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狀元能夠成才？10年後最沒出息的孩子，就是這種

有多少狀元能夠成才？

文|楊東平（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

本文為「哎呦教育」推薦，選自2007年7月19日「愛思想網」

高考甫畢，各地的新科「狀元」紛紛出爐，成為一年一度的熱點。「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在我們這樣的考試大國，「金榜題名」為人生之大幸，狀元為眾生所仰慕，想不炒也不容易。北京的文理科狀元均為女生，而且近年來各地女狀元的比例居高不下，是一個有認識價值的教育現象。來自香港的競爭，令北京的理科女狀元徘徊於北大與港大之間，是另一個有意義的教育話題。

但真正值得認識和思考的，也許是「有多少狀元能夠成才」的詰問。伴隨科舉制的興衰，這樣的質問一直沒有停止過。據查，從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式開科取士到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廢止科舉的1300年間，有案可稽、有名有姓的狀元共計552人（也有649人、674人之說），但真正留名青史的，區區數人而已。有人稱知名者僅2人，武狀元為唐代的郭子儀，文狀元為明代的文天祥。其實晚清也有一些名狀元，如一代帝師翁同龢、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孫家鼐、「狀元資本家」張謇等。但絕大多數的狀元，的確是在歷史的長河中湮沒無聞了。由宋及清共產生了19位狀元的安徽省休寧縣是中國的「第一狀元縣」，該縣不久前修建了巍峨的「狀元樓」以弘揚本地的「狀元文化」。可惜這19位狀元均不知名，只留下了幾座「狀元及第」的徽派民居。

傑出的歷史人物基本不是狀元，連進士也不多，大多不是考試高分的優勝者，中外皆然。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等均屬少年愚頓，大器晚成。毛澤東、魯迅、胡適、郭沫若等等成才之路坎坷，也非早慧的優等生。魯迅1905年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春季升級考試的「成績報告單」：解剖59.3分，組織72.7分，生理63.3分，倫理83分，德文60分，化學60分，物理60分，平均分數65.5分。這並沒有妨礙他成為偉大的作家。美國國家檔案館最近公布的檔案，顯示多數總統青少年時代的校園表現平平。肯尼迪8年級時的語文考試僅得55分，約翰遜三年級的語法考試成績為D，老布希的考試成績多為六七十分。他們大多就讀公立學校，只有富蘭克林、羅斯福、肯尼迪、老布希就讀昂貴的私立學校。他們在孩童時代顯露的是個性鮮明、志向遠大、做事獨特的特徵。

那麼，現代的科技人才是否也循此規？由於缺乏大樣本的調查，此處僅有一局部數據。上海南洋模範中學曾分析過畢業自該校的23位院士的學習檔案，發現他們高三畢業時的學習成績，名列年級前10名之內的僅5人；從分數段看，居於前30％的有15人，居於中間40％的有2人，而居於後30％的有6人。如果追溯到初中、小學，他們中的大多數肯定不是名列前茅的尖子。

這樣的經驗其實我們並不陌生。當我們離開中學一二十年後轉身回顧，會發現當年班級或學校最出眾的「尖子生」已成凡人；而在不同領域嶄露頭角的，多是那些表現平平甚至毫不出眾的同學。有人稱之為「第十名現象」，即日後有成就者，往往並非當年的最拔尖者，多是那些中等偏上的學生。此類事例的教育意義，當然不是毛澤東所津津樂道的「高貴者最愚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的佐證；而是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教育與成才、考試與成才之間幽暗複雜的關係。

它告訴我們，中小學階段的學習成績，其實沒有那麼重要。成才或成功，取決於社會歷史環境等複雜因素，所謂時勢造英雄，不完全是個人能力所能左右的。而在特定的時勢中能夠成就偉業、出類拔萃者，所憑藉的主要不是考試所測量的學業能力。與智力因素相比，更為重要的是抱負、胸懷、勇氣、意志、堅韌等基本品質，是知人論世、審時度勢的悟性，是綜合素質，是情商。那些未能青史留名的狀元並非蠢才，只不過是循規蹈矩的「規範性」人才而已。那麼，在工作性質比較單純的學術研究領域，為何也有「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情況？對「第十名現象」的解釋是：那些尖子生為追求高分而付出過多，從而損害了一些更為重要的素質。正象馬拉松賽中的領跑者，往往並非最終的優勝者。

人生正是這樣一場漫長的馬拉松。對那些處於「教育恐慌」之中的家長和起跑線上爭先恐後的學生，需要說一聲「悠著點！」放開眼界，拋卻世俗的功利標準，狀元和第一本不重要，成功的教育是每一個人的自我發現和自我實現，真正重要的是人生的幸福和圓滿，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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