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城市中的去本地化

工作太難找，學位太緊張，交通太擁堵，房價太特么高……如果沒有那麼多外來人口，城市會不會更美好？

這是在各大城市，尤其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隨時能引起爭議的話題。在原住民與外來人口的矛盾衝突中，最常有的心態是：人太多了、不宜居了。實際上，這也是一線城市提出人口疏散最基本的邏輯。

毫無疑問，外來者為城市發展奉獻青春，同時也必然是公共資源的使用者。在人口、資源、環境等壓力之下，逃離北上廣是他們獨有的資本。而無法逃離的土著們，究竟是城市化的受益者，還是背鍋俠？

一線城市的去本地化

說是背鍋俠，本地人似乎的確有不少委屈。

曾有北京網友在微博上吐槽，「中央部委一圈地，一群房地產商開始圍著中央部委建商業區，本來住二環里的小老百姓眼睜睜地被掃出四環開外。二環里弄到現在，除了幾小片胡同還沒拆，剩下的連個說北京話的都找不著。」甚至還有說法稱，「北京首都化的過程就是外地人進三環，北京土著出五環的過程。」

這些觀感究竟是情緒化的抱怨，還是某種程度上的事實？北京的「外地人」是不是真的把老北京「擠出去」了？

數據科學研習社曾利用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對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分布做過統計。

這次統計以「鄉鎮街道辦事處」為單位。結果顯示，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總共是702.8萬，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五環之外，具體數字是375.2萬。五六環之間的常住外來人口佔全部常住人口的比例最高，達到61.8%，而四環內常住外來人口佔比僅約為32.1%。

可見，截至2010年，四環以內北京本地人為主的人口結構，並沒有改變。北京的新城和邊緣集團建設還是明顯起到了對外來人口的截留作用。當然，「城裡」高昂的房價和房租，也讓不少外來人口望而卻步。

不過，北京這幾年開始開始疏解城六區的「非首都功能」。住在這一區域部分北京本地人，也可能隨著新的安置房和工作單位被疏解到新城和北京周邊。

跟北京有所不同的是，上海的本地化已經開始呈現出明顯的外熱內冷趨勢。

GIF/94K

從90年代到本世紀初，上海曾經歷了舉世罕見的大動遷。1991年到2003年，共有95萬戶、約300多萬原本住在市中心的上海市民，遷往郊區動遷房。取而代之住在拆遷廢墟上拔地而起的高端樓盤的人，往往是一些跨國公司在上海的高管。

但時至今日，上海市內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已經不再是政府動遷。1995年時，每3個住上新房的上海人，就有1個人是動遷。到了2014年，上海動遷房面積僅占商品房銷售總面積的3%。

房地產機構的數據，或許更接近現階段上海人口流動的真相。

同策房產諮詢曾公布了一份新房交易數據。這份數據從2012年9月開始，至2015年9月結束，共有15000套新房交易數據。

數據顯示，在市中心0至20公里範圍內，越靠近市中心，本地人口越多。但是，從市郊到市中心的商品房，上海本地人口購買的比例從60%下降到40%左右。而在20公里範圍以外，則是越靠近郊外，本地人口買房比例越高。換言之，越往市中心，上海「去本地化」的趨勢越顯著。也有人調侃：未來的上海，內環講英語，中環講普通話，外環才講上海話。

對於住在八九十年代的老破小里的上海本地人來說，他們的劣勢也十分明顯，因為並無撤往二線甚至三線的可能。遇不到拆遷，也不是富二代，之前又沒買房的話，要麼一直住在老破小，要麼置換出去，有錢的近郊，沒錢的遠郊。以前或許從未想過住郊區，沒料到這邊老鄰居不少。屆時他們或許會在心中默念：丫的，來上海乾嘛？為提高上海房價做貢獻嗎？

外來人口的公共回報

在把靶子打向城市化甚至推而廣之指向外來人口之前，不妨來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北上廣這些一線城市的優勢究竟是不是都來自「本地人」？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地方經濟在計劃經濟的統籌下，形成了很多封閉排他的區域經濟體系：比如首都北京被定為中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上海被規劃為中國最大的工業產業基地，廣東則坐擁深圳經濟特區，目標是發展為中國經濟第一強省。

相比之下，以地處中原的河南為例，由於長期被國家定位為「確保農業基礎」的糧農生產基地，再加之河南人口基數全國第一，人均資源少，使得河南只能甘為農業省並大量向發達地區輸出務工人員。

