納神甫（都已定於1958年６月釋放），以及休·弗朗西斯·雷德蒙。雷德蒙1946年來上海，曾在美駐華海軍部門工作，在上海、北京等地搜集情報，1951年被捕，後被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判處無期徒刑。

在會見中，雷德蒙態度冷淡，因為他不知道這些美國人是怎樣獲准訪問莫斯科和中國的，直到會晤結束前態度才變得稍微和藹。他說：「我想你們是違犯美國法律到中國來的，我不願意我自己由於會見你們也違犯法律。」

代表團的行程中沒有天津，因此沒有探視在中國的第6位美犯，原天津公懋洋行董事長兼總經理甘成恩。他被控搜集情報等罪，1951年被捕，被判有期徒刑15年。

1961年，甘成恩因病提前獲釋，出獄後不到一個月即去世。1970年，雷德蒙在獄中自殺。

離開上海後，代表團乘專車赴杭州，一天後抵達廣州。

流經廣東的珠江是中國南方最大的河流，10萬船民生活在珠江上，被稱作「疍民」。科恩在一條船上看到，一家三代住在這隻船上，女人和孩子們收集樹枝生火做飯，孩子穿著救生服，坐在簡陋的椅子，借著燈泡的微弱光亮讀著翻舊了的教科書。

參觀公社時，科恩在一面牆上看到一張告示，他看不懂中文，但是照片旁的名字上打著紅勾，他知道這意味著此人將被處決。他調轉攝影機鏡頭，搖攝圍觀人群，鏡頭前是一雙雙警惕和敵意的眼睛，沒有人說話。這是訪華期間最讓他難過的時刻。

他在廣州度過了自己的27歲生日。中方為他準備了一個小的生日蛋糕，不過沒有聚會。

隨後，代表團返回北京。他們的旅行期限獲准從三星期延長到五星期，這樣可以參加國慶大典。

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國慶閱兵和遊行慶典，代表團被邀觀禮。為了表示尊重，科恩花5美元買了一套藍色中山裝。他看到幾乎每個中國男人都這樣穿，覺得自己應該入鄉隨俗。

代表團團長華倫·麥肯納在觀禮台上發表談話說：「這個國慶節是表現中國人民的驕傲和力量的偉大日子。在這次旅行中我們所有美國人都看到這種驕傲。我們已經體驗出這種團結和力量。」當晚，北京電台廣播了他的談話。

讓科恩驚喜的是，中國不但許可他全程拍攝，而且還提供幫助，讓他通過外交途徑隨時將拍攝完的膠片寄往莫斯科，交給NBC的歐文·R·萊文，再航空寄回紐約NBC總部。膠片未經沖印，也未經審查。

他和作為NBC廣播部特約記者的愛德華·霍啟曼還被允許使用北京電台的設備，直接向位於舊金山的NBC廣播。

從《紅色中國內幕》到《科恩眼中的中國》

國慶之後，代表團結束了訪問，一部分經由莫斯科回國，一部分經由香港回國。

科恩經莫斯科回到巴黎。在那裡，他去美國駐巴黎領事館領取了八、九、十這三個月的退伍軍人助學金，然後退出了博士學位課程，於12月初飛返紐約。

科恩贏了與移民局的鬥智，順利入境美國。但這只是第一個回合。事情遠遠沒有完。

第二年，他的護照到期，美國國務院拒絕為他換髮新護照。他為此提起了上訴。

在美國全國緊急事件公民權利委員會律師的陪同下，他去了華盛頓。一起參加這次聽證會的還有拉里·莫亞、愛德華·霍啟曼。

科恩的聽證3分鐘就結束了。他拒絕回答「是否是共產黨員」「是否訂閱了《每日工人》等共產黨出版物」這類問題，要求將調查集中於他1930年9月24日出生於美國費城這一事實上。不出意外，他沒能獲得新護照。

1959年，代理國務卿克里斯蒂安·赫脫（杜勒斯病逝）告知他，如果保證不再持護照去中國，即可換領新護照。他接受了這一條件。

回國後科恩才知道，NBC在播出的11條新聞中使用了他拍攝的素材，但大部分素材尤其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鏡頭都未播出。這部分素材的版權不歸NBC。

科恩將剩下的素材剪輯成一部近50分鐘的片子《紅色中國內幕》，帶著它四處演講，開始是在小型私人聚會上，後來是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等機構。他講了100多場，每場能賺1000多美金。科恩說，當時這是很大一筆錢，1200美元都可以買一輛大眾汽車了。

後來，他又將影片配上解說詞和音樂，在電視上播出。1960年，他收到一封來自肯尼迪政府副國務卿切爾斯·鮑爾斯辦公室的信，褒獎了《紅色中國內幕》。

1978年，中華全國青聯邀請美國青年代表團部分成員再次訪華，科恩也在其中。他本想再製作一部紀錄片，但期間妻子診斷出罹患癌症，計劃只能擱置。

1988年，他受邀再次來到北京，與八一電影製片廠共同製作穿越長城的影片。拍攝由於1989年的北京風波而再次擱淺。

2015年，85歲的科恩終於得償夙願。他與長春廣播電視台合作，重訪中國，製作了四集紀錄片《科恩眼中的中國》。

他現在幾乎每天都會看《中國日報》，關注中國的最新發展。回憶起1957年的訪華之旅，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次訪問的最大意義，在於給了他一個全新的視角。

「現在中國在我眼裡不僅僅是另一個國家，而是佔地球總人口四分之一之多、努力擺脫貧窮和各種紛爭的一群人類的聚合之地。」科恩說。

值班編輯：庄兼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