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球的盛世隱憂——「榮大事件」的再思考

今天(5日)，中國足協就「容大事件」作出了最終的處罰意見。意見一出，再一次引發了各界的熱議。儘管容大僅僅只是一支中甲升班馬，而且目前成績不算很理想，但容大「衝冠一怒」，卻深刻地反應出「盛世」之下的中國足球隱藏著的隱憂。作為中國足球最高管理者的中國足協，如果不能居安思危，不是在理論上進一步加快、加深研究中國足球深化改革所遇到的新問題、新情況，拿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缺乏「前瞻性」，而是滿足於當下改革之後取得的「成就」，則中國足球將會迎來了一個全新的「低谷」。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危機在「盛世」下不斷爆發

7月1日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具有特殊歷史意義和革命意義的日子。但就在這樣一個特殊的例子里，保定容大俱樂部董事長在主場對陣武漢卓爾隊的比賽之後憤怒宣布退出。因為筆者並不在現場，加上對中甲聯賽的關注度明顯不如中超，因而無法對此事的前因後果加以評判。簡單地選擇支持容大、抑或反對，本身就是不負責任的。雖然「劇情」在次日出現了反轉，而且最終也沒有退出。但是，此事件發生在當前中國足球最為紅火之時，這其實已經是某種「信號」。

不止是「容大事件」。就在容大發生退賽事件之前，中超公司在長春召開的股東大會證實了有關中超版權商體奧動力遞交「交涉函」，後者明確表示將暫緩支付本該在7月1日之前支付的第二筆版權費共6億元人民幣。再往前，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對包括上海上港隊、北京國安隊與江蘇蘇寧隊等諸多球員的處罰引起軒然大波，因為中超聯賽今年尚未賽程過半時，中國足協的罰款數額就已經超過了去年全年。

再往前，二次轉會窗口開啟之前的緊急出台的《2017夏季註冊轉會期收取引援調節費用相關規定》和《U23球員參加2018年中超、中甲聯賽相關規定》等引發各界熱議。從年初中國足協在毫無風聲的情況下，特別是在各俱樂部引援工作基本就緒的情況下，突然下發新政，讓俱樂部措手不及，就已經引發了各種反對聲音。

所有這一切都讓中國足協再一次被推上風口浪尖，其中的核心一點就是：中國足球特別是中國足協的公信力何在？從年初出台的外援加U23「新政」開始，一系列舉動顯現出「行政干預」的力度與幅度明顯超過以往。在中超進入「五年80億」的第二個年頭，中超的所謂「繁榮」已經危機疊現。而且，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今年以來，圍繞著中國足球的負面消息與報道明顯已經超過了去年。

某種意義上，容大的退出雖然僅僅只是停留在中甲層面，與中超並無實質性聯繫，但圍繞著中國足球的「假」、「黑」之聲再度風起雲湧。這無論是與高層對中國足球殷切希望還是與當前進一步深化中國足球改革的大形勢，抑或與中國百姓對足球的期望是背道而馳的。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中國足球最高管理者的中國足協雖然再一次更換了領導人，但如果不能認清形勢，滿足於「五年80億」、滿足於「中國足球改革最近一兩年來成就巨大」這樣的表象，而不是把當下所發生的一切當成是一次進一步全面真正深化改革的「良機」，則中國足球重新回到「解放前」並非沒有可能。

「三五年一周期」的歷史之鑒

外界並非看不到中國足球最近一兩年來所取得的一些進步，筆者也不是消極悲觀者。但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紅山口會議」為標誌的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開始至今，對照當下中國足球的諸多亂象，筆者深刻地感受到：某種意義上，當下的情況與第一輪改革初期「輝煌之時」的情景異常之相似。

第一次足球改革的目的一是提高競技水平、衝擊世界盃；二是把足球推進市場，產生經濟效益，從而帶動中國足球產業的發展。在1994年職業聯賽正式問世之後，中國足球曾在1996、1997年間到達了一個短暫的輝煌時刻。儘管中國國家隊在1997年的十強賽中折戟，但不容否認的是，職業聯賽的成功主辦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特別是市場效益出人意料。在1994年職業聯賽出台之時，中國足協與國際管理集團在就聯賽冠名權問題進行談判時，第一年才以120萬美元（合1000萬元人民幣左右）的價格成交，以後每年以5％的比率增長。至1997年初，中國足協再次與IMG就續約問題進行洽談時，中國足協已將一年的冠名權費用提高至1.5億元人民幣！後者也同意成交。換而言之，短短三五年時間，甲A聯賽的市場價值已翻了整整10倍。

此番以2014年10月份國務院下發的「46號文件」(即《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為起步，到中央深改小組於2015年2月27日正式審議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標誌著中國足球徹底拉開了「二次改革」的大幕。在各方政策不斷傳出利好消息的新形勢下，作為職業聯賽的中超也在2016年正式步入了「五年80億」的新時代！從2014年的中超版權費8000萬，到2015年版權費10億、再到5年平均16億，一時之間，「金元」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足球的代名詞，中國足球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中超」，已成為世界足壇最具購買力的勢力，「爆買」也成為了中國足球當年的最新流行詞。

