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之衰不在商

最新 07-05

走進晉商

中華傳統文明是建立在農耕文化基礎上的，其倫理道德、社會秩序均構架於這一體系內，並為之服侍承歡，包括晉商在內的傳統商業也是這一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環。

先是太平天國、庚子拳變、辛亥革命，後是十月革命、外蒙獨立，「連續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衝撞，最終摧毀了山西商人」(見余秋雨《抱愧山西》文)。是「七七事變」後日本人的鐵蹄踏滅了灰燼中晉商最後的閃爍。太平天國使江南一帶晉商票號在劫難逃，但清廷藉助晉商票號財力支持的「剿匪」行動也為其引來了新的商機，庚子之變使京津地區的晉商全軍覆沒，但也因「賠得起」而挺過來了。１９１７年的俄國十月革命，１９２４年的外蒙獨立，１９２９年國民政府與蘇聯的斷交，使壟斷這一區域國際貿易的四百餘家山西商人的財產全被沒收公有，人員大都罹難，白銀損失一億萬兩，但這一斷其後路、去其利勢的變故較之辛亥革命帶來的根本性變化還是微不足道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綿延兩千年的封建帝制，它也是晉商衰亡的時間標誌。

皇權之下，捐官賄官、助振助響是晉商使用的慣熟套路，官商勾結使封建商業得以迅速膨脹，直至富埒王侯。與徽商科舉入仕的「正途」相比，晉商的捐錢買官是格外引人注目的。進入民國後，這一行徑雖然沒能派上大用場，失靠的商人們如臨淵履冰者，一時不知所措。早在洋務運動時，資本主義的工商業發展模式已漸為國人所認同，期間，作為晉商支柱的票號業沒能完成向現代銀行的轉型，商業資本也沒能向工業資本轉化，失卻了這幾乎是惟一的可使之脫胎換骨的機遇。這樣的機會為什麼沒有被晉商，也沒有被同樣興盛的徽商所把握，單單為領西風之先的江浙商人所把握，是有其必然原因的。民國以降，雖說封建餘孽不時沉渣泛起，但資產階級的治國方略始終是其發展的主流。這一意識形態下，資本主義的商業經營理念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泥沙俱下，而已形成一套完備經營程式的傳統商業是很難一下子接受這類匪夷所思理念的。此般情形下，傳統商業一下子沒了章法，棋枰屢錯，琵琶亂彈，晉商也由昔日的皇商巨賈迅速萎靡成了小販游商，也就無力熬過「七七事變」後時局的動蕩了。說其發展後期保守排外、固守陳規，那實在是無奈中的有奈，退勢中的守勢。

維持晉商幾百年有效運行的一套管理體制，以及這一體制下的激勵辦法、薪酬制度、勞資關係、權責結構，使今天參觀日升昌等票號遺址的人們無不為之感慨萬端，其精髓所在，至今仍不過時。其和諧連貫性能之好，慎密緊湊程度之高，儼然一部交響曲。晉商的衰敗實在不是因技術層面上的失誤。

那麼，為什麼在抑商情形下，晉商能如魚得水地發展起來，在重商情形下，反倒由盛而衰呢﹖抑商雖惡，卻是農業社會的治國策略。歷受束縛羈絆的商人們入鮑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重商雖善，盡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道路，陰牢暗獄一旦門窗洞開，自由清新的陽光會刺得囚徒睜不開眼，成為明亮里的盲人。晉商作為封建時期的封建商人，被匆猝切換至另一個舞台後，剎那失聲絕唱，因為那個舞台上演的已不再是古裝戲文，不再是山西梆子。為什麼晉商沒能像寧波幫、潮州幫商人那樣突出重圍，站在抵禦洋商的最前沿，為苦難中的國家承擔更大的責任，而是敗陣逃亡、全軍覆沒呢﹖一時一地之失利，一人一號之過錯雖然不足已概括其凋敝破落的原因。是五百年的三晉之盛成就了晉商，還是晉商支撐起了三晉五百年之盛，是百年來的東南之盛成就了東南商人，還是東南商人支撐起了東南百年之盛，一言難盡。

商之盛，不全在商業，商之衰，不全在商人。盛衰之理，雖曰天命，也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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