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給丁汝昌的勸降書為何有兩份？

文︱陳事美

甲午海戰，以中國大敗結束。但甲午戰爭不只是海戰，還有前期的朝鮮、遼東陸戰，也有後面的膠東半島登陸戰。日軍在攻佔威海時，謀劃得很是仔細。一方面到威海沿岸化裝偵察，試圖摸清清軍虛實，找到守衛薄弱點。一方面對清軍將領展開心理誘降工作。尤其是針對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的誘降。

說起來，大敵當前，誘降是戰爭中常見的一種策略。當時的日軍總策略就是，「覆其根本」、「務不損我艦，不使敵艦沉沒。待及彈竭糧盡，士氣沮喪，以令丁提督降」。也就是說，日軍的根本目的還是要消滅北洋艦隊，但消滅的手段不是擊沉，而是逼你到山窮水盡，最後再誘降。說白了，就是想抓活的。

日軍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祐亨非常贊同此策略。1894年12月，他率先與侵華日軍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岩商討針對丁汝昌的誘降之策。經過反覆研討，最後決定，由國際顧問、海軍教官高橋作衛起草誘降書。之所以選擇高橋作衛，因為此人是國際顧問，懂國際事務，會英文，懂軍事，重要的是，他還是個中國通。

丁汝昌

當時，高橋作衛寫了兩個版本的勸降書，一個是中文版，一個是英文版。兩個版本的勸降書曾在日軍海軍高官中小範圍傳閱，大多數人更喜歡中文版。大家都認為中文版是情理兼備，實為不朽的名文。

但大山岩最後拍板，卻選定了英文版。其他軍官大為不解，有人問大山岩為何棄中文版而選定英文版？大山岩認為，中文版固然不錯，也方便丁汝昌閱讀理解。但文中一些提法似有不妥。如日軍希望丁汝昌效仿西漢大將李陵降於匈奴，但李陵在中國還是有爭議的人物。大山岩怕丁汝昌誤解，畢竟勸降的作用是勸降，而不是嘲諷，更不是激怒。

日軍何以提起西漢李陵投降匈奴的典故呢？李陵沒有多大名氣，而他爺爺李廣則人人皆知。作為李廣的孫子，李陵同樣繼續著抗擊匈奴的事業。一次，李陵奉漢武帝之名，率五千步兵出征匈奴，而對方卻有八萬大軍。最後，李陵因寡不敵眾投降。但投降後的李陵，並沒有幫助匈奴攻打自己的祖國，而是一副不合作，消極抵抗的態度。但漢武帝以為，李陵在幫助匈奴練兵，怒殺李陵三族。相反，李陵還把真正幫助匈奴練兵的漢朝將領暗殺了。即便如此，李陵作為投降敵國的一名降將，仍遭後世人唾棄。

日軍希望丁汝昌像李陵一樣，棄小節而保榮名，但鑒於李陵備受爭議，也因為中國人似乎更重視氣節，所以，大山岩最終沒有選擇中文版勸降書。

1895年1月19日，日軍在向榮成灣發起進攻的前一天，將勸降書轉交英國軍艦塞班號，由英國人轉交給丁汝昌。但實際轉交的是美國信使，也沒有直接交道丁汝昌手中，而是首先交給了「定遠」艦的劉步蟾。其實，日本人更欣賞劉步蟾，認為劉步蟾精明幹練的性格更像日本人。如果這封勸降書能同時招降了劉步蟾，相信日軍更為興奮。

劉步蟾直接將勸降書交給了丁汝昌。丁汝昌看後，斷然拒絕了日軍的要求，誓與北洋水師共存亡，同時將此勸降書上交李鴻章。雖然沒有關於丁汝昌閱讀勸降書的記載，但相信丁汝昌應該有所觸動，這種觸動不是投降，而是日軍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的痛點。比如在勸降書中寫道：清國而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

日軍在勸降書中沒有以勢壓人，也沒有嘲諷，通篇都是說理，甚至說到了中國科舉的弊病。同時，還對比了日本的發展。作為北洋水師的最高領導，丁汝昌不會不懂這些。他內心的酸楚，無人可知。日軍在勸降書中，還舉了幾個外國的例子，如法國的總統、土耳其大司馬等大人物，他們都是先投降，後又投身祖國建設事業，後官至高位的偉大人物。但這種做法顯然不符合中國人的價值觀。

後面的事情就屬於意料之中。北洋水師大敗，劉步蟾戰死，丁汝昌憤而自殺，以身殉國。

滑稽的是，當日軍佔領劉公島後，北洋水師殘部陸續投降。在投降書上蓋的大印竟然是丁汝昌的印章。

日軍對丁汝昌等人的戰死表示了高度尊敬。日本軍艦同時懸掛大清國的黃龍旗與丁汝昌的帥旗，軍艦與炮台同時鳴放十二響禮炮，樂隊列陣集體奏哀樂。日軍將丁汝昌、劉步蟾等人的棺槨抬上軍艦，將其運往煙台。面對眾多歐美記者，伊東祐亨高度評價了丁汝昌等人。

其實，日軍不論用哪種勸降書，相信丁汝昌等人都不會投降的，最後的結果都是一樣的。但丁汝昌的戰死，北洋水師的覆滅卻沒有完全喚醒中國人。這才是最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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