然而，就在甲A聯賽似乎要迎來中國足球的全新「黃金時期」之時，卻開始出現了「假、賭、黑」的苗頭。中國足壇在足協與IMG完成贊助續約的次年也就是1998年，爆發了著名的「3號隋波事件」。而王健林的萬達退出中國足球也是在那一年發生的。至1999年，中國足壇則更是出現了永遠被釘在恥辱柱上的「渝沈事件」……

當廣州恆大隊在2013年歷史性地站上亞冠聯賽冠軍寶座上時，幾乎所有人都相信中國足球將會迎來一個全新的明天。2015年，恆大隊二奪亞冠，更是增添了人民對中國足球的信心。然而，當時鐘走進2017年7月1日之時，隨著容大老闆聲淚俱下，一句「中國這麼玩足球，我們玩不起，任何人都玩不起啊！」這樣的場景與歷史何等之驚人相似？中國足球真的已進步了？

我們必須承認：時代與社會在不斷向前發展，20年的時間裡，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不容任何人否定。中國足球當下所賴以生存的環境與現實也與20年前有了根本性的變化。但之所以會出現似曾相識那一幕，從根本來說，還是在於中國足協作為一個行業的最高管理部門「疲於表功」、「窮於應付」。所謂「疲於表功」，就是在當前形勢下特別是中央和高層領導身為看重中國足球、甚至將足球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高度之時，滿足於點滴的眼前利益，沒有從根本上為中國足球的發展濾清思路並開展富有成效的、扎紮實實的實際工作。所謂「窮於應付」，就是針對出現的一系列不良苗頭，不是從根本上去予以解決，而是「躲」、「閃」、「騰」、「挪」，應付了事。對中國足球在新形勢、新環境下本身的應對策略以及如何進行深化改革，缺乏必要的研究，更談不上前瞻性。

國家體育總局在直面第一輪足球改革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時，曾這樣總結道：「體育界、足球界對於足球的規律和價值認識不清，理解不透。對社會化、市場化、職業化程度很高的足球項目發展規律沒有很好的把握，忽視項目的綜合效應和價值，往往眼光短視地過分把國家隊的成績作為唯一指標。還受『一改了之』思想的影響，使足球在競技體育發展全局中常常被邊緣化。」「對足球職業化改革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預判不足、應對失當。」

應該說，這樣的總結是相當到位的。但很遺憾，迄今為止的實際工作之中，這樣的情況依然還在延續著。於是，像出現容大退賽這樣的事件根本就是必然的。不止是容大「退賽事件」，同一天上海申花隊以8比1狂勝遼寧宏運的背後，也潛藏著某些不可告人的東西。而在此之前，延邊富德俱樂部的母公司退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當前中國足球「盛世」之下暴露出來的另一種危機。

足協要換「湯」更需換「葯」

近期以來，中國足壇出現的諸多亂象，表面看起來，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裁判問題」而引發的，無論是先前的奧斯卡遭停賽還是上港隊的博阿斯、胡爾克以及武磊遭停賽，再到容大退出事件的導火索超長補時以及點球判罰等等，無一不是如此。中國的足球裁判業務能力不高、無法滿足當前聯賽的需求，這一矛盾已經越發突出。但是，如果僅僅只是局限於「裁判」的業務能力與水平本身，則根本不可能從本質上改變足球，因為當前中國足球的核心問題在於：中國足協管理能力與管理水平的低下與中國足球發展需求根本不相匹配。

表面看起來，中國足協已「脫鉤」了，但為什麼中國足球這兩三年來給人的感覺就是「換湯不換藥」？看上去紅紅火火、風光無限，實質卻是基礎相當脆弱，任何一個細小的環節出現問題，就可能導致整個大廈的崩塌。這其中，很重要一點就在於「葯」沒有「換」！所謂的「葯」就是指「人」。早在兩年前中國足協宣布與國家體育總局「脫鉤」之時，筆者就曾明確指出，即中國足球能否取得實質性的進步與發展，恐怕最終還是取決於「人」。因為任何事務的「外因」並不是決定性因素，只有「內因」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再好的體制與機制，如果具體的執行之人無法滿足或達到要求，同樣不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現實的情況是：中國足協離「專業性」越來越遠，因為專業人士、專業人員越來越遠離中國足協，政務幹部、行政幹部反而越來越多。於是，中國足協的管理也就常常令人匪夷所思。在實際工作中，根本無法做到「既謀局部、又謀全域」，「既思前、又顧後」，「既符上意、又合下情」，無法真正去引領中國足球的發展，更談不上前瞻性的工作。

當中國籃球有姚明、中國排球有郎平、中國滑冰有李炎之時，中國足球沒有這樣既有號召力、又有公信力的人士，這其實才是當前中國足球最大的困惑，也就是「人」的困惑。這也就註定了中國足球的發展將較其他運動項目更為艱辛。中國足球之改革，首先需要變革是人、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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