你城市的燈光夠亮嗎？

這種政策和定位上的區分和傾斜，讓北上廣可以專心於自己的經濟地位，不必擔心農業和勞動力。非政策傾斜地區，只能作為「供養者」。

「供養者」對於一線城市意味著什麼？有媒體曾做了一個假設式的調查問答：假如上海少一千萬所謂的「外地人」，它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報道做出的想像是，大量人口消失，最直接的影響出現在勞動力市場。產業大失血，商業和服務業也不再像先前那樣發達，雖然能繼續保持運轉，但國際大都市的地位不再，上海重新變成了一個穩定的城市。

假設的情景模擬沒有實證，但在公共回報這一維度上，外來人口對所在城市的貢獻是可以有共識的。

城市與市民之間的關係，在於市民以納稅人和社保繳納人的身份為城市貢獻運行基石，城市以公共治安、醫療、教育、養老、失業救濟作為公共回報。

從貢獻來說，在異地賺錢的外地人所納稅收被當地政府收繳。在北上廣，數百萬外來人口所繳納稅款的相當部分會被所駐地政府分成。但當地政府並不為外來人口提供與納稅相匹配的公共服務。

雖然大城市提供公共服務的絕對財力並不低，但他們通常會選擇只向外來的社會精英開放市民權，主要依據是城市是否認可你對它的貢獻。所以，大部分移民來到新城市，得不到戶籍以及和本地人同等的公共福利。也就是說，外來人口創造的價值，超過了他們所產生的社會成本。

關於外來人口對城市的價值，從彌補養老保險黑洞中可見一斑。

以上海為例。幾年前，上海的養老金常常入不敷出，每年需要財政大量補貼。2010年，上海的養老金餘額是負103.54億元，但在2011年就變成了211.61億元。在老齡人口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為何社保資金年度餘額會由負變正？

根據相關的統計數據可知，從2010年到2011年，上海市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由542.87萬人猛增為926.93萬人，增長率幾乎達到70%。

這種變化源自於上海從2011年7月起實施的社保新政。2010年以前，上海市城鎮養老保險並不覆蓋外來人口。2011年，由於將外來人口納入養老保險的繳納行列，上海的養老金收入驟升28.5%。當年，上海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繳納增加人數是384萬人，這與2010年繳納來滬就業人員綜合保險的404萬人的數量大致吻合。

扭轉養老金入不敷出的局面，一是推遲退休年齡，二是使人口的年齡結構年輕化，讓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更多，也讓每一個人平均能夠負擔的老人更多。而在上海，勞動年齡人口中已經有一半是外來人口了。

底層自發秩序，才會改變潮水方向

城市要成為超級大城市，成為一個機能健全城市，需要外地人。在過往對外來人口的刻板印象中，包括但不僅限於這些問題：

第一，所謂的外地人、外來務工者，好像專指落後地區的農村人口，往往跟學歷低、素質差聯繫在一起。但實際上，北上廣深的外地人中，來自中小城市乃至外地省會城市的「城裡人」並不在少數。

第二，外來人口在大城市工作，並不局限於低端行業和工種。很多重要部門和重要崗位，甚至多被外地人佔據。

對外來人口的敵意和歧視，只因人口流入擠壓了原有城市一部分低學歷、低階層市民的就業機會，以及另一部分精英人群理想中的城市烏托邦空間。一部分人感到自己受威脅，另一部分人覺得自己受到侵擾，便用「本地人」這個集體概念來作為一種自我心理上的防禦機制。「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分野，實際上是由城市裡一個個「小我」的個人利益所決定的。

但是，私利和個人情感不能作為公共問題的討論基礎。反觀在城市化問題的討論中，希望控制人口規模的群體基本都是這一立場：你們走，我留下。可如果一項公共政策只為少數群體服務，就不能稱之為公共政策。

往往，經濟落後總容易成為不道德的代名詞。人口從經濟落後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總是占多數，所以，經濟發達城市向外來人口開地圖炮時總是多了那麼幾分理直氣壯。但如果向上溯源，現如今敵視外來人口的，也有不少是為了成為「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而努力過的，無論是地理上還是文化上，都是「外來」與「混合」的產物。

市場規律不取決於人的意志和規劃。總有人糾纏於大中小城市均衡發展，但這需要言行一致。說要發展小城市，問題是，你會去嗎？你孩子會去嗎？工作會增長嗎？收入會更高嗎？毫無疑問，底層的自發秩序，才會最終改變潮水的方向。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