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究竟是举贤纳才还是阴险狡诈？
最近陈老师在研究《史记》与《资治通鉴》中越王勾践形象的比较。
《史记》与《资治通鉴》均为我国史学巨著，二书内容方面均系统记载了耳熟能详的一个个历史人物，其中勾践即是众多史学人物中备受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史记》及《资治通鉴》两书中，作者均不吝笔墨的对勾践人物形象予以了描述，从勾践复国灭吴的历史大事记着眼，凸显了勾践礼贤下士、忍辱负重、发愤图强的人物形象个性，为当时留下了一个楷模式的勾践形象。
从《资治通鉴》、《史记》中针对越王勾践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来讲，虽然司马迁、司马光二人都曾对勾践人物给予了史料描述，但是二人出发点却存在不同，司马迁着重通过勾践这一人物跌宕起伏的兴旺变化及内心世界分析，还原了一个血肉饱满的勾践形象；而司马光则侧重从读史明鉴角度，希望通过对勾践这一人物的史实为出发点，探讨其可鉴之处，所以二人不同写作出发点也相应造成了勾践形象描写层面的差异性。
《史记》与《资治通鉴》都描述了勾践聚贤纳才形象
从越王勾践的史学形象来讲，其原本并非是一个知人善用、聚贤纳才的君主，而是在经历了会稽山兵败之后，方才领会到贤良之臣谏言的价值，因此后续的治国过程中，遭遇敌动风波时即征询麾下谋臣建议。譬如，应文种之意向吴国求和，暂缓灭国之危；《资治通鉴》中即描绘了此君臣共谋之景：「执其手而与之谋」，体现了勾践对士大夫文种意见的虚心接受；除此之外，为了实现征伐吴国的愿景，勾践还做了众多准备，也屡屡接受谋臣范蠡谏言，如《资治通鉴》中对勾践同范蠡二人谋划攻吴最佳时机的描写：「吴，何时攻之，为宜？」，蠡曰：「微君王之言，臣故将谒之，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言下之意即伐吴时机已到，可予实施，勾践遵循文种之意，饲时而动，询范蠡之略，强势出击，最终实现了复国雪耻之愿景。
且《资治通鉴》中针对越王勾践选贤任能情景的描写，直白的借以一语蔽之：「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 揭示了勾践为复国伐吴，而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心境。但初归故地七年，勾践兵力并不强盛，因此求问众人后，得出了静待时机，等吴妄自尊大时一举攻克；而后伍子胥被吴王处死，勾践攻吴之心又起，询问范蠡遭否；而多次询问下臣，被拒绝后，耐心等待，在汇聚众臣意见后一举攻克吴国，也凸显了勾践对于贤能意见的接纳，为自身复仇提供了机会，刻画了勾践的虚心形象。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则描绘了则予以描写了勾践得吴王夫差赦免归国之后，礼遇贤良、厚待宾客的情景，「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同时也对勾践欲任用范蠡治国政，但范蠡对勾践举荐了文种：「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最终在文种、范蠡合力辅助下共谋大业，此过程中，越王勾践体现出了一种屈尊降贵、礼贤下士的良好形象。另外，《史记》中还描绘了攻伐吴国阶段，勾践善于听取谏言、知人善任的形象，虚心向楚国大夫包胥征询伐吴获胜所需条件，并向多位谋士问询伐吴计策的情景，通告全国范围征询能人意见；而范蠡借阴阳直到阐述了制敌之策，众多谋略、权术要求下，勾践逐一应允，最后在夫差主盟黄池会时机，围攻吴国、夫差自杀，勾践一雪前耻，此即体现了勾践在任贤纳良方面的素养。
《史记》凸显了勾践的阴险狡诈形象
2. 从《史记》与《资治通鉴》中对勾践人物形象描写的另一大差别，便是勾践阴险狡诈形象描写上存在的差异。很多人都晓得勾践的忍辱负重，复国雪耻之事，但却对其称霸诸侯国后暴露出的政治狡诈、权谋形象缺乏了解。而这也是《资治通鉴》中未曾提及的内容，在《资治通鉴》中仅描绘了勾践招贤礼才、富强越国的人物形象，却未对伐吴不可缺少的谋士范蠡、文种结局进行深入描述。
在《史记》、《资治通鉴》中，均肯定了文种、范蠡对勾践复仇雪耻的辅助作用，文种劝制过早伐吴，数次献计勾践，为勾践赢得了十年生聚的机会，竭力帮勾践雪了兵败耻辱，但复仇大业完成后，勾践却听信谗言，逼文种自杀，政治家面目全然凸显。《史记·范蠡传》中，曾描述范蠡身退后写给文种的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共患难，不可共乐，子何不去」。由此不难看出，范蠡出走非淡泊名利，而是为躲避灾祸，而后文种称病还乡，却被勾践赐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文种励志辅佐勾践，最终却落得兔死狗烹的结局，直观证实了范蠡的选择正确性，也体现了勾践的阴狠毒辣，虽了解文种的赤诚忠心，但出于功高盖主顾忌，因此不容于他。所以《史记》描述的勾践，即存在着君王贤德面，也有暴虐残忍面，是封建君主专制的直观体现，符合了